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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写作技巧

  1. 中共上海市金山区委研究室刘细彦：

调研报告怎样把原因析透…1

二、党政机关

  1. 中共绵阳市委党校黄丽沙：

村级片区“大党委”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5

  1.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党建解题聚合力企格融合提效能 郑州航空港区探索产业功能区高效

能治理的实践与启示…8

  1. 中共寿宁县委党校吴正洪：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逻辑依据、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 以福建省寿宁

县下党乡为例…13

  1. 全国政协办公厅研究室、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联合课题组：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探索与现实问题…22

  1. 郑桂春：

关于宁波市乡村风貌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调研与思考…29

  1. 芦山：

关于引导河南微短剧产业做优做强的调研与思考…35

  1. 衡水市冀州区农业农村局李慧思：

管好用好农村集体资源资产以冀州区为例盘活农村资源的调研…42

  1.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总工会财务资产部：

规范财务管理助力工会发展 来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工会财务管理

工作规范化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47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调研组：

深度调研现代不现代，关键看村寨 环江毛南族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调查与思考…50

  1.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融媒体中心彭国红：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工作

的实践探索与优化路径以溆浦县融媒体中心为例…5712．弋阳县林业局钟日灵：

基层林业生态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62

  1. 河南省郑州市纪委监委课题组：

加强办案质量全周期管理…68

  1. 敦化市人民检察院李祖慧：

检察听证工作实践探索及完善路径以延边地区检察机关为例…70

  1. 凯萨尔·喀斯木：经营社会资本：经济能人返乡治村的行为逻辑研究

基于福建省B乡的调研…78

  1. 四川省委党校课题组：

厘清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新”“难”“落”三题…92

  1. 南存阳市在农业技问术推题广中及心张忠良：

南阳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践经验、存在问题及对策…96

  1. 淮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李赞军：

强化政治引领聚力攻坚突破 推动淮安交通运输行业两类群体党建高

质量发展调研报告…102

  1. 绍兴市财政局社保基金绩效管理改革课题组：

深化社保基金绩效管理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以浙江省绍兴市为例……107

三、高校

  1. 广州华商学院郗盛兰：“党建+”模式下学生党支部建设的实践探索与

成效研究以H高校学生党支部为例…114

  1. 杜文海：

“三融合三引领”高校党支部工作法引领专业转型发展的实践探索…119

  1. 嘉兴南湖学院陈轶甄：

党建引领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实践探索…123

  1. 广西师范大学档案馆张小文：

高校毕业生档案归档培训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26

  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航空学院讲师葛徐艳：

高校党建引领组织育人的实践探索 评《协同共育：高校党建引领组

织育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31

  1. 李晓雨：

高校异地研究院党员教育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133

  1.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陈毅城：

吉林省碳金融市场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138

  1.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杨玲：农村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现状、问题

及对策研究以重庆农商行为例144

  1.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蔡文成：

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人大的实践探索为例……150 29．宋文婷：

厦门地区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政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158

  1. 陕西省宝鸡教育学院高扬：踏访校园寻需求研思并行促师培 关于宝鸡

市幼儿园、小学教师培训情况的调研报告…164

  1. 新疆农业大学陈焕：

乡村振兴背景下高校对口帮扶问题及对策研究…170

  1. 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盛媛媛：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问

题及对策研究以聊城市东昌府区于集镇为例…17633．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沈爱凤：乡村振兴战略下“职农互助”育人模式

创新研究基于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实践探索183

  1. 西藏农牧大学亢桀：

新时代大学生国防安全意识培养的问题及对策研究…192

  1. 黑龙江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凤：

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问题及对策探析…198

  1.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王玉香：

新时期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工作以神农架林区阳日村为例…203

  1. 甘肃省古浪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马国洋：

新时期中职学校德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07

  1. 曾令斌：行业特色高校课程思政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重庆

交通大学为例…213

  1.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莫鹏巧：职业本科院校党建带团建实施路径研究

基于学生党支部党建品牌建设实践探索…22940．王爱芬：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施中的问题及对策…235

  1. 衢州中等专业学校徐清：

中职学校手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44

四、企业

  1.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赵帅：

党旗领航强根基培优赋能促发展 金岭矿业党委创新

构建“四五”党员培优体系的实践探索…250

  1. 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梦媛：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改革对县域

金融影响的探究基于内蒙古农信机构改革的实践探索255

  1. 广西贺州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韦杰文：

国有混改企业监督管理体制的创新与实践探索…258

  1. 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粤西审计中心祝国军：

农村中小银行经济责任审计责任认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63

  1.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倪明东：破立并举促转型系统变革启新程

中铝国际坚持高质量党建引领推进深彻改革实践探索…272

  1.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水文地质局何静静：

企业后勤经济管理的问题及对策探析…276

  1. 宜城市雷河镇人民政府陈玲：

数字经济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283

  1. 长春欧亚卖场有限责任公司龙春帆：

新形势下企业在业财融合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85

  1. 云南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饶永恒：

云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93

  1. 国能陈家港发电有限公司王益民：支部攻坚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

国能陈家港发电有限公司的实践探索…300

  1. 重庆三峡银行课题调研组：

重庆三峡银行：让金融服务和金融宣教“比翼齐飞” 来自重庆三峡

银行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的调研报告…305

五、医院

  1.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医务处曲晶：

大型综合医院资源配置优化与患者就医体验提升的实践探索…311

六、其他

  1. 《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报告 基于协同创新视角的京津冀新质生产力

发展研究》课题组： “十五五”时期京津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关建议315

  1. 中国电子产品可靠性与环境试验研究所高洋：

广东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问题及对策…318

  1.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宋雪：

河北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329

  1.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联动发展绘就共富新图景 苏浙粤闽经济大省推进

共同富裕的观察与思考…332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信息中心工程师丁鑫：

中国传统村落调研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临溪镇周坑村338

调研报告怎样把原因析透

中共上海市金山区委研究室刘细彦

原因分析居于撰写调研报告承前启后的核心地位，既是问题描述的深化延伸，又是对策制定的逻辑基础。高质量的原因分析如同医学诊断，要求调研者从繁杂的表象中精准识别病因，既要避免“头痛医头”的肤浅归因，也要防止“过度诊断”的理论空转。要全面、准确、系统、深入地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应当由此及彼，如同一叶知秋，从一件事物联想到另一件事物，从一个领域扩展到另一个领域；应当由表及里，如同层层剥笋，剥去重重表象，脱掉层层迷雾，从而洞察事物的真相和本质。怎样把原因析透呢？笔者认为，可从四个关键视角对原因进行透视、分析和研判。

一、聚焦主客根源，剖析认知偏差与操作梗阻

此视角聚焦主观认知与客观操作对问题产生的根本性影响，强调认知因素是一切问题产生的根源性因素，操作因素是一切问题产生的基础性因素。要求分析者突破“就事论事”局限，在“观念—行动”的闭环中把握问题本质。厘清认知因素和操作因素，可从虚实结合出发，选择两种角度。

一是以虚带实，深挖认知错位的主导作用。深度挖掘认知根源，分析认知与问题之间的支配关系，体现深刻性。

比如，当前一些地区和单位看似在执行中央“过紧日子”的规定，结果却是省小钱、花大钱，不仅增加了财政负担，还影响了工作开展。剖析产生这种“怪现象”的成因，之所以出现“目的为省钱，结果多花钱”的现象，源于基层干部存在认知错位，将安全优先压倒了效能优先，只要跟规定有出入，就层层审批，哪怕多耗时间、降低效率也在所不惜，认为照章办事、程序合规最为保险。这就弄清了一些地区和单位落实“过紧日子”的规定，目的在于“真免责”，而不在于“真省钱”，造成“无效省钱”。这种现象与“花钱买平安” 的隐性文化相耦合，“程序合规即免责”的自利意识支配着制度的执行行为。

二是以实证虚，揭示操作缺陷的制约效应。实际观察操作因素，分析操作与问题之间的制约关系，提高说服力。操作因素构成政策落地的物理基础，其缺陷往往导致“目标—手段—结果”的链条断裂。

前文“过紧日子”案例中，交通费报销制度的刚性约束与成本动态变化存在根本冲突，规定“高铁优先于飞机”，却未建立票价波动响应机制，当机票

折扣价低于“高铁+住宿”组合成本时，制度反而推高行政支出。这种执行“过紧日子”规定的机械状态，说明科层制“标准化”要求与复杂管理场景不适配，带来南辕北辙的后果。

二、透视现象本质，辨析浅层症结与深层根源

此视角强调问题的本质常常掩盖在表象之下。要求我们从目之所及、耳之所闻的浅层因素出发，剔除非本质干扰，逐步触及引起问题的深层因素，发现问题的本质特征和鲜明个性。厘清浅层因素与深层因素，可从因果关系切入， 运用两种方法。一是垂直深挖，追踪单一问题的因果链条。针对“单因单果” 的线型问题，即一个原因所引发的一个问题，就应当立足基点、垂直深入，沿着“现象—症结—病根”路径逐级深挖来分析成因。

比如，撰写老旧小区“停车难”问题的调研报告，涉及某市一老旧小区有1600余户居民、约700个停车位，天天上演“抢车位大战”，导致居民“有家难回”“有门难出”。表面看，这是停车位供不应求引发的问题；深一层看，空车位、“僵尸车”占位大量存在，停车位资源配置不合理，加剧了供求矛盾；更深一层看，小区停车“封闭式管理”方式存在弊端，小区内“固定车位制”、区域间“车位割据”，导致“有车无位”“有位无车”并存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二是多点归因，解析复杂问题的成因网络。针对“多因一果”的复合型问题，即多个原因所引发的一个问题，就应当选择多点、定向审视，按照“因素集—作用机制—权重结构”的框架来分析成因。

比如，撰写城市规划问题的调研报告，涉及某镇河道蓝线专项规划河道面积1.93公顷，规划的河道位置在3个厂区地面上“穿肠而过”。产生这种离谱的规划，原因是多方面的：目标设定失准，市级水务部门要求下属某县“十四五”期间新增河湖水面149公顷，明显超越了该县开河挖湖承载力；编制过程失效，规划编制人员对上不沟通，对下不调研，闭门造车，纸上谈兵；审批机制失灵，河道蓝线规划征求意见走过场，连规划对象都蒙在鼓里。这就弄清了，是目标设定的先导因素、编制过程的基础因素和审批机制的保障因素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催生了“穿越厂房”的荒诞规划。

三、贯穿历史现实，追溯发展脉络与当下诱因

此视角强调历史因素构成问题的遗传基因，而现实因素构成问题的诱发机制。厘清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应兼具“考古学家”的纵深视野与“新闻记者”

的当下敏锐。

一是回溯历史，梳理问题的生成路径。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有将事物和现象放到历史的长河中考察，从历史进程中分析，才能挖出历史根源对现实问题的影响。

比如，某县124个行政村，经济薄弱村占比达到84%，村级总负债达6亿余元，不仅基层治理缺乏物质支撑，农民收入和福利也深受影响。要用历史眼光分析村级债务的形成路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投资失败而产生的债务尚未完全消化，为完成上级交办的农村道路、水利、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又新增基建债，为农民集中居住发放安置费也产生新债务。政策周期的波浪式推进与村级收入的乏力性增长形成尖锐矛盾，使村级收支持续处于“拆东补西”状态，导致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

二是立足当下，剖析问题的现实推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学者克罗齐），历史与现实本来就是贯通的，既要与历史对话了解过去，更要与现实对话把握当下。前例中，村级债务的形成也有着复杂的现实情况。进入新世纪，村级债务出现了新的增长点，有提升基础设施能级而产生的债务，有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而形成的债务，有给农民增加福利而带来的债务。由于财政转移支付不足、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村级组织被迫举债维持运营。

四、厘清内外边界，把握主体能动与环境约束

此视角强调问题的产生源于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内部因素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基础，是主导因素；外部因素是事物发展的外在条件和环境，是制约因素。厘清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应区分“可改变”与“需适应” 的边界。

一是聚焦内因，理解主体的适应性选择。内部因素属于主体自身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因素，可根据自身的现实基础，进行自主选择。

比如，某县2021年至2023年扩建项目完成工业投资额64.87亿元，仅占全县工业投资额的20.33%。存量企业改扩建对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投资的支撑力非常疲弱。企业之所以对改扩建热度偏低，源于企业对改扩建政策环境的理性回应。土地全生命周期管理政策（2014年）要求企业改扩建须重新签订工业用地出让全生命周期合同，承诺绩效指标，并承担法律责任。而该县工业发展能级总体偏低，少数实力强企选择“扩能策略”，如某生物制药企业投入3000万元升级环保设施；部分中等企

业倾向“分支策略”，如某电气设备制造企业因难以跨越存量企业改扩建政策门槛，决定存量部分在当地维持现状，到邻省近期投资6亿元、远期投资30亿元新建工厂；小微主体则被迫选择“妥协策略”，放弃改扩建，维持简单再生产。这是企业根据自身现实基础，面对公共政策所作出的自主性选择。正是这种选择，降低了存量企业改扩建的比例。

二是审视外因，揭示制度的刚性约束。外部因素属于主体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外界环境因素，是自上而下的刚性制度约束。主体一般只能适应，或通过一定渠道，提出对公共政策、管理体制等进行调整、调节的诉求，无法进行自主控制。

前例中，上级政府部门对辖区内的存量企业改扩建，设置了环保安全要求、科技创新状况、绩效指标水平等准入标准。某些上级政府部门面对企业改扩建的申请，简单地对照文件的条条框框，按照“本本”进行比对衡量，符合则“进”，不符合则“止”。有的企业数年间屡次对职能部门表达出改扩建意愿，却始终徘徊在改扩建的大门之外。政策门槛堵住了存量企业改扩建“登堂入室”。

四大视角构成了有机诊断系统，其中：聚焦主客根源解决“认知—行为” 关系，透视现象本质把握“现象—本质”距离，贯穿历史现实连接“过去—现在”脉络，厘清内外边界划定“主体—环境”范围。优秀的调研需要四维联动，形成立体式原因剖析，架设连接问题与对策的坚实桥梁，为开出标本兼治的治理良方提供坚实支撑。

村级片区“大党委”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中共绵阳市委党校黄丽沙

（2025年10月14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在乡村发展中，以问题为导向，探索村级片区“大党委”，聚集基层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村级片区“大党委”

的地方探索蕴含着村级片区“大党委”的现实逻辑、实践路径以及实践经验。

一、村级片区“大党委”的现实逻辑

花荄镇村级片区“大党委”聚焦乡村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根据资源互补、

产业相融、地缘相近的原则把行政村划分为不同片区并在不同片区成立“大党委”，引领片区村协同发展。

花荄镇辖10个社区、11个行政村，其在乡村发展中面临着三大突出问题：

第一，发展各自为政，碎片化现象严重。各村作为单独的行政村，往往把本村发展的视野和规划局限在管辖范围内，与外村的联动不足，发展碎片化现象严重。第二，统筹范围有限，资源难以集中。各村在本村管辖范围内统筹资源， 导致资源很难在村与村之间交流统筹，资源禀赋难以集中并发挥较好的作用。第三，产业多样，不成规模。有的村搞绿色蔬菜种植，有的村搞水果种植，有的村搞乡村旅游，有的村发展传统水稻，产业形态多种多样，但都不成规模，

市场竞争力较弱。针对发展中的问题，花荄镇充分考量三大因素划分片区：第

一，充分考量各村资源禀赋。对资源现状进行准确摸排，将资源互补，有利于资源集中的村优先划分为一个片区。第二，充分考量各村产业发展现状和潜能。将产业发展相融相近的村优先划分在一个片区。第三，充分考量各村地理位置。

从空间布局和交通现状等方面进行摸排，把地缘相近、交通联系便捷的村优先划分在一个片区。综合以上三大因素，花荄镇将11个行政村划分为现代都市核

心片区、花城果香乡村振兴统筹发展片区、红花源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片区、现代农业精品片区，并在每个片区设置“大党委”。从全镇范围看，形成了“党建引领、分片发展、融合互动、全域推进”的乡村发展格局。

二、村级片区“大党委”的实践路径

花荄镇村级片区“大党委”立足党的建设、经济发展、基层治理等职能，

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聚焦农村产业发展，形成了“1+N+1”的具体路径。

    1. 第一个“1”指村级片区“大党委”。“大党委”由书记、副书记、委员组成，建立请示报告、议事决策和统筹调度三大机制，形成统一领导、区域协同、顺畅高效的组织体系。村级片区“大党委”是镇党委和片区村党支部的沟通桥梁，主要加强片区村的指导和协调，但不代替各行政村党支部，不改变行政村现有的机构设置，各村保持独立运行。在片区村协同发展中，“大党委”犹如“大脑”，在实现片区发展思路同各级党委决策部署对标对表，坚持片区正确发展方向，在集中片区发展力量中发挥了“主心骨”的作用。

    2. “N”指村级片区中的多种发展资源。村级片区“大党委”通过多种方式，统筹多种发展资源。第一，统筹主体资源。采取“村+村”“村+村+企业”等模式，以片区内村党组织为基础，以辖区内龙头企业、大型合作社为共建对象，指导村集体经济组织搭建农村经济发展论坛，建设产品展示中心，举办产品展销会，邀请片区合作社、家庭农场、乡村旅游企业等各类经济组织参会参展，促进产业相近、类型趋同的专业合作社成立合作联社，壮大抱团发展主体。第二，统筹资产资源。开展村组集体资产资源专项排查，将沟渠、道路、山林、土地、房屋等集体资产分类建立台账。在统筹使用村集体资产的基础上，采取租赁、入股分红等形式，将村组资产、闲置农房和低效建设用地等流转至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统一管理、统一使用、统一包装、统一经营，让闲置资产资源有效发挥作用，实现最大效益。第三，统筹人才资源。建立片区人才库和村级人才驿站，将农村致富带头人、专业技术人才、村级后备力量、退伍军人和大学生等群体纳入台账管理，搭建人才交流平台，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

    3. 第二个“1”指片区成立一个创业服务公司。引导村级片区内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联合成立一个创业服务公司，增强片区发展动力。创业服务公司在村级片区产业发展、集体经济壮大以及村民致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花城果乡乡村振兴统筹发展片区“大党委”组织九合、红武、联丰等村集体经济组织联合成立美丽花城创业服务公司，经营土地流转、水果种植、乡村旅游等产业项目，近年收益突破160万元，带动村集体经济共同增收100万元，带动1500余户村民年人均增收8000余元。

三、村级片区“大党委”的实践经验

花荄镇村级片区“大党委”坚持党建引领片区村发展，破解农村资源统筹难题，聚焦片区产业发展，有效推动乡村振兴。

  1. 坚持党建引领片区发展

村级片区“大党委”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一方面，充分发挥政治功能。“大党委”领导片区村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清发展思路，保持正确发展方向，进一步加强了党在乡村振兴中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组织功能。“大党委”着眼片区整体发展，在人才培养、空间规划、资源配置、产业发展等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上，加强组织协调，发挥着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作用。

  1. 聚焦发展主要矛盾

村级片区“大党委”将产业振兴视为乡村振兴的基础，聚焦片区产业发展。“大党委”立足农村产业多样但不成规模的实际，利用资源禀赋优势，找准片区特色产业，推动特色产业在片区内形成一定规模，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大党委”结合资源禀赋不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健全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机制，丰富农民增收渠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

  1. 破解资源统筹难题

村级片区“大党委”解决了统筹什么资源、怎么统筹资源的乡村发展难题。资源是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在“大党委”的指导和组织下，片区摸排各种资源的实际状况，建立资源台账，为资源统筹工作打下基础；再根据片区内资源情况，规划片区发展；最后根据片区发展规划，统筹片区村资源的流动和利用。有效破解农村资源不平衡、流动不佳、利用低效、重复投入等难题，为片区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

党建解题聚合力 企格融合提效能 郑州航空港区探索产业功能区高效能治理的实践与启示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2025年10月10日）

高效能治理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和必然要求。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以下简称“航空港区”）自2013年获批设立以来，发展动能强劲， 构建起了以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目前，全区累计入驻各类市场主体超8万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75家，成功引进了以富士康、比亚迪、超聚变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和数百家产业链配套企业。这些企业的密集入驻，带来了近30万产业工人大军，形成了多个万人级员工社区。员工来源广泛、流动性强，对居住、生活、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高密度的需求。近年来，航空港区坚持以党建为统领，积极运用“党建+网格+大数据”模式，以专属网格精准服务保障重点企业，创新探索“企格融合”共治共享新机制，通过优化空间适配、激活多元主体、降低制度成本三大路径，为产业功能区高效能治理提供了实践样本。

一、以打造“企格融合”新模式，助力高效能治理实践

面对行政单元与要素流动错配，以及服务覆盖半径过大、响应迟滞、责任虚化等效能瓶颈，航空港区坚持党建引领，聚焦空间适配与资源下沉，精准发力。一是创新“专属网格”治理模式，精准匹配企业集群与员工分布规律。推动治理空间与经济空间、生活空间有机统一。以富士康员工“工作在园区、散居于社区”的空间二元结构为例，航空港区创新设置“独立生活型专属网格”，构建“IT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工作站—楼栋网格”三级穿透式架构。二是推行“楼栋即办”服务机制，集成资源下沉公寓网格末端。在富士康员工集中居住的9个公寓区细分51个楼栋网格，

推动社区专员、党员骨干驻点服务，集成警务、医疗、文娱等12类资源打造“三室一站四中心”（警务室、医务室、心理咨询室、微型消防站、文化活动中心、员工权益保障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妇女关爱中心），设置共享厨房等，实现高频事务“楼栋即办”、生活需求“门口解决”。三是以“绣花功夫”创新完善问题发现与解决机制。长安路社区同步深化“五单工作法”，通过“居

民点单、支部派单、全员接单、群众评单、组织晒单”闭环机制，显著提升服务响应效率与满意度，微心愿办结率高达91.3%。实践证明，以党建为统领，推动治理单元精准适配产业生态与人口流动，并确保资源要素依托组织体系高效下沉、闭环运行，是破解产业功能区治理碎片化、服务滞后性难题，最大化释放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

航空港区人员流动性较大，聚力共治问题突出。该区对高度流动的人口和“三新”就业人员的力量整合，激发多元主体参与，有效弥补了政府单向治理的局限。一是实施“三找三结合”机制。通过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党员找党员；结合就业登记、居住地登记、党员管理系统，实现精准纳管企业流动党员；组建党建指导员队伍，“一对一”指导新经济组织规范组织生活。二是构建新就业群体“双向赋能”模式。比如长安路社区引导快递员通过上报隐患、政策宣传换取积分兑换服务，推动其从“服务对象”向“治理伙伴”转变；全区聘请136名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担任流动网格员，发挥“移动探头”优势累计上报社情民意、治安隐患等线索2712条。三是研发推广“骑手码”，实现“三新”群体全覆盖。为破解新就业群体“进门难”问题，在航空港区的168个社区（楼宇），推广“骑手码”，同步建设2处大型“司机之家”和8个流动式“红港驿站”，提供歇脚喝水、加热饭菜、应急充电等10余项基础生活服务，以德治柔性激励凝聚治理共识。这些实践说明，流动性治理的关键在于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网络，特别是激活边缘群体的潜能，使其从治理对象转变为积极的治理力量。

直面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企、体制机制障碍突出等深层矛盾，航空港区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打通高效能治理堵点。一是首创“一统十联”机制。党委统领联动深化改革、作风建设、清廉建设、组织保障、宣传保障、法治保障、社会保障、审计监督、巡察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十大领域，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赋能，通过党委统筹实现跨部门协同。在流程再造层面，接入AI大模型归集数据，首批实现交通、烟草、城管、教卫体等4大重点领域15个高频审批事项“即来即办”。推行“桩基先行”“多评合一”等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显著压缩项目建设周期。二是设立营商环境投诉监督中心。建立“专窗、专员、专线、专号”24小时响应机制，实行投诉“3日内分流、30日内办结”。创新“行政执法+检察+纪检监察三大监督”联动，推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等包容审慎监管政策。三是搭建技能人才“创业—创新—创造”三创体系。

稳定的生活保障与归属感是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潜能的基石。富士康山顶公寓打造“入职即服务”全流程服务链，保障员工上下班服务，提升员工在港归属感和工作满意度。航空港区还进一步构建了覆盖技能人才发展全链条的支持政策：在“创业”端赋能，开展技能人才创业孵化一站式服务；在“创新”端激励， 联动重点企业共建“揭榜挂帅”机制；在“创造”端转化，鼓励技能人才将创造性劳动转化为市场价值与个人收益。

二、以深化“企格融合”新成效，检验高效能治理成色

组织根基全面夯实，政治优势充分彰显。党组织通过深度融入经济组织的核心业务流程和治理结构，能够有效发挥政治引领、资源整合、协调服务和凝聚人心的功能。航空港区政治引领下组织体系深度嵌入产业肌理，新兴领域党组织数量显著增加，形成“龙头企业党委—园区党总支—企业党支部”三级架构。郑州比亚迪工厂在动力电池电芯快速下线、项目高效建成投产方面树立了行业标杆。全省首家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实体化运作，推动“菜鸟党建模式”在全国26个物流园区推广。这些成效验证了将党的组织网络植入产业关键节点，可有效提升生产力。一是实现了空间嵌入，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项目工地上、楼宇网格中，确保组织触角直达治理末梢。二是实现了功能嵌入，将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紧密结合，避免“两张皮”。三是实现了价值嵌入，通过党员先锋岗、责任区等载体，将党的先进性要求融入企业文化，引领员工价值追求。

幸福共同体加速形成，认同归属显著提升。公共服务可及性增强了凝聚力，场景营造则有效提升了认同感。航空港区通过打造一系列有温度的物理和社交场景，将产业空间转化为生活家园和情感共同体。一是居住环境显著改善。IT社区通过智能采集员工生活习惯数据、运用大数据算法优化室友组合，有效降低室友矛盾发生率。二是人文关怀持续提升。长安路社区“六步柔性调解法”实现矛盾复发率低于5%。新建482个骑手专属停车位，并将“红港驿站”等暖心设施打造为新就业群体看得见、摸得着的关怀符号，有效解决其“停车难”“休息难”等问题。三是情感认同日益增强。全年开展各类活动、节日活动、文体活动总计185场，惠及员工超10万人次。富士康员工住宿标准从8人间优化至6人间，首批400间酒店式公寓、家庭式公寓试点已投用。这些场景不仅提供了功能性便利，更传递着尊重、关怀、包容的价值信号，让产业工人、新就业群体从“物理集聚”走向“心灵契合”，培育了归属感和“共建共治共享”的责任感。

发展生态持续优化，市场活力竞相迸发。制度性成本降低释放市场活力。企业开办实现“秒批秒办”“智能审批”，市场主体持续增长。“土地超市” 提供云上选地、实景看地、在线下单、个性化定制推荐服务，项目落地效率有效提升。“一统十联”监督治理解决企业难题167个，查处损害营商环境问题36起。法治护航下，众多物流电商巨头密集落地，2024年跨境电商进出口货值同比增长55.6%，国际公路货运量同比增长2.2倍。航空港区建立了涵盖行政执法、涉企检查、处罚裁量、信用监管的“四张清单”制度，以包容审慎监管为新动能保驾护航。航空港区的实践清晰展现了这种协同红利。一是政治引领与市场机制协同，打破了行政壁垒，提升了要素配置效率。二是法治保障与创新包容协同，稳定了市场预期，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三是高效服务与严格监督协同，既便利了企业，又规范了权力运行。这种多层次、多维度的制度协同，有效降低了制度摩擦成本，形成了“良法善治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三、产业功能区高效能治理的经验启示

航空港区“企格融合”模式的探索，为破解产业功能区普遍面临的治理难题提供了深刻启示。其核心在于坚持党建引领，以系统性思维推动空间治理、主体激活与制度创新协同发力，实现高效能治理赋能高质量发展。

促进党委统筹与法治护航有机统一。实践证明，有效降低产业功能区制度性交易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必须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并辅以坚实的法治保障，二者协同实现破除障碍与稳定预期的目标。一是强化党委统筹破障攻坚。发挥党委主导作用，推动“土地超市”“桩基先行”等流程再造，破除行政梗阻。探索构建“纪检监察工委+职能部门+市场主体”常态化联动监督机制，运用“红黑榜”压实各方责任，形成协同治理强大合力。二是夯实法治保障稳定预期。刚性落实行政执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等制度，严格规范自由裁量权，执行好“首违不罚”“轻微免罚”等包容审慎监管政策。深化法治在跨部门协同中的作用，推动司法执法资源前置服务。建立健全营商环境法治评估与风险预防化解闭环机制。强化纪检监察监督震慑力，对破坏营商环境行为“零容忍”，确保制度创新红利充分释放。党委有力统筹为改革破冰前行提供动力，法治坚实保障为发展划定轨道提供预期，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形成了“良法善治促发展”的长效机制。

推动精准匹配与数智赋能深度融合。有效解决产业功能区“空间失配”问题，关键在于构建能动态适应经济生态的治理单元体系，并充分发挥数字智能

技术的驱动作用。一是科学灵活设置治理单元。依据产业布局、人口流动和实际功能需求，科学构建“基础网格+专属网格”结构，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党建引领下资源配置的精准高效。二是深度融入数智技术驱动。实施“网格员+智能终端”模式，实现需求即时发现、服务精准供给。运用数字孪生等技术构建虚拟治理模型，对人口动态、设施运行、事件处置进行精细管理和智能预判，推动治理决策从依赖经验向依靠数据转变。数据流深刻影响并优化治理流程，是提升治理前瞻性和精准性的关键路径，也是“党建+科技”融合赋能治理现代化的生动体现。

强化组织扎根与德治浸润协同并进。应对产业功能区人员高流动性带来的治理主体“悬浮化”难题，航空港区经验凸显了筑牢组织根基与创新德治纽带的重要性，共同构建富有韧性的治理网络。一是深度嵌入筑牢组织根基。将党的组织体系深度嵌入产业链条和新业态领域，规范流动党员管理流程，推动“流动网格员”等有效做法制度化，确保新经济组织和新就业群体“落地”之初即同步纳入组织覆盖和服务保障体系，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网络的稳定性。二是创新拓展德治柔性联结。不断丰富拓展“红港驿站”等服务阵地的精神内涵，通过选树先进典型、组织技能竞赛提升新就业群体的职业荣誉和社会认同。推广“以服务换服务”互助模式，营造互助共享社区氛围。建立健全志愿服务积分体系及线上线下融合的综合服务平台，提供法律、心理、职业发展等支持。引导企业将员工参与社区治理表现纳入评价体系。组织力量提供框架支撑，德治力量滋养情感认同，二者有效融合是凝聚多元力量、构建可持续治理网络的核心支撑。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逻辑依据、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 以福建省寿宁县下党乡为例

中共寿宁县委党校吴正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使其真正成为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坚强战斗堡垒和团结带领群众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这些重要论述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三农”工作的内容进行了拓展与深化，为新时代背景下以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依据和实践路径。

一、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逻辑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是基础”“农村稳则天下安”，这一重要论断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战略提升为国家发展的重点战略，明确了党建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关键地位。在新征程中，乡村高质量发展需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充分发挥高质量党建的引领作用，统筹推动产业升级、人才培养、乡村文化重塑、生态环境改善和基层治理协同发展，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动能。

（一）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为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提出应将农民加以组织和动员，强调政党应由城市向乡村延伸，逐步在农村发展壮大，成为一支重要力量。［2］3农民与资产阶级及其资本存在根本对立的矛盾，因而他们自然而然地将肩负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任务的城市工人阶级视为自己的主要依靠和领导力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要求在农村建立政权组织——农民代表苏维埃，建立农村党支部，改选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建立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工会，从而使布尔什维克党牢牢掌握了农村基层政权，推动了苏俄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继承了这一科学理论主张，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农村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相继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等重要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逐步建立起以党建为核

心的制度安排和责任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将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重点任务。党建工作既筑牢了乡村振兴的政治根基，也通过优化组织体系、强化治理能力持续推动乡村发展。由此可见，解决好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革命与政权建设的重要任务。

（二）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历史逻辑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成功经验的内在赓续， 彰显新时代党对农村工作领导力的全面加强。回顾党的发展历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不断实践中艰难摸索，最终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这一阶段，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并积极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恢复工作。在解放战争期间，党广泛发动群众，推动废除封建和半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3］，使得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被极大激发，为党团结群众赢得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打下了坚实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引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推动集体经济发展， 逐步实现了党组织从乡镇延伸至村级的全面覆盖。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互助合作迅速推进，截至1957年，农村党员数量已增长至600万至700万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将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结合，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发挥党员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会议强调，要着力夯实农村基层组织体系建设，特别是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注重选优配强带头人，切实打造能够团结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实现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圆满收官，党的二十大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重点任务，并明确“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推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协同发展、全面提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借鉴“千万工程”的成功经验，建立健全乡村全面振兴的长效推进机制。高效统筹政策、资金、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集聚，让发展红利真正惠及广大农村群众，推动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三）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

党的组织体系是其力量的根本保障。要实现党的全面领导并高效推进乡村

各项工作，关键在于组织体系的健全与运转有力。在农村地区，基层党组织是党联系群众、推动工作的根本力量，其组织力和凝聚力直接决定着乡村治理的效能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效。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重心下移、夯实基层”的工作导向，强调县级党委在统筹乡村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全面推进以党建工作引领乡村振兴，持续推动政策、人才、资金等资源向农村一线精准投放。作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农村基层党组织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确保涉农政策在基层落地见效、发挥实效。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发挥带头作用，在乡村治理、公共服务以及乡风建设等方面主动担当、引领示范。同时，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其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提升，是实现乡村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条件。［4］建立健全以党委为核心领导、政府为责任主体、社会组织为有效支撑、农民群众为建设主体的多元协同机制，强化“五级书记”责任落实，凝聚各方力量共建共享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总之，党建推动乡村振兴既源于马克思主义“三农”问题的基本理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农村工作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了新时代破解“三农”困境的现实需要。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执政党，党的自身建设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引领乡村振兴的成败得失。

二、下党乡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一）下党乡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制约因素

党建强，则乡村兴；党建兴，则振兴路广阔。然而，在实践中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仍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亟须正视并加以破解。以下党乡为例，当前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的功能发挥不充分，农村发展动能不足。下党乡在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实践中，存在部分村级党组织在推动产业发展方面作用不明显，村干部与党员缺乏现代农业知识和市场观念，不能因地制宜引导特色产业发展等问题，导致“党建抓项目”沦为形式，在产业链构建、招商引资、产销对接等方面也缺乏系统谋划与资源整合能力，未能实现从“组织引领”向“发展带动”转变。下党乡虽有初步文旅品牌，但村党组织在推动农文旅融合、壮大集体经济方面缺乏实操能力和制度保障，品牌效益难以转化为农民增收与产业升级。

二是党建引领人才振兴的制度机制不完善，乡村人才流失严重。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资源，基层党组织应在育才、引才、留才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当

前下党乡存在党组织对人才工作的重视不足、缺乏长效激励机制与服务平台等问题，致使外出人才回流难、村内人才成长慢，部分党员致富和带动能力有限，党建对人才振兴的支撑链条未能充分打通。

三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效性不足，制约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升。下党乡部分村党组织存在组织生活质量不高、党员联系群众不紧密等问题，导致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尚未完全打通。具体表现在：

“党员联户”制度落实不到位，联户走访实效性不强；“红色议事会”召开不及时，群众诉求响应滞后；网格化管理重形式轻实效，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解决效率不高，影响了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和号召力。

以上问题表明，当前下党乡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仍存在“弱组织、弱能力、弱协同”的问题，亟需通过强化组织赋能、提升引领实效、构建协同机制促进党建工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互促共进。

（二）下党乡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三进下党乡，访贫问苦、指导发展，留下“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宝贵精神财富。下党乡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直面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过程中组织弱、人才缺、治理散等问题，以党建引领为抓手， 将习近平总书记的为民情怀转化为乡村振兴实践，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探索出一条契合本地实际的发展路径。

一是夯实组织根基，筑牢乡村振兴“主心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推动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5］下党乡积极构建“党建引领、发展驱动”的工作机制，创新设立产业发展专项党小组，推动党支部深度参与产业规划、运营管理等事务。创新人才选拔机制，将致富能手、高校毕业生、返乡青年等纳入后备干部培养序列，建立党员积分评议与晋升挂钩的动态激励机制，既强化党员责任担当，又激发干事创业热情，着力打造一支“留得住、用得好、有活力”的基层带头人队伍。为解决党组织在群众工作中“号召力弱、治理碎片化”等问题，下党乡着力打造“党建引领、治理优化”的共治模式。通过细化“三会一课”学习内容与考核标准，创新村务公开数字化平台，规范民主管理流程， 实现组织制度的系统化升级；以“党员联户”为纽带，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依托“红色议事”平台定期召开协商会，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问题解决在一线，有效整合治理资源，实现基层治理从“单兵作战”向“协同联动”转变，切实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治理效能与群众满意度。

二是引领融合发展，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中应打破路径依赖，积极探索党建引领的新发展模式。下党乡立足资源禀赋，积极推动乡村旅游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重点发展高山茶叶、优质水果、食用菌和林下经济。同时，引导村民挖掘传统农耕文化和红色文化，开发农事体验、红色研学等旅游产品，形成“以农促旅、以旅兴农、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产业发展格局。乡党委还牵头成立滴水缘农业合作社联合社，在全乡推广“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推动标准化、品牌化发展。通过打造“下乡的味道”特色品牌，结合电商和直播平台，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此外，乡党委还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建立县乡村三级联动的产业治理体系，整合各类资源，引导社会资本和乡贤返乡创业，壮大产业规模、完善配套设施。通过“党建引领+多方参与”方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融合发展格局，为乡村振兴提供制度保障与持续动力。

三是强化育才聚力，打造乡村振兴“生力军”。面对人才流失、干部青黄不接等难题，下党乡坚持以党建引才、育才、用才为抓手，系统谋划人才振兴战略。树立“人才兴则乡村兴”理念，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成立“新青年促进会”，整合党员、创业青年、乡贤、致富能手、返乡大学生、退伍军人等多类人才，形成互补型人才队伍。围绕人才选拔、项目管理、考核激励、资源整合等方面制定“六项制度”，规范新青年促进会运行，增强成员归属感和行动力。通过任务引导，激发青年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生态保护、人居环境整治等事务的责任感，凝聚共建共治力量。此外，下党乡党委通过深化与高校、组织部门合作，设立专业化乡土人才培训班，构建理论学习、实践锻炼、外出研学相结合的立体化人才培育体系，开展农业技术、电商运营、市场营销等实用技能培训，全面提升村干部和党员的履职能力与服务水平。例如，组织茶农参加种植加工培训，邀请专家现场指导，推广科技种植技术，助力增收。

四是涵养文明乡风，厚植乡村振兴“软实力”。乡风文明是实现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精神支柱和文化依托。下党乡积极培育文明乡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乡村振兴注入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力量。一方面，重视文化挖掘与品牌打造。依托“国家AAA级旅游景区”优势，乡党委深入挖掘红色文化与农耕文化内涵，打造品牌。通过开发红色故事茶具、农耕题材木雕、融合元素的茶饼礼盒等特色产品，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提升。另一方面，丰富文化活动、倡导文明新风。下党乡将传统节庆与道德教育结合，组织写春联、舞龙舞

狮、灯谜会、文明祭扫等活动，引导群众在参与传统民俗中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常态化开展道德讲堂，营造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乡村氛围。通过制度建设和党员示范，推动村规民约落实、红白事简办、破除陈规陋习。并通过举办“美丽庭院”“文明户”评选活动，激励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改善与文明生活建设。如今，下党乡文明乡风逐步形成，乡村振兴的文化支撑日益坚实。

五是推进绿色发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下党乡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度融入到乡村治理过程中，以生态之美赋能乡村振兴，绘就经济与环境互促共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乡党委聚焦生态短板，制定专项整治方案，组织党员参与环境整治与植树造林，推行“路长制+环卫一体化+全民义务清扫”的管理模式，明确责任分工，优化垃圾处理流程，从行动上提升群众环保意识。推广有机肥、生物防治、节水灌溉等技术和粪污资源化处理系统工程，推动生态养殖标准化发展，降低环境负荷。同时，开发特色茶产业和生态采摘园，拓展乡村旅游，打造集观光、体验、消费于一体的绿色产业链，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共赢。

三、下党乡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经验启示

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的战略指引下，党的建设与乡村产业、治理、生态、文化、人才等多领域深度融合，逐步构建起支撑乡村全面振兴的系统性动力机制。下党乡的发展实践揭示了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工程，更是社会工程和组织工程，为一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实践样本和经验启示。

（一）强化组织引领，提升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组织力

在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领导“三农”工作的核心载体， 其组织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成效。下党乡经验表明，以党组织为核心，联动村集体、合作社、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能够强化党组织的组织能力，消解治理体系内在张力，形成强大凝聚力。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组织动员功能，重塑组织形态。从过程看，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是一个动态过程，涉及不同主体的权力、资源配置以及利益关系的协调。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因地制宜，探索灵活多样的“党支部+”模式，科学统筹人力、资金与物资，整合多方资源，构建多层次多元主体利益联结机制，实现联建与共建的协调统一。例如，在农业产业化发展方面，党组织应组织农户、合作社、企业等多方主体建立联盟，共同推进农业生产和市场化运作；在文化和旅游产

业的融合中，党组织可以联合地方文化协会、旅游公司等，发挥党建引领下的集体协作效能，推动资源的共享和利益的共同实现。另一方面，聚焦村级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考评。坚持正确的考核评价导向，将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等作为重要考核指标，优化考核评价内容，强化分类分层的差异化考核和过程考核，激发基层党员正能量。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强化党员队伍管理与教育，充分调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干事创业的热情和锐意进取的精神，当好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二）站稳人民立场，增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内生力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归根结底是为了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让乡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下党乡在发展过程中，弘扬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开创的“现场办公解民忧”优良传统，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把改善民生、提高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作为重要目标。实践表明，只有将人民放在最高位置， 坚持群众主体地位，激发内生动力，才能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提供力量之源。首先，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激发主体意识。坚持价值引领，充分挖掘乡村传统道德规范等优秀传统文化精粹，提升农民的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充分发挥各类媒体和宣传平台的作用，深入开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宣传教育活动，强化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引导，切实调动其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其次，健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机制，拓展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途径与方式。农村基层党组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科学设置议题，积极拓展“民主恳谈会”“小院议事厅”“村落院坝会”“屋场会”等多样化的议事与决策渠道。在具体实施决策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广大农民群众的意见，全方位激发党群互动活力。最后，增加致富机会，实现利益共享。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核心目标，是推动乡村具备自主创富能力，让农民群众能够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切实提升生活水平。要实现乡村振兴为农民带来实在的成果和收益，必须立足发展实际，精准选择主导产业，创新集体经济党建联建方式，鼓励村民入股合作，使村集体经济与农户“有钱一起赚”。加大资源投入与政策扶持力度，持续改善农村基础条件和民生服务，逐步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利益共同体，让群众在乡村振兴中获得更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注重机制创新，激活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新动能

传统党建工作往往停留在组织覆盖与制度建设层面，缺乏深度与广度的融

合，下党乡的实践则提出了将党建工作嵌入乡村产业链条、治理网络和人才体系之中的创新思路。具体而言，在下党乡的各项实践中，党组织不仅仅在政治层面发挥作用，更是融入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定制茶园”项目通过党组织牵头，推动了集体经济的重构，使得农村经济有了新的增长点。同时，“新青年促进会”的成立则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交流与发展机会，展现了党组织在推动人才协同机制创新方面的成效。机制创新是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首先，深化多方共建与互助机制。乡村振兴在党建引领下是一项需要广泛凝聚力量的系统性任务，需充分调动各类社会资源和主体的优势， 通过构建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基层党组织协调机制，形成统一的发展规划，实现资源整合与共享，全面提升不同地区、行业和部门党组织建设的协同效能。其次，建立健全政策反馈机制。构建“监测—评估—优化”闭环式反馈体系，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整合产业、生态、治理等指标数据，实时监测，形成问题清单。重点评估群众满意度、集体经济增收等情况，分析执行偏差并提出改进建议，不断优化机制体制，确保制度动态调整以适应乡村振兴发展需求。最后，完善人才激励机制。由党组织搭建平台，提供创业资金和技术支持，降低创业门槛，通过设立“乡村人才基金”“党建引领创新创业基地”等方式，吸引和留住乡村人才。帮助返乡人才在当地发展创新项目，通过社会地位认可和荣誉制度激发乡村人才的创业热情，提升其认同感和归属感。基层党组织还应积极推动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发挥他们在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专业优势。通过这些举措，不仅能解决乡村人才短缺的问题，还能通过人才的“共建共享”实现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

下党乡的成功实践不仅是福建闽东山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缩影，更反映出新时代乡村治理范式的整体跃迁。新时代新征程，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不仅是一项政治任务，也是一个包含理论体系、关键要素与实践策略的价值实现路径。它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三农”问题的基本立场，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及新时代发展的历史智慧。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确保乡村振兴战略方向正确、路径清晰、力量集中的根本保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才能整合资源，激发群众动能，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未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需在实践中持续深化、在机制中不断创新、在理论上与时俱进。只有将党建从传统意义上的“组织建设”升华为引领社会发展的“方

法论体系”，从单一的“制度执行”拓展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系统性重构力量”，才能真正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动能。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探索与现实问题

全国政协办公厅研究室、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联合课题组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2023年下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期间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原创性概念， 此后又在一系列重要场合就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改革任务。两年来，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沛然成势，带来了哪些新变化、新趋势？遇到了哪些新问题、新挑战？全国政协办公厅研究室与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成立联合课题组，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精神，综合运用学理研究、现场走访、座谈交流、委员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赴相关部门、地方、企业、高校院所等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本报告。

一、发展新质生产力进展如何？

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是对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一经提出就对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产生了重要引领和推动作用。调研发现，我国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加快形成，目前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开辟新空间、塑造新优势。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全方位的推动力和支撑力。

科技创新力大幅提升，涌现出一批原创性颠覆性成果。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达3.6万亿元，比“十三五”末增长近50%；研发投入强度达2.68%， 超过欧盟平均水平，接近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基础研究经费达2497亿元，比“十三五”末增长超70%。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壮大，一大批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优秀企业家、高技能人才竞相涌现，我国全球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全球份额从2020年的16.9%上升至2024年的近28%，跃居全球首位。重大科技成果捷报频传，嫦娥六号首次实现人类历史上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人造太阳” 核聚变实验装置、“祖冲之三号”量子计算原型机等刷新世界纪录，航空发动机、细胞与基因治疗等领域一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被成功攻克，部分领域进入并跑甚至领跑阶段，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我国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

产业竞争力显著增强，形成了世界领先的优势产业矩阵。“十四五”以来，

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2%，2024年占全部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16.3%，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已实现41个工业大类全覆盖。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居全球第一，光伏组件、锂电池在全球市场整体占有率均在80%左右。低空经济“振翅高飞”，2024年规上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5%，我国稳居世界第一大民用无人机出口国，无人机领域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70%。海洋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元，成为世界唯一能够同时制造航空母舰、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大型邮轮的国家。生物医药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累计在研创新药达4000余款，约占全球的30%。脑机接口、6G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产业化、标准化进程明显提速，科技创新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数智驱动力持续释放，“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2024年，我国在全球新公开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中占比61.5%，居世界第一；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企业数量、算力规模均居世界第二；多模态大模型、通用智能体、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整体水平处于世界第一方阵。“人工智能+”效应持续显现，智慧工厂、智慧交通、智慧文旅、智慧医疗等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迅猛发展，2024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超24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01%。以通义千问、DeepSeek等为代表的国产通用大模型快速崛起，行业深度垂直应用成为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能源电力、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等高价值场景涌现出一批代表性行业大模型。《黑神话：悟空》、《哪吒2》等数字文化产品采用国际领先的三维立体空间计算、动态水墨渲染引擎等自主数字技术，向全球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区域生产力布局优化，呈多点突破、全面开花态势。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能级持续跃升，对全球创新资源要素的集聚效应日益增强，在全球科技集群排名稳居前10位，粤港澳大湾区2025年排名上升至全球首位。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异军突起，2024年新疆新增新能源装机规模居全国第一，贵州为全国提供23%的总算力。中部地区装备制造集群加快崛起，安徽在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领域打造科创高地，湖南在工程机械、轨道交通、中小航空发动机等领域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山西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煤炭先进产能占比提升至83%。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焕发活力，2024年辽宁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黑龙江农业科技贡献率达70.8%，各地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绿色生产力加快培育，建成全球最大清洁能源体系。与“十三五”末相比，

我国2024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强度下降11.6%，是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清洁能源体系和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建成，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过煤电，风电装机规模连续15年、光伏装机规模连续10年稳居世界第一，2024年风光新增装机规模占全球的63%， 以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为代表的前沿绿色技术加速落地。全球规模最大、要素最齐全的国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网建成，世界最长环沙漠生态屏障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全面“合龙”。全球最大碳市场建成、扩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年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50亿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正式启动。我国绿色贷款余额连续4年平均增速超20%，截至2025年一季度规模超40万亿元，居全球首位，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通道日益畅通。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哪些问题？

从调研情况看，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仍面临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外延存在模糊认识。当前，各地探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如火如荼，但也有地方对新质生产力内涵、外延的认识仍然不够清晰。比如，有的将新质生产力标签化，出现“捡进篮子都是菜”的现象；有的将新质生产力概念窄化，简单等同于新技术新产业，忽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甚至不顾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一窝蜂”上马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量子信息等项目，造成资源配置分散、产能利用率不足；有的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简单看成经济部门或发达地区的职责任务，可能因此错失发展机遇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就怕来个大呼隆，先是一哄而起，最后一哄而散”。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是真正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精神，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厘清认识，认真领会“因地制宜”、“不要搞一种模式”的方法论，结合本地发展实际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基础研究和高端技术两个“短板”较为突出。当前，我国在追赶型创新方面成就斐然，但在基础研究和“卡脖子”技术攻关方面仍有差距。基础研究投入仍然相对不足，2024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6.91%，与主要发达国家12%—23%的比例相比仍有明显差距，特别是企业投入在我国基础研究总投入中的比例相对偏低、结构有待优化，适应基础研究周期长、风险高、

不确定性大等特点的支持、激励、评价体系有待健全，顶尖科技人才和重大原创性、颠覆性成果还不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还存在一定碎片化现象，系统性还不够强，高端芯片、工业母机、操作系统、基础软件、精密仪器、核心种源等高端科技供给仍存在一定不足，“卡脖子”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活水，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只有夯实科技创新根基和底座，才能真正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仍面临堵点卡点。调研发现，一些领域科技和产业“两张皮”问题尚未得到根本破解，对科技到产业“惊险一跃”的支撑保障有待加强。比如，教育体系中专业设置、人才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性还存在差距；一些科研成果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缺少市场化、专业化的转化平台，部分地区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不足10%，部分自主技术产品“能用但不太好用”；一些地方各类创新平台交叉重复，协调机制还不健全；一些政府引导基金投向较为分散，领投和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占比还不够高；融资结构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市场化的科技金融支持体系尚不完善，创新项目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较突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出现数据滥用、隐私侵犯、算法歧视、深度伪造等风险，相关法律法规亟待健全等。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破解科技与产业“两张皮”问题、实现二者深度融合显得愈发迫切。如何融？“融合的关键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融合的途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要加快建立主要由市场评价技术创新成果的机制，打破阻碍技术成果转化的瓶颈，同时抓紧制定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等，使创新成果更快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妨碍创新潜力的有效激发。当前，新质生产力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活跃因素，但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等制约因素仍然存在，阻碍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为吸引高科技企业投资，变相补贴甚至“买商补贴”，通过零地价甚至负地价优惠等办法招商引资，导致重复建设和企业投机频发；有的地方政府在配置资金、土地、税收优惠等资源的时候出台歧视性政策，或在采购、招投标等环节中设置“隐形门槛”，或在行政执法中对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同案不同罚”，限制外部优质竞争者入场，保护本地低效企业；一些新兴产业的企业为

抢占市场份额开展低价无序竞争，导致行业利润下降，加剧“低端锁定”风险和国际经贸摩擦风险等。这其中有些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有些是刚露苗头的新问题，但大多具有利益关联度高、牵涉面广的特点，必须拿出敢于啃硬骨头、闯难关、涉险滩的勇气，坚决破除一切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逆全球化等外部冲击增加了短期不确定性。近年来，一些国家对我国高科技领域实施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大院铁幕”等打压手段。比如，通过“实体清单”、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等阻挠我国进口高科技产品，通过“长臂管辖”、贸易调查、滥施关税等打压我国新兴产业出口，通过地缘施压、胁迫交易、造谣抹黑等扰乱我国海外投资布局，通过泛化安全审查、限招国际学生、禁访科研数据库等限缩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渠道等。调研发现，这些外部冲击对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影响主要是短期的、局部的， 从长远看有利于倒逼我们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如芯片、人工智能、光伏等很多领域新质生产力形成速度大大加快。调研中很多同志反映，中国经济具有压不倒、打不垮、挡不住的强大韧性，而且在把握科技进步大方向、产业革命大趋势上体现出显著优势。科学技术是世界性、时代性的，少数国家封锁干涉破坏科技交流的企图注定不会得逞，我们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更高水平上开展国际经济和科技创新合作。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抓住哪些重点？

“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将面临更加深刻复杂变化，大国博弈同科技革命相互交织，改革发展与安全稳定任务艰巨，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我们要在把握世界发展大势、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在更高水平上统筹谋划和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实现社会生产力的革命性进步，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牢牢掌握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主动权。

强化战略性顶层设计，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重大战略性全局性任务，贯穿“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各方面，需要全方位加强顶层设计。以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为引领，将新质生产力纳入“十五五”规划纲要核心内容，从国家层面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总体部署，明确发展目标、主攻方向、技术路线、产业布局、实施路径、序时进度等。以强化政策统筹协调机制为重点，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总体要求全面、系统、具体地落

实到财政、金融、产业、环保、区域、教育、科技、人才等各方面政策和改革举措中，构建更强有力的部门、央地、区域、政企间统筹协调机制。以强化安全保障体系为支撑，对粮食、能源、金融等国民经济命脉领域，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数据跨境、海外利益等国际前沿领域，加强安全保障方面的制度设计、政策供给和法治保障力度。以建立政策动态调整机制为配套，根据国际政治、经济、科创形势变化，适时调整优化中短期策略，确保总体目标顺利实现。

深化全链条科技创新，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根基。科技创新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一体推进上中下游协同创新。聚力补强基础研究短板，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坚持“四个面向”凝练重大科研课题，强化跨领域跨学科协同攻关，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投入机制，大幅提升基础研究组织化水平，同时鼓励自由探索，努力提出原创基础理论、掌握底层技术原理。聚力突破核心技术瓶颈，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多条技术路线并行演进、动态竞争、交叉融合的特征，完善“卡脖子”技术的分类标准、攻关优先级，瞄准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统筹推进大科学装置等“硬设施”和自主科研数据库等“软设施”建设。聚力建设技术转移体系，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产学研用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完善“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应用验证平台”全链条转化孵化服务，促进自主攻关技术产品多场景应用、大规模推广、高频次迭代、持续性升级。

布局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坚实载体。因应国内外形势变化统筹调整我国产业体系布局，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久之策。统筹发展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全面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巩固和强化“新三样”等新兴产业竞争优势，聚焦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等关键领域，精准识别和大力发展高潜能未来产业新赛道，加快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支柱产业有序更替。统筹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技术牵引、要素联动、链条延伸等，促进产业间交叉渗透、耦合共生、相融相长，培育更多新业态新模式。统筹优化区域重大生产力布局， 坚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分类指导，根据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推进产业梯度有序转移，

深化地区产业协作，通过技术共研、要素共投、场景共建、市场共拓、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等方式强化协同创新，培育更多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引导产业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推进深层次体制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持续深化改革，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着眼培育创新主体，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增强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构建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动创新基础设施共享共用。着眼优化创新环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强化行业自律，推进重点新兴行业产能治理，健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监管机制。着眼集聚创新要素，加强急需紧缺、前瞻性引领性学科专业超常规布局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完善政府引导基金容错机制，健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标准和服务体系，培育耐心资本，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机制，深化数据确权、定价和交易制度建设等，促进各类优质生产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活力竞相迸发。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要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既深化对发达国家开放，致力于打造良性竞合关系，也巩固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开放，深化科技、产能、标准合作，推动市场、资源、技术来源多元化。既深化双边开放，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也始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建设和中国—东盟、中国—中亚、中非、中阿、中拉等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既高质量“引进来”，强化引资、引技、引智相结合，也高水平“走出去”，组织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支持企业建立海外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完善海外风险监测、预警和处置机制。既深化“边境上开放”，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也下功夫推进“边境后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更大范围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促进国内国际市场高效联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关于宁波市乡村风貌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调研与思考

郑桂春

提升乡村风貌是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传统村落风貌和现代元素结合起来，坚持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把乡村建设得更美丽”。2024年，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深化“千万工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进行专章规范。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两次专题审议，各级人大积极履职，通过开展监督、作出决定等方式，有力推动全市乡村风貌提升。2025年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安排， 结合省人大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专项监督、跟踪督办“千万工程”实施情况审议意见等工作，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深入各地基层一线开展调研，市县两级联动征集各界意见，召开系列座谈会，通过“浙里甬人大”发布问卷调查，广泛征集民意。总的来看，近年来，宁波市深入实施“千万工程”，持续推进乡村建设，改善人居环境，深入挖掘乡村生态和文化价值，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乡村风貌提升取得阶段性成果。

一、基本情况

（一）制度体系不断健全

注重顶层设计，从制度层面加强乡村风貌引领。先后制定出台《宁波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宁波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宁波市村庄规划编制管理规定（试行）》《宁波市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导则（试行）》等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健全乡村规划编制、建设许可制度，规范村民住宅等建设项目的审批标准和流程，推动全市10个区（县、市）实现“通则式”村庄规划全覆盖，乡镇（街道）实现“驻镇村规划师”入驻全覆盖。

（二）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大力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分类开展农村污水处理，建设农村公共厕所。因地制宜推进自住房微改精提、古民居修缮保护、危旧房拆改整治、闲置房改造盘活“四房共改”，现已完成农房改造超3万栋（户）。推动村道提升，2024年共新建、提升村道355.2公里，沿线新增提升绿化面积14.86万平方米。调查问卷显示，公众对乡村风貌提升工作“非常满意”和“满意”，分别占48.58%和42.79%。

（三）乡村价值有效开发

加强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以古桥、古祠堂、名人故居、地标性文化景观和代表性近现代建筑等为重点，近五年投入专项资金3000余万元、撬动其他资金近3亿元，实施乡村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活化利用项目170余项。推动《宁波市古树名木保护规定》实施，6000多株古树名木得到有效保护，并建成6个古树名木文化公园。加强幸福河湖项目建设，创建水美乡村77个、幸福河湖31条。加强文化传承创新，通过进一步保护村庄自然生态、文化要素植入、强化旅游新业态引导，创建景区村庄1322个，其中省级金3A景区村庄10个，乡村风貌品质全面提升。

（四）文明新风持续提升

加强文明乡风建设，积极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文化阵地打造，500人以上行政村实现农村文化礼堂全覆盖，全市县级以上文明村镇占比超九成。创新推出“艺术乡村”项目，文化赋能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人文乡村建设， 开展文化惠民工程，2024年举办村歌、村晚、村舞、村BA、乡村音乐节等群众性文体活动8万余场次，累计建成“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1129个、乡村博物馆112家，24个村入选省级人文乡村。创新“村民说事”“小微权力监督”等治理模式，打造“道德长廊”“善行义举榜”等宣传阵地，增强乡村文化影响力。

二、存在的困难问题

调研发现，宁波市乡村风貌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与短板。

（一）部门统筹协调机制不够完善

乡村风貌提升工作涵盖面广，涉及自然资源规划、住建、农业农村、文广旅游等众多部门，由于职责较为分散、权限边界不够清晰、联动性不够，总体工作缺少明确的牵头部门。基层在开展乡村风貌提升相关工作时需要多头奔走，流程较为复杂、冗长。有的地方部分宅基地职能划拨至农业农村部门后，无专业人员和编制划转，兼职工作人员专业性欠缺，离高质量开展工作尚有一定距离。

（二）规划编制与实际需求差距较大

随着宁波城镇化率不断提高，部分村庄空心化、老龄化，人口流失严重。调研发现，截至2023年底，余姚市鹿亭、大岚、四明山三个乡镇常住人口分别下降到户籍人口总数的27.2%、44.9%、57.7%，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高达52.6%， 原有规划已经不符合区域发展需求。多地调研时都有基层反映，一些村庄农户建新不拆旧，一户多宅、超面积建房与部分农民无宅基地建房并存，村庄中“洋

别墅”与破旧平房并存。部分村庄外来人口已超过了户籍人口，居住拥挤杂乱。一些村庄规划没有充分考虑人口流动以及农文旅融合等产业发展用地的需求，在规划用地指标和布局安排等方面滞后于实际需要。如某城郊村，本地户籍人口约350人，外来人口约有4000人，全村拥有机动车820余辆，而该村规划车位仅550个，已没有建设用地可以新建停车场。在一些区（县、市）调研时发现，村庄里还存在不少工业用地。问卷调查显示，超过36%的受访者将“规划引领” 列为乡村风貌进一步提升的最大制约因素之一。

（三）区域风貌建设水平参差不齐

在调研中发现，宁波市城市风貌与乡村风貌差距明显，区（县、市）之间、乡镇之间、村与村之间发展不平衡。有的村建设项目多，乡村建设发展就快， 村容村貌“颜值高”，但缺乏可复制性；而部分偏远山区海岛、基础薄弱村获得资源有限，与“盆景”村差距越来越大。截至2024年，全市建成特色精品村284个，占行政村总数的13.2%，“盆景”转化为“风景”尚有不足。串珠成线、片区组团发展不明显，在市域高铁高速沿线、主干道两侧，“盆景”与“盆景” 之间，经常看到变化不大、“颜值”不高的老旧村庄。

（四）风貌特色亮点发掘不充分

个别地方把乡村风貌提升等同于“穿衣戴帽”“涂脂抹粉”，“千村一面”现象不同程度存在。部分村庄在挖掘自然资源、产业特色、文化传承等方面还有欠缺，缺少深层次的谋划。与杭州、湖州、嘉兴、丽水等地市相比，宁波市在实施“千万工程”中，对乡村设计和农房设计重视不够，农民建房带图审批普及率不高，未能体现浙东地方特色的文化底蕴和建筑特色。有的在发展乡村旅游中盲目模仿网红村，反而丢失本土特点和独特魅力；有的镇村对历史文化保护不力，少数历史文化名村存在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损坏、局部倒塌等情况。问卷调查显示，46.28%的受访者认为乡村风貌提升接下来应该优先考虑“保留传统特色”，占比高居首位。

（五）资金来源渠道保障不足

乡村建设投资过去以政府财政支持和村集体自筹为主，当财政支持减少时， 在部分村集体经济较弱地方，项目推进承压。如某县今年实施12个村管线序化任务，但市县均未安排专项资金。2024年之前安排的村庄设计落地试点、传统村落风貌保护提升、美丽宜居示范村、农房改建示范村、浙东民居样板村等专项补助均已取消，政策连续性不够。同时，吸引社会投资参与乡村建设的政策

措施不完善，融资渠道相对单一，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主动性不强，导致一些乡村建设项目进展缓慢。问卷调查显示，有37.47%的受访者将“资金投入”列为乡村风貌进一步提升最大制约因素。

（六）长效管护机制落实不到位

农村“重建设、轻管理”现象依然存在，部分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完成后， 运维责任不清，甚至无人管理。在某区调研时了解到，有关单位主动监管意识不到位，农村垃圾前整后乱、反弹回潮现象比较严重，特别是村与村交界的局部区域“脏乱差”现象依然存在。在某县调研时了解到，部分农村公厕运维管理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卫生状况不佳，设施损坏维修不及时，影响使用体验。部分公共设施日常存在闲置浪费现象，部分农村文化礼堂的利用效率不高。

三、工作建议

为进一步提升宁波市乡村风貌管控水平，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加快绘就全市乡村全域大美新图景，展现城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助力宁波加快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结合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理顺体制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在市委领导下，明确乡村风貌规划建设管理总体工作的牵头部门，落实各项工作责任主体。建立完善部门会商、协同合作机制，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 确保各项规划政策措施落地落实。推动横向贯通、上下联动，实现乡村风貌规划建设管理一体化推进。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重视发挥各级人大、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广泛调动人大代表、农民群众积极性，做到“村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

（二）强化规划引领，推动有序发展

规划编制和实施有效衔接，按照“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统筹做好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和布局。赓续农耕文明，注重山水林田湖海资源价值转换，做到物理空间与历史人文互促共进和规划协同，突出地域特点和乡村特点，保留具有本土特色和乡土气息的乡村风貌。尊重农民意愿，使规划更符合农村发展的实际需要。已经制定的规划要持之以恒，切实发挥规划对乡村发展的统筹引领作用。积极推广村庄片区组团发展、带图审批农房改造的做法，从细节上做深做实村庄规划。

（三）紧贴村庄实际，实施分类指导

围绕主导产业、人居环境、生态保护等重点，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人口演变趋势，统筹考虑村庄布局和风貌整治方向，对全市村庄进行合理梳理、分类。如集聚提升类村庄，重点强化产业发展，改造提升基础设施，保护保留乡村风貌；城郊融合类村庄，重在加强与城市风貌衔接、加快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特色保护类村庄，重在保护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深入挖掘乡村独特的地形地貌、传统民俗文化、历史建筑等特色元素，以村庄特色主题打造为主，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搬迁撤并类村庄，以村民有序搬迁为主，解决好民生保障和生态保护。短期内难以定位的村庄，应留足观察和论证时间，重点保障基本民生需求。围绕发展轴，加快片区组团发展，优先推动中心村、重点村、人口集聚村建设。同时，加强对其他村的建设指导，全域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四）加强风貌管控，提升乡村品质

在巩固农村“三大革命”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乡村建设。制定片区风貌管控提升导引，推广农房设计通用图集编制，优化风貌协调性，提升风貌品质，同步推进农房改造、管线序化、村道提升“三大行动”。规范村民住宅等建设，加快村集体房产和农房确权登记办证，推动农户“一户一宅”整治，探索宅基地退出机制，盘活闲置农民宅基地和村集体建设用地。完善乡村基础设施长效管护体制机制，以清单形式明确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主体、管护责任。完善村规民约、强化宣传引导，提高村民乡村建设主体意识，吸引村民主动参与建设管理，推动形成人人负责的良好社会风尚。

（五）拓宽来源渠道，强化要素保障

坚持将农业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领域，落实提高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领域政策。进一步拓展乡村风貌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资金来源，探索多元化投入机制，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构建以财政资金主导、多渠道投入的资金保障机制。探索闲置农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的有效实现形式，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激发乡村振兴动力。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强村公司，积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增加内生发展动力。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根据乡村发展需求，加大乡村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配套等建设用地的保障力度。完善乡村人才培养体系，利用村“两委”换届时机，好中选优，配强村级“领头雁”，加强培训，提升管理人员的乡村风貌治理能力。推行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三师下乡”，探

索建立乡村工匠培养和管理制度，强化乡村风貌技术人才支撑。

关于引导河南微短剧产业做优做强的调研与思考

芦山

一、调研背景

近年来，微短剧以其独特的内容形式和传播优势，迅速在文化消费市场中崭露头角，成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的重要载体。2024年，全国微短剧市场规模达505亿元，首次超过电影票房。用户规模截至2024年年底达到6.62亿，占网民总数的59.7%，超过了点外卖、看网文、打网约车等的消费群体，渗透率显著提升。

河南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近年来，河南省广播电视局（以下简称河南局）积极响应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号召，抢占微短剧发展“新风口”，微短剧产业发展迅猛，制播量位居全国前三。

二、河南微短剧产业发展现状

2024年，河南微短剧产量持续攀升，年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30%以上，稳居全国前三。据不完全统计，河南省现有常用拍摄取景地50多个，建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拍摄基地5个，仅郑州每天就有50多个剧组在拍摄，吸纳固定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河南省拥有1家本土全产业链微短剧公司（天桥短剧）和多家头部微短剧制作公司。“金鹏指数”微短剧行业新质榜入围全国微短剧承制企业前10名榜单中，河南省有4家。天桥短剧是河南头部微短剧制作公司，员工规模近1200人，制播微短剧超过1000部，全域粉丝量达10亿，旗下账号月均播放量超100亿。日新阅益、风华正茂、三笙万物、乐不可吱、大鱼小娱、宙途文化等短剧公司作为河南头部微短剧制作企业，在微短剧拍摄、制作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实力和影响力，2024年微短剧产量占全省一半以上。为引导省内微短剧制作机构打造推出精品力作，河南局加强创作规划引导，多措并举提升省内微短剧制作机构创作水平。2024年以来，《又见鸾鸟起舞时》《“洛”花如有意》等6部作品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推荐剧目。

三、河南微短剧产业发展优势

（一）政策引导及时跟进

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微短剧产业发展，2025年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支持郑州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河南局坚持一手抓规范管理、一手

抓创作生产，积极抢占行业“新赛道”，不断推动河南微短剧产业做优做强。一是强化方向引导和创作指导。2024年年初开始实施“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通过召开重点选题规划会、开展主题采风等措施，引导制作企业开展精品创作。

2025年1月印发《河南省“微短剧＋”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提出七项创作计划、五项具体措施，同步实施“大河之南·精品短剧”创作传播工程，引导微短剧做优做强。二是优化营商环境和服务保障。优化微短剧备案审核流程， 提高审核效率，为重点项目开辟“绿色通道”，建立精品创作“一站式”服务机制，联动各市局对重点视听节目创作、拍摄等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三是补齐微短剧产业链短板。打造“心动短剧”“番映”“大象剧场”3个播出平台， 填补了全省缺少播出平台的空白。推进郑州空港聚美竖屏影视基地等微短剧拍摄基地建设，支持新乡平原示范区打造中原微短剧“剧集地”。指导郑州西亚斯学院、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等省内高校与微短剧企业建立合作机制，聚焦微短剧全产业链开展人才培养。成立省视听业协会及短视频短片、MCN专委会，推动行业资源整合、产业聚集发展和行业自律管理。

郑州、新乡等各地市也积极跟进，加快谋划微短剧产业扶持政策。其中， 郑州凭借多种优势率先“出圈”、领跑全国。郑州市把“探索设立‘微短剧审查服务分中心’，实施‘微短剧+’行动计划，打造微短剧全链条产业基地（园区），推出一批品牌微短剧，持续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写入2025年郑州市政府工作报告，率先研究出台了《关于郑州市加快推进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的意见》。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申请挂牌成立了微短剧审查服务中心，为微短剧制作机构提供高效便捷的备案指导、题材把关等一站式服务。这些政策的出台为河南微短剧产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吸引了大量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集聚。2024年，国内310多家平台方、投资方、版权方等前来学习交流，爱奇艺、点众等龙头平台来河南开展采风创作。上海九郡私募基金有限公司与郑州市中牟县文旅集团签订协议，设立2亿微短剧产业发展基金。这些都进一步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使河南在微短剧产业赛道上抢占了发展先机。

（二）传统文化底蕴深厚

河南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微短剧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素材源泉。唐都洛阳和宋城开封等地，不仅为古装剧提供了绝佳的

取景地，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河南豫剧作为地方戏曲的代表，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演形式，为微短剧注入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文化魅力。此外，河南的民间艺术如剪纸、泥咕咕、朱仙镇木版年画等，也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能够为作品增添鲜明的地域特色。河南的非遗项目如太极拳、少林功夫、唐三彩烧制技艺等，承载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具有极强的观赏性和吸引力，为微短剧创作提供了多样化的视觉和叙事元素。河南局组织全省制作机构围绕这些传统文化资源开展采风、创作，涌现出《又见欧阳修》《你是我的碗》《重返大观园之十二花神》《画中梦华录》等优秀作品。

（三）比较优势突出

一是人力资源丰富。河南省人口基数大，在校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数量均居全国首位，为微短剧市场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据测算，河南微短剧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全国影视行业80%的灯光师都来自有“影视灯光半鄢陵”之称的许昌鄢陵。二是区位交通便利。河南郑州等地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有高铁、高速公路网和新郑国际机场等交通优势，郑州高铁通达31个重点城市，3小时内通达地市数量达56个。这种区位优势便于剧组人员、设备和物资的运输， 能够有效缩短拍摄周期，提高拍摄效率。三是取景条件优越。郑州都市题材拍摄场景集中完备，新乡市平原新区、中牟、新郑、新密等别墅、样板房集中区域已自发形成微短剧拍摄基地，吸引众多剧组来此取景拍摄。

四、河南微短剧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内容创新有待增强

虽然河南省微短剧制作数量多，但是缺少精品，存在泛娱乐化、格调不够高、制作内容同质化等问题。作品题材单一，多集中在都市逆袭、古装玄幻等领域，缺乏对现实题材和传统文化题材的深入挖掘。对河南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利用不足，未能充分展现中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表现形式和叙事方式上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较多微短剧叙事套路化，缺乏对新的叙事手法和表现形式的探索，难以给观众带来新鲜感和惊喜。

（二）产业链短板亟待补齐

微短剧产业链主要包括上游IP创作与获取、中游微短剧策划与制作、下游微短剧分发及变现三个环节。河南微短剧企业以中游制作方为主，附加值较低。在上游剧本创作环节，河南微短剧产业存在对外购剧本依赖度较高的问题。本地剧本在质量和数量上都难以满足市场需求，50%以上的爆款剧本需从北京、成

都等地购入。中游拍摄制作是河南省的优势，但是制作环节也存在短板，85%的后期特效需外包至杭州、深圳等地，本地特效制作能力不足。一些需要高质量特效的古装玄幻微短剧都是通过外包完成。下游宣发环节缺失，据调研了解， 在微短剧收入分成中，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平台投流方占了85%，剩余的15%由版权方、制作方、出品方和发行方共同分配，其中版权方占比略高，其余每方毛利率不到3%。调研发现，不少微短剧制作企业只能获得行业利润的较少部分， 而大部分利润都被平台拿走。河南省宣发渠道中，唯一的本土企业郑州天桥在微短剧播出平台的排名约占第7位，在平台流量分配、推广策略等方面较为被动，难以实现精准营销和有效传播。

（三）配套服务亟需完善

一是专业人才存在短缺与流失现象。河南3万微短剧从业人员中，科班出身的不足20%，远低于浙江横店，大部分从业人员都是从婚庆、宣传片小微企业、网文小说公司等从业者转型而来，缺少专业的编剧、导演、演员等核心人才。与此同时，因为微短剧承制拍摄量大而孵化出了不少素人演员，但因在薪资待遇、发展机会、创作环境等方面与微短剧发展较好的城市存在一定差距而面临人才流失的风险。二是影视拍摄基地供给不足。对于拍摄追求高时效、低成本的微短剧来说，河南缺少能够提供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性拍摄基地，无法满足剧组一部剧不转场的持续拍摄需要。尤其是缺少古装拍摄基地，致使剧组只能去外地如浙江横店取景，增加了拍摄成本。此外，微短剧企业和文旅部门缺乏有效的沟通对接机制。三是行业管理机制有待健全。作为一种处于初创且高速发展阶段的新业态，微短剧企业和从业者逐利倾向比较严重，有的作品片面追求所谓的“短、快、爽”而忽视审美追求，有的企业跟风模仿、盗版抄袭，有的头部演员坐地起价，这些行业乱象亟须治理。

（四）行业竞争愈发激烈

当前全国微短剧市场竞争激烈，河南微短剧产业面临来自其他地区的强大竞争压力。北京、浙江、广东等地因为传统影视剧发达、平台公司众多而在微短剧产业发展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成熟的商业模式，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政策资金支持方面，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湖南、山东、福建、四川、江西等省市都已出台专项支持政策。河南尚未出台实质性的资金扶持政策，已经出现有的微短剧在本省备案后，因外省有扶持资金，而变更到外省备案的情况。

五、全国微短剧产业发展态势

（一）政策监管与引导方向明确

为促进微短剧产业的健康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监管措施。一是开展了微短剧专项治理工作，强化处置手段，对内容违规的微短剧采取直接下线等有力惩戒措施，对违规机构进行约谈、通报批评、要求停更等，清理处置一大批问题微短剧并将专项治理转为常态化治理。二是实施“分级分类审核”制度，根据微短剧的投资额度、题材类型等，将微短剧分为重点、普通、其他三级进行审核管理，制定出台《网络微短剧内容审核细则》，提高了审核效率和精准度。同时通过随时针对不良创作倾向下发管理提示等方式提出明确的创作要求。三是狠抓创作提升，推出“微短剧+”行动计划，明确了六大创作方向，包括文旅、普法、非遗等，引导微短剧创作聚焦正能量题材，提升微短剧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建立推动微短剧上大屏工作机制，推动微短剧向精品化、大众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二）微短剧创作题材更加丰富

微短剧不断突破传统题材的限制，涌现出一批具有创新性的题材和作品，例如以考古为主题的《河姆渡的骨哨声》、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高碑店故事》等。目前微短剧题材已涵盖爱情、悬疑、喜剧、历史、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了不同观众的需求。普法剧《西城无小事》通过真实案例改编，向观众普及法律知识，具有较强的现实教育意义；非遗主题微短剧《重回永乐大典》，聚焦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这些微短剧，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传递正能量，提升了微短剧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

（三）技术应用迭代升级

技术应用迭代升级为微短剧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超高清技术为用户带来高帧率、高码率、高视觉体验的画面效果。AI、VR、XR等先进技术在微短剧制作中得到广泛应用，推动了微短剧制作的升级和创新。AIGC已广泛融入节目策划、内容制作、个性推荐、运营推广等各个业务场景，创作效率极大提升、产业生态更加丰富。相关数据显示，AIGC使剧本生成效率提升300%， 成本降低70%。2024年博纳影业利用AIGC生成科幻短剧《三星堆：未来启示录》，在抖音传播总量超过1.4亿次。AR、VR、XR技术则为微短剧带来了沉浸式的观看体验。观众通过佩戴相关设备，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微短剧中的场景和情节，增强了观看的互动性和作品的趣味性。

（四）微短剧成为出海新路径

微短剧成为中国文化出海“新三样”（网文、网游、微短剧）之一。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微短剧海外应用已突破300款，全球累计下载量逾4.7亿次；中国微短剧产品已覆盖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应用商店微短剧App下载榜前三均为中国企业开发，中国微短剧在北美地区占据了80%的市场份额。九州、点众、中文在线等每日海外营业额在60万美元左右，中文在线旗下的ReelShort单月营收最高达2300万美元。

六、引导河南微短剧产业做优做强的建议

（一）强化政策支持

建议尽快研究制定省级层面支持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设立产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制定包含剧本创作、取景拍摄、上线播出、人才培养、领军企业引育、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的支持政策，大力扶持微短剧产业发展。加强金融支持，通过微短剧专项贷款、开展股权融资等方式，降低融资成本， 提高融资效率，提升服务精准度。学习上海先进经验，“支持微短剧项目开展版权质押，相关交易所设立‘微短剧专板’，创新孵化、登记、交易、融资阶梯式服务模式”。加强对微短剧产业的监管和服务，建立健全行业监管机制，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微短剧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引导精品创作

鼓励题材创新，深入挖掘河南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创作更多反映时代风貌和人民需求的现实题材微短剧。丰富微短剧的题材类型，满足观众多样化的需求。提高内容质量，加强剧本创作的专业性和创新性。建立专业的编剧团队，加强编剧培训和交流，提高编剧的创作水平和能力。挖掘文化内涵，在微短剧创作中深入挖掘河南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展现中原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微短剧传播河南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传统技艺等，增强观众对河南文化的认同感。

（三）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

建议以郑州为中心，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微短剧产业基地，打造从创作、拍摄、制作、发行、交易到衍生产业为一体的微短剧全产业链。积极对接头部企业资源，力争招引一批优质影视文化企业、微短剧发行平台企业落地河南；整合分散的影视拍摄基地，增加古装剧场、XR虚拟拍摄棚、

AI剧本工厂等新型设施，进一步压缩转场拍摄和制作的时间成本以巩固拍

摄成本优势。建立微短剧培训孵化基地，通过基地培训、孵化、招商、校企融合等方式，提高微短剧制作和演员团队水平。鼓励微短剧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提升特效制作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加强与播出平台的合作，拓展微短剧的播出渠道和市场空间。精心培育“番映”“心动短剧”“大象剧场”等本地平台公司，增加有效用户量和竞争力。

（四）加强人才培养引进

加强校企合作，鼓励高校开设微短剧相关专业和课程，培养专业的微短剧人才。加强对高校微短剧创作的指导和支持，举办微短剧创作大赛、学术研讨会等活动。筑巢引凤，为优秀微短剧创作者提供户籍办理、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等一揽子配套服务，吸引国内外优秀的微短剧人才来河南发展。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设立人才奖项，对在微短剧创作、制作、表演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人才给予奖励。

（五）做好市场拓展与品牌建设

拓展国内外市场，加强微短剧的市场推广和营销。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影视节展和交流活动，展示河南微短剧的风采和成果，提高河南微短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加强品牌建设，打造河南微短剧品牌。提升产业影响力，通过举办微短剧节、微短剧大赛等活动，吸引国内外的微短剧创作者、企业和机构参与， 提升河南微短剧产业的影响力。创新生产模式，推动AI、XR等先进技术与微短剧融合，加强互动剧、游戏剧、联动剧、企业产品定制剧开发。推动“微短剧

＋”业态融合，发展“微短剧＋政务”“微短剧＋品牌”等，让微短剧赋能经济。加快微短剧出海步伐，积极扶持、组织河南微短剧出海，抢占新风口，增强中原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管好用好农村集体资源资产 以冀州区为例盘活农村资源的调研

衡水市冀州区农业农村局李慧思

  1. 时代背景

202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做好“三农”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提到“坚持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在时代背景下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以农村经济发展为契机，盘活农村闲置资源，转化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其经济价值有：激活农村资产，促进农民增收，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社会价值有：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差距，减少农村人口外流，保障农村弱势群体权益[1]。以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农村为例，对农村资源盘活壮大集体经济，管好用好农村集体资源资产，农村可持续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1. 冀州区农村的基本情况

衡水市冀州区地处华北平原，交通发达，京广高速、石衡高速、邢衡高速横穿而过，城区半环抱5A级景区——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辖4乡6镇共382个行政村，1631个村民小组，总人口约3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2万人。

冀州区耕地面积5.73万公顷，其中家庭承包地面积5.28万公顷，土地流转面积2.59万公顷，占全区家庭承包地面积的49%。种植大户5000余户，土地流转面积1.01万公顷；家庭农场3521家，土地流转面积0.98万公顷；合作社1215家，土地流转面积0.14万公顷；剩余普通农户土地流转面积0.39万公顷，形成5公顷以上规模经营主体1374个。冀州区是典型的农业生产为主的县区。

  1. 农村资源的主要类型

    1. 土地资源

一方面，存在部分耕地抛荒现象，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部分农民无力耕种，导致土地闲置。另一方面，农村宅基地闲置问题突出，许多农民进城定居，老宅基地长期无人居住，造成资源浪费。随着农村的发展，村办企业、工厂的倒闭也导致闲置房屋增多。经调查，冀州区各村空闲房屋院落（如闲置住宅、废弃校舍、工厂、水厂、仓库等）共196宗，村内闲置空地54公顷，闲置

果园5.6公顷。

    1. 生态资源

农村拥有优美的自然田园风光、清新的空气、良好的生态环境，但大多处于未开发或开发不足状态，未能充分转化为经济价值。如，冀州北部衡水湖拥有美丽的水域资源未被充分开发利用，农村闲置水域水沟坑塘等31.67公顷。

    1. 文化资源

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滞后，缺乏有效的挖掘与利用。很多传统村落、名人故居、非遗技艺等文化遗产未能得到有效保护，如漳淮乡北内村李肇星故居、堤北桥村古村落等农村闲置文化资源，还有冀州区作为“三皇抱锤”发祥地，知之甚少。

    1. 废弃资源

村内废旧的公共设施、旧房屋拆除产生的大量砖瓦，损害或历史原因淘汰的水利设施等都属于废弃资源，还有废弃的扬水站、机井、地窖等。

  1. 农村资源闲置形成原因和发展困境

    1. 人口流动及老龄化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趋势明显，很多农民进入城镇生活，但因未获得城镇居民身份，仍希望在农村保留房产作为退路，从而形成“城乡两栖”现象，导致大量农村宅基地闲置；部分农民进城后在城镇购房定居，农村宅基地长期无人居住和使用；90年代在村内占用农村空地以便将来盖房使用，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一直未盖农房，村内形成了很多闲置空地；农村老龄化严重，多数老人随着年龄增长，不得不随子女迁入城镇。种种情况导致农村闲置空地、宅基地越来越多。冀州区农村宅基地现有120423宗，到2027年一户一宅确权后农村宅基地缩至8万余宗，空闲宅基地可达4万余宗。

    1. 产权不清晰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发展村集体经济，多数村集体建有轧棉厂、面粉厂等企业工厂，随着社会发展，很多以农作物为原料的工厂企业倒闭，导致集体资产外流。集体资产、空地造成了权属不清晰的闲置机械、厂房、校舍等，经调查冀州区闲置工厂、水厂、校舍等多达102宗。

    1. 基础设施老旧

农村原水利设施老化，不能及时更新或拆除，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村资源的开发利用。随着年久失修和逐步淘汰，农田机井、扬水站、潜水泵等废弃

水利设施占有农田资源未能及时清理，造成水利资源无法充分利用，加之重新铺设造价高，影响了农作物的种植。经过盘点乡村资产，扬水站闲置12所、机井31眼，潜水泵20余台未及时拆除。

    1. 产业结构调整

由于农村地区传统农业收益低，多数农村集体经济依赖传统农业，产业附加值低，抗市场风险能力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农民转向发展其他产业， 导致原来用于农业生产的部分设施，如仓库、养殖种植棚等闲置。冀州区漳淮乡九十年代是全国姬菇种植基地，乡内建有600余个姬菇大棚，随着姬菇产业的落寞，导致闲置温室大棚数量较多。

    1. 经营管理不善

村支书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头人，依然按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传统方式管理，缺乏现代乡村治理思路和市场意识，或者存在“等靠要”的思想，管理方式落后，决策不科学，导致集体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亏损[1]。

    1. 资金短缺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资金匮乏问题，一方面，自身积累不足，另一方面，外部融资渠道有限，金融机构对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的支持力度较弱，贷款门槛较高，审批流程繁琐，村集体经济难以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

  1. 盘活农村资源壮大集体经济的途径

    1. 盘活土地资源

倡导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鼓励农民将闲置土地通过转包、出租、入股等形式流转给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2024年，深入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工作高效开展，有效指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杜绝流转期限过长、流转费用过低等不规范行为，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探索实行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审核及定期平台备案管理制度，依托“全国农村土地流转台账信息平台”，实现整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平台的审核备案。推动建立了土地流转合理价格引导机制，为规范开展经营权流转提供了制度保障。通过加强一系列规范监管，全面提升了当地农村土地经营权规范流转水平，减少了耕地资源的浪费。

    1. 盘活宅基地资源

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在保障农民宅基地资格权和住房财产权的前提下，放活宅基地和农房使用权。可将闲置宅基地及农房改造为民宿、乡村

旅游接待点、农产品加工车间等，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1. 利用闲置宅基地资源发展文旅产业充分发挥地理优势，盘活农村闲置农房，改造成特色民宿、农家乐、乡村文化体验中心，实现农村集体经济增收。冀州区码头李镇西方村地理位置优越，村集体组织召开村委会把邻滏阳河的空闲房屋、空院落进行改造，建设了约3000m2的亲子游乐园、500m2的萌宝宠物园、2000m2农耕研学基地、2个垂钓园，打造了“会友小院”“乡愁小院”“非遗研学小院”“书画摄影基地小院”和天幕帐篷15处。可研学、可露营、可垂钓、可划船，使游客回归乡村田园，感受农家乐趣，解决一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大力提升村集体经济实力。

      2. 利用闲置宅基地资源发展农村手工产业充分利用当地特色手工业， 做好“土特产”文章。冀州区泊南田村利用村中多处闲置房屋，租赁村中闲置农房，改造为挂面的晾晒场、包装厂、电商销售平台，农民可以在这里进行农产品加工包装，并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实现了从农产品生产到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增加了农产品附加值，每年为村集体增收3万元，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1. 开发生态资源

发展生态农业，利用农村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有机农业、绿色农业、循环农业等生态农业模式。冀州区周村镇建设的艾草种植园区，利用艾草好种植、易打理的特点，将周村镇各村空闲院落统一规划种植艾草，在周村镇艾草加工车间进行分拣、晾晒、捣碎、包装等加工，统一销售。园区内可以深入体验摘艾草、锤艾草、卷艾草的制作过程，去年周村镇打造了“石与木艾草文化园”，吸引全国各地中医爱好者和中小学生来研学交流，体验艾绒制作技艺，促进合作社良好发展，从而增加集体的经营收入。

    1. 挖掘文化资源

发展文化产业，深入挖掘农村的民俗文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等，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推动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冀州区漳淮乡成立田园棉文化合作社，依托当地传统非遗项目——田园棉手织布技艺，引导帮扶周边农户学习手织老粗布工艺，让农户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推进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和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2013年，冀州田园棉手织布技艺入选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

    1. “头雁”领航带动作用

村干部是“带头人”和“主力军”，村干部的能力和素质直接决定农村经

济发展的广度。加强村干部培训力度，带领农村党支部书记到先进发达地区考察学习，开阔视野，增加见识。逐步打造一支政治觉悟高、综合素质强、致富本领牛的村干部队伍，为壮大集体经济“领航”，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政策支持，谋划打造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北漳淮乡田家庄村两委班子积极向上级争取壮大村集体经济专项资金50万元，入股东发奶牛养殖场，每年为村集体增收4万元[2]。

    1. 促进农村种植产业结构调整

通过吸引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特色农业、高效农业，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2]。2023年西王镇东罗口村按照种植结构调整要求，与北京新发地客商对接，发展节水高效农业。从育苗、畦垄、施肥到后期的疏果、采摘、分拣等整个流程严格把控，种植的15个设施农业收益非常可观，总收益在180万元。2024年该村村民把村内剩余的2800多亩土地全部流转到村集体，发展果蔬特色产业种植，调整种植结构不仅能让群众获得土地流转保底收入，有劳动能力的还可以就近务工，每月拿到2000~3000元的工资。

  1. 结语

盘活农村资源、壮大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通过合理盘活土地、生态、文化等各类农村资源，创新经营模式，加强政策支持、经营管理和科技支撑，能够有效激发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未来，应持续探索适合农村实际的资源盘活路径和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不断总结经验，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规范财务管理助力工会发展来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工会财务管理工作规范化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总工会财务资产部

为推进工会财务规范化管理，提升财务管理水平，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总工会财务资产部对全市各级工会财务管理工作规范化建设情况进行专题调研。此次调研以调查问卷为载体，通过系统分析调研数据，精准定位当前工会财务管理工作规范化建设的薄弱环节，为后续制定科学合理的改进措施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有力促进了工会财务管理工作创新发展。

一、齐齐哈尔市工会财务管理工作规范化建设情况

调研基本情况。本次调研工作由各县（市、区）总工会、产业（系统）工会、市直工会负责组织实施，对各自下辖及所属基层工会相关情况进行统计填报。在调研过程中，共有54家单位积极参与填写调查问卷，其中，县（市、区）总工会16家、产业（系统）工会13家、市直工会25家。根据齐齐哈尔市智慧工会录入系统显示，全市共有基层工会5924家、工会会员33万人。此次参与调研的基层工会有5240家，占比88%，基本涵盖了大部分基层工会，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齐齐哈尔市工会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情况。

财务管理情况。账户管理方面，开设工会独立账户的基层工会有2466家，占比47%；独立建账的基层工会有2302家，占比44%。经费保障方面，经费来源比较稳定的基层工会有3006家，占比57%；经费不足的基层工会有2492家，占比48%。财务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建立工会财务管理制度的基层工会有2062家，占比39%。人员配备方面，各级工会共配备了专职工会主席614人、专职工会干部204人、专职工会财务人员67人、兼职工会干部6267人、社会化工会工作者98人，其中具有从业资格证书的有1758人。

二、工会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财务管理不规范。根据《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规定，各级地方工会和基层工会应当根据经费独立原则，单独开设账户，独立核算经费，不允许与本单位行政财务或党、团等其他组织财务合并账户集中核算。然而，调研发现，已成立工会但没有开设工会独立账户的单位占比53%。部分虽然成立工会进行财务独立核算的基层工会中，存在工会财务人员兼职多、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对工会业务不熟悉等情况，使基层工会财务管理的规范性和安全性难以保障。究

其原因，主要是基层工会人员较少，工作量大，人员调动频繁，工作衔接不畅。此外，部分基层工会没有认识到开设工会独立账户的重要性，认为工会开展相关活动需要资金时直接从行政账户报销即可。

经费保障不充足。调研结果显示，工会经费不充足的单位占比近50%，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财政供养单位的年度工会经费额度由财政部门核定，部分县总工会尚未实现财政划拨，单位行政对工会的补助较少，地方财政拨款不及时、不足额，导致基层工会经费紧张。二是部分基层工会经费由单位行政代管，工会主席在经费使用上缺乏审批权。部分应纳入单位行政的支出被纳入工会财务范畴，导致工会经费无法有效发挥作用。

会计核算体系不完善。部分基层工会未按规定编制本单位预（决）算，未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本单位工会经费收缴、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审查，基层工会财务管理整体水平不高，难以适应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由于专职工会财务人员较少，兼职工会财务人员和代理记账公司对《工会会计制度》不熟悉、对相关政策法规学习不够等，部分基层工会存在未按规定设置会计账簿、未准确使用会计科目核算、账目处理停留在流水账阶段、经费支出分类不清晰等问题。

财务人员配备不合理。在本次调查中，基层工会专职干部仅有204人，兼职工会干部占比高达96%，有的单位甚至存在专职工会主席岗位被撤销的情况。工会财务人员数量少且兼职多，不能满足实际财务管理工作的需要。部分兼职工会干部忙于本职工作，将工会财务工作视为额外工作；部分财务人员对开展工会财务规范化建设的必要性认识不足，认为工会的主要职责是维权，财务工作只要账目清楚就行；部分财务人员对工会财务相关法律法规学习不深、掌握不全，专业知识匮乏，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基层工会财务规范化建设。

工会组建覆盖不全。从调研情况来看，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工作开展顺利，机构人员配备齐全，经费保障有力。然而，部分非公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建筑类行业、劳务派遣工较多的单位，工会组建工作滞后。这些单位对工会的作用和服务认识不足，使工会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受限。

三、工会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的优化措施

强化财务管理责任担当。随着工运事业的不断发展，工会财务工作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各级工会必须紧密联系实际，与时俱进，不断提升财

务管理水平。一是充分认识工会财务工作的重要性。工会财务人员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充分发挥财务职能作用，管好用好资金，为工会工作提供坚实保障。二是切实提高财务人员的政治站位。工会财务人员要牢固树立工会财务服务大局意识和以职工为本的服务理念，主动融入工会各项经济活动，高质高效开展财务工作。

加强工会经费保障和协调。一是持续推进市政府与市总工会联席会议机制，确保各县（市、区）总工会实现财政统一划拨机关事业单位工会经费，并将工会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加强与政府、财政部门的沟通协调，将联席会议作为推动工会经费足额划拨的有力保障，确保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二是积极与同级税务部门沟通协调，以问题为导向，做好税务代收工会经费工作，宣传好工会职责和惠企政策，让广大企业和职工真正了解工会组织，为税务代收工会经费营造良好氛围，推动经费收缴扩面增量。三是加大对基层工会经费补助力度，将更多的经费向基层倾斜、向一线职工延伸，让职工切实感受到工会的温暖。

强化工会财务队伍建设。各级工会要有重点、有步骤地抓好财务人员队伍建设，督促指导基层工会配齐配强专职财务人员，优化财务队伍结构，提升财务战线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加大对工会财务干部培训力度，帮助基层工会财务人员学深悟透工会财务相关制度及各项要求，提高其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推动工会财务管理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从而提升整体工作效能。

严格财务规范化监督管理。完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是确保工会财务工作规范运行的关键。在严格执行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各级工会应规范运作程序、加强内部控制，科学设计内部业务流程，完善资金使用、凭证审核、账务处理、票据管理等制度建设，构建全方位的内部控制体系。严格履行财经法规的相关规定，将财务管理触角延伸至基层，指导基层工会设立专用账户，实现工会经费单独核算，提高依法依规办事能力。督促各级工会做好工会预算编制，严肃预算执行，杜绝无预算、超预算情况发生。依据《黑龙江省基层工会收支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明确支出范围、统一支出标准，不断夯实基层工会财务基础，提升基层工会财务管理水平。

深度调研现代不现代，关键看村寨 环江毛南族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调查与思考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调研组

（2025年10月16日）

毛南族是我国28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自治县。2020年5月，环江退出贫困县序列，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站在了现代化建设的新起点。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10位环江毛南族群众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当地毛南族群众的喜悦之情。对此，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得知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乡亲们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我感到很高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希望乡亲们把脱贫作为奔向更加美好新生活的新起点，再接再厉，继续奋斗，让日子越过越红火”。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成为激励毛南族群众不懈奋斗，努力与其他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在习近平总书记对毛南族整族脱贫作出重要指示5周年之际，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调研组深入环江毛南族聚居村屯开展蹲点调研，对下南乡中南村、下南社区110多户毛南族群众开展入户深度访谈，对环江毛南族的现代化发展情况进行深入观察和思考。调研中深刻感受到，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民族地区在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稳步前行，但也面临现代化发展的瓶颈。过去讲，“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现在可以讲，“现代不现代，关键看村寨”。只有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色才是充足的；只有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一样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一、环江毛南族发展面貌焕然一新

发展是现代化的基础，民族地区要走好现代化道路，必须通过高质量发展夯实物质基础。调研发现，5年来，环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奋力推动毛南族从“整族脱贫”到“全面振兴”的跨越，各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高。自整族脱贫之后，环江经济建设成绩显著，现代化水平日益提升。5年来，全县经济总量增速显著加快， 年均增速达到7.32%，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24年环江地区生产总值（GDP）首

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达到108.52亿元，超出“十四五”规划制定的91亿元目标。全县规上企业141家，规上工业总产值是“十三五”末的2.4倍。由于地处山区，毛南族聚居区历史上长期交通闭塞。目前环江全县基本实现“三通”，区域交通大大改善，特别是2023年8月贵南高铁全线开通运营，环江各族群众翘首以盼的“高铁梦”终于实现。2024年，全县等级公路里程突破2000公里，基本形成以“两高”为主骨架，“二横五纵”为大动脉，乡乡通二级、村村通双车道的交通体系。环江过去缺水十分严重，“一盆水洗完脸再洗脚，最后喂牲口”是十分常见的场景。近年来，通过实施农村饮水安全解困等人饮工程，困扰毛南族同胞千百年的饮水难题基本得到解决。生活水平方面，目前毛南族群众家中基本都建了砖瓦楼房，实现了家家通电、通网络，多数家庭配备了电视、冰箱等现代家电，自然屯4G网络覆盖率达到99.21%，许多八旬老人也能熟练使用手机。

社会事业全面提升，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教育方面，全县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连续4年保持在6%以上，极大改善了学校办学条件。中南村南昌屯村民谭某感慨道：“20年前村里许多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中南村目前在读的大学生就有十几个。”2024年环江全县2531人参加高考，其中1426人达本科线，达线率56.3%，超过广西平均水平。医疗方面，基本医疗保障实现全面覆盖，市、县、乡、村四级医疗体系已搭建完成，乡卫生院、村卫生室基本配置到位，妇幼保健院、疾控中心等专门机构也已逐步建立。如下南乡7个行政村（社区）均配有合作医疗卫生所和医务人员。社会保障方面，2024年环江全县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98.59%，各项救助资金共惠及54.9万人，低保、特困供养、大病救助、慢性病补助等兜底性社会保障实现“应保尽保”、“应补尽补”。中南村村民卢某患有脑梗、心脏病，需长期服药，以前每月药费就要花300多元，现在有了慢性病补助，每月仅需80多元，极大减轻了经济压力。

移风易俗深入推进，文明新风逐渐形成。婚嫁方面，如今毛南族青年男女基本都是自由恋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成历史。特别是外出务工成为常态后，跨民族通婚在年轻一代中非常普遍。生育观念越来越进步，过去受宗族观念影响，存在一定重男轻女现象，如今大多数群众表示生男生女都一样。文化习俗也在悄然改变，毛南族传统的出生、婚嫁、丧葬等礼俗习俗虽然延续至今，但很多仪式已经不同程度简化或调整，以更好适应现代生活需求。日常生活也

是如此，从农村到城镇，毛南族群众也追求时尚的衣着，男子着西装或穿运动服，女子烫发、穿高跟鞋都很普遍。当然，一些有民族特色的穿戴用品仍然流传，如闻名遐迩的毛南族“族宝”花竹帽，花纹美观、工艺精湛，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移民搬迁成效显著，互嵌融居格局不断巩固。由于地处大石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环江是广西易地搬迁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县。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就开始组织环江通过易地搬迁解决贫困问题。20世纪90年代之后，环江开始实施大规模移民搬迁，尤其是“十三五”期间，环江建成毛南家园城西安置区、城北安置区，以及7个乡镇安置点。在长期的搬迁实践中，环江“插花式”安置各族群众，在促进搬出地与迁入地群众互嵌融居、团结发展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其中在思恩镇肯福屯开展的易地搬迁扶贫“肯福”模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减贫最佳案例之一。易地搬迁极大推动了环江城镇化进程，尤其是“十三五”期间的易地搬迁项目，全县安置的建档立卡户4357户17860人直接转化为城镇新增人口，占2020年末环江城镇全部常住人口的16.07%，使该年环江城镇化率同比提升8.3%。

二、毛南族现代化建设面临的瓶颈问题

虽然环江毛南族在脱贫攻坚中打出了漂亮的翻身仗，但调研发现，受先天条件、发展基础、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环江毛南族的现代化发展仍面临许多瓶颈问题，与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仍然任重道远。

经济发展底子薄，产业发展水平不高。在区位上，环江地处偏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高、收益低，商品生产成本高、利润低，导致经济发展先天不足。当前，环江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传统小企业多，产品多是粗加工，处于产业链条低端，竞争力不强。2024年，环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6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5.64%。当地干部表示，依托现有资源和生产方式，发展速度慢，效益上不去，“辛辛苦苦一整年，到手没有几文钱”。虽然各级各部门对乡村全面振兴作出了很多规划，支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但在偏远山区，指望大产业下乡基本不现实。因为这些地方资源有限，分散在千家万户，很难开展集约化经营。环江耕地资源非常紧张，如中南村人均耕地1.94亩， 其中水田仅0.98亩，且石山地区耕地分布零散，无法大规模使用机械生产，很多农民依然采用传统种植方式，无论是种植粮食作物，还是桑叶、牧草等经济作物，都很难形成规模效益；菜牛、香猪养殖也多以农户散养为主，户均2—3

头，最多6—7头，主要在环江本地销售。由于不能开展更大规模的产业化经营， 农民很难实现本地就业，大部分人只能通过外出打工增加收入，如中南村有近2000人常年在外务工，占全村总人数60%以上。

区域发展尚不均衡，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调研发现，居住在石漠化地区的毛南族群众虽然经济发展得到极大改善，但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且差距呈进一步扩大趋势。2005年环江人均GDP4396元，全国人均GDP1.4万元，相差近万元；2024年环江人均GDP4.07万元，全国人均GDP9.57万元，相差5.5万元。20年间尽管差距的比值变化不大，但绝对值从不足1万元扩大到5万元以上。同时，由于产业发展很难找到突破口，想要实现新的跨越难度很大。当地干部算了笔账：“目前稻谷亩产800—1000斤，在这个基础上每亩地再增产100斤，要费很大劲，可收入也就增加100块钱，性价比不高。对农民来讲，想要发财致

富，光靠那点田地，是不太可能的。”由此产生的农村社会分层现象也值得关注，一些群众通过外出务工、经商，实现了较为富裕的生活，而另一些群众的生活还停留在温饱水平。据当地干部测算，2024年中南村共有997户，比较富裕的家庭约二成、中等的约六成、比较困难的约二成，贫富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调研组还注意到，民族地区的劳动力外流日趋严重，“老龄化”、“空心化”问题突出，留下的很多都是老弱病残、单身汉，如南昌屯现有的156名男性中，有44名适龄男性未婚，未婚率高达28%。

基础设施还需完善，民生领域仍有短板。环江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灌溉是一大难题。下南乡只有一座水库，仅能灌溉全乡三分之一的水田。城乡环境卫生处理设施建设滞后，县城污水处理厂负荷率92%，全县三分之一乡镇未修建污水处理设施，村级污水处理站仅覆盖27%的行政村，难以满足污水处理需求。优质教育资源缺乏，尤其是乡村教师普遍短缺，也是制约毛南族发展的一块短板。调研还发现，当地养老负担较重。因毛南族有“人死在外，不能回村发丧”的观念，老人如在养老院过世，难以回家为其置办丧事，这对于仍然重视丧葬的毛南族群众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也就导致当地虽有养老机构却无人愿住。养老院闲置一方面造成公共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也使得家庭养老压力增大，收入受限。

民族特色文化面临传承困境，有些传统习俗不能很好适应现代生活。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花竹帽编织、傩面雕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传承困境。以傩面雕刻为例，一个中号傩面售价300元左右，制作需3天时间，平均下来相当

于每天劳务费仅100元，远不如到城市打工赚得多，因而很难吸引年轻人学习和传承。同时，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不够，特色文旅转化为经济收入效果不佳。南昌屯被评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但外地游客只是到此一游，打卡即走，可谓“来也匆匆，去也空空”，留不住游客在当地消费，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旅游效益。此外，有些传统习俗不能很好适应现代生活的要求。以“肥套”为例，这是毛南族男子成家生子后的一种还愿仪式，被视为一生中最重要的礼仪，甚至比婚礼还要隆重。做一次“肥套”耗时至少3天，花费在2万元以上。但毛南族男子“一生必须做一次肥套”的观念根深蒂固，一些家庭甚至不惜为此背上债务。

三、民族地区走向现代化是一道特殊的难题，也是一道绕不开的必答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与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确实存在一些特殊的实际困难，这是我们绕不开、躲不过、必须面对也必须解决的必答题。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共同决定了我们必须确保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迈进现代化，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中构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民族地区发展既需要自身努力，也有赖于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鼎力支持。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农村群众，大都从事第一产业，从土地里刨食。而我国耕地资源有限，山地丘陵地带的民族地区可用耕地更为稀缺。比如少数民族比例在80%以上的广西河池、百色等地，山高谷深，石漠化严重，土地贫瘠，耕地稀少，“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同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第一产业边际生产率普遍低于第二、第三产业，在城市打工的收入很容易超过在农村种植养殖收入，加上当地基本没有产业，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配置与群众客观需求也有较大差距，有能力的青壮年基本上选择外出务工，民族地区想要仅仅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发展越来越难。因此，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把民族地区的发展放到全局中来看待、来部署，继续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帮助民族地区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提高就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逐步缩小同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

找准定位增强内生动力。民族地区发展起步晚、底子薄、有短板，要实现现代化，需要认真思考如何找准定位，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实现后发赶

超。比如，民族地区大都处于祖国边陲，在过去意味着经济辐射能力弱。如今边疆地区已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与周边国家在地理、语言、文化上有天然联系，可以发挥桥头堡、示范带作用。要想方设法把区位特点转化为区位优势，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不断激发现代化的内生动力。要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小而美”特色产业，加快农文旅融合，打造一批山水观光、休闲度假、健康养生等生态旅游品牌，让民族地区群众搭上旅游发展的致富“快车”。对于确实不适合发展的偏远农村、生态环境恶劣地区，要继续推进移民搬迁，提高城镇化率，尽量减少地区资源匮乏的压力，持续释放发展空间。

高度重视实现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包括人的观念、行为习惯、心理、人格等的现代化，其中很重要的是人的生活方式现代化。相对而言，物质的现代化比较容易看见，也比较容易做到，只要资金到位，一两年就可以修通一条路、盖好一栋楼，但观念层面、精神层面的现代化不容易看见，也不容易做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民族地区基本实现了屯屯通水泥路、家家通水电、户户住楼房，“面子”上好像已经是现代文明的衣食住行了，但深入去看，“里子”上还是有很大差别。比如有的醉醺醺从早喝到晚，有的不太注意个人卫生，还有的家里陈设乱糟糟，等等。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既要在“面子”上绵绵用力，更要在“里子”上久久为功，高度重视人的现代化，用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去影响、引导群众。一方面，积极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调研发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地区群众的务工、生活范围都扩大了，文化习俗也呈现出越来越开放的趋势。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在比较中看到差距和不足，见贤思齐。另一方面，持续加强教育引导。调研发现，父母一代的受教育程度高，子女通常会受到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如果一个家庭连续几代都没有接受中等程度以上教育的，往往会陷入贫困的循环。学校教育通过集中的课堂学习、共同的校园生活、师生以及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将现代社会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体系、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传递到每一个受教育者身上，是培养合乎现代理念的人最直接且不可取代的途径。

大力推动民族传统文化去粗取精。每个民族都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形成、进化、发展的，都会留下各种传统文化、习俗、观念、行为规则等，塑造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影响现代化的发展。同时，现代化发展大潮也必然会倒逼传统作出相应的变革。调研发现，民族地区有些习俗转变相对容易并且已经

适应了现代化的发展，如家庭、婚姻习俗的变革；但一些风俗比如对鬼神、风水的迷信，依然顽固地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比如有的群众觉得“散烟”等于“散财”，不愿装烟囱，以致屋内油烟呛人、墙壁被熏得黑黢黢，生活品质大打折扣。一些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如毛南族花竹帽、瑶族黄泥鼓舞等，在传统生活方式急剧变革的情况下，如果不能自觉地通过创造创新主动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将会陷入传承与发展的困境。民族地区要实现现代化转型，一方面要大力推动移风易俗，加强现代文明教育，倡导现代化生活方式， 传播普及科学知识，引导群众改变与现代化要求格格不入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更好融入现代生产生活；另一方面，要推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主动融入、跟上时代，善用现代文化平台，创新表现形式，积极与地方文旅产业发展相结合，让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化发展的增长点。

正确处理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在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将这条主线在各项工作中融合进去、体现出来，既做有形有感有效的工作，也做润物无声的工作，既要管肚子，也要管脑子，让各族群众不断提高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尤其要注重处理好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在多样性基础上寻求共同性，多在增进共同性上下功夫，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把“小我”融入“大我”。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治理民族事务，构建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 妥善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案事件，坚持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断强化各族群众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员，平等享受权利、平等履行义务的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各族人民同顶一片天、同耕一垌田、同饮一江水、同建一家园，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

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工作的实践探索与优化路径 以溆浦县融媒体中心为例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融媒体中心彭国红

档案管理制度通常是指机关档案分类方案、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统一在一起的制度。做好县级融媒体中心机关档案管理的“三合一”制度是推动县级融媒体中心档案规范化、标准化与信息化的重要抓手。

一、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的内涵与实施意义

（一）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的内涵

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是将机关档案分类方案、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在一个规定中进行规范，是规范和指导档案形成与收集、整理与归档、鉴定与销毁等工作的一项基本档案制度。它通过整合档案分类、归档范围与保管期限，形成统一的管理标准，旨在解决传统档案管理中分类混乱、归档不全、保管失效等问题，核心是打破部门壁垒，实现档案资源的全流程规范化管理。

（二）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的实施意义

全面实施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对于进一步提升机关档案基础业务和信息化水平，建设覆盖面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结构更加优化的档案资源体系，维护国家档案资源完整与安全，促进档案事业健康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规范管理。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为机关档案管理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标准和规范，涵盖归档范围、保管期限、分类方法和整理规则等， 使档案管理各环节有章可循，避免管理混乱，有助于保证档案收集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使档案整理更加科学有序，从而提升档案管理的整体质量。

  2. 提高效率。科学的分类方案和整理规则，使档案在检索时能够快速定位，提高档案的查全率和查准率，节省查找利用档案的时间和精力，实现办事高效快捷。合理划分保管期限，能让工作人员清晰了解不同档案的价值，便于根据需求及时提供利用，充分发挥档案存史、资政、育人的三大功能。

  3. 保障安全。机关档案管理制度明确了档案管理各环节的要求和责任，有利于增强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减少因人为因素导致的档案损坏、丢失等情况，确保档案实体安全。规范整理和保管流程，能为档案创造良好的存储环境，降低档案受损风险，保障档案信息的长期安全。

  4. 利于传承。准确界定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能确保重要的机关文件材料得到妥善保存，为记录机关发展历程和历史事件提供可靠依据，传承机关的历史文化。完整、规范的档案为后续工作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有利于机关总结经验教训，为未来决策和工作开展提供支持。

  5. 符合法规。制定出台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是落实国家、省级档案工作的客观要求。

2022年5月，国家档案局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机关档案分类方案、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三合一制度的通知》。湖南省委办公厅于2022年6月也下发了相关通知，其总体要求就是到“十四五”末在机关全面实行“三合一”制度。“三合一”制度的实施有助于机关遵守国家关于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避免因档案管理不当而产生的法律风险。推动行业发展。机关单位严格执行“三合一”制度，能够推进整个档案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发展，提升档案事业的整体水平。

二、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的实践路径

（一）机制创新

  1. 强化政策保障。溆浦县融媒体中心结合单位实际制定了《溆浦县融媒体中心机关档案“三合一”分类方案》，规定分类原则、类目设置、分类方法、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完善了《机关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在职干部职工的教育培训，进一步规范机关档案管理。同时将各部门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档案实施情况纳入单位部门年终绩效考核。

  2. 强化资源整合。建立统一的资源管理平台，打造一个数字化的资源管理系统，将融媒体中心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各类资源档案进行集中管理。将融媒体中心媒资系统与机关档案系统进行挂接，打破传统各自为政的分类方式。例如，可以根据内容主题、时间、来源等维度制定统一的分类标准，确保资源和档案在分类体系上的一致性，方便检索和利用。对各部门的档案员进行实操培训，促进融媒体中心人员与档案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协作，使其既掌握媒资系统管理的技能，又熟悉档案管理的专业知识，形成跨部门的工作团队，共同推进资源整合工作。例如，为及时将“三重”音视频档案移交至县档案馆，档案员与制作室团队默契配合，从庞大的媒资系统中精准调取所需的珍贵素材。截至2024年，溆浦县融媒体中心采用了先进的光盘或移动硬盘储存技术，向溆浦县档案馆成功移交了“三重”视频档案8个光盘95件。

  3. 强化规范管理。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溆浦县融媒体中心全面部署“三合一”制度推行工作。建立健全资源整合与管理的相关制度，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工作流程。开展编制工作业务培训，由机关档案室汇总各部门、二级单位编制内容，根据单位的三定方案再次梳理完善，形成三合一制度初稿。广泛开展调研，充分听取意见。对“三合一”制度初稿逐条进行研讨，形成综合意见，最终形成“三合一”制度定稿，报同级档案主管部门审批。审批通过后以本单位名义正式印发，确保制度执行的规范性。溆浦县融媒体中心通过编制《档案“三合一”制度汇编》，形成标准化模板，解决分类不精确、保管期限不合理等问题。为了让工作人员熟悉操作流程，精心制作了操作手册和视频教程，方便员工随时查阅学习。

（二）技术赋能

  1. 推进档案管理智能化。

2020年溆浦县融媒体中心投入20万元购置了媒资系统，用于图片、音视频素材和档案的管理，为档案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将媒资系统与档案管理系统对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优化档案分类、检索和数据的互联互通。

  1. 安全防护与长期保存。在整合过程中，为确保资源和档案的安全与保密，对涉及敏感信息的资源和档案，采取严格的加密、权限管理等措施，防止信息泄露。同时，建立数据备份和恢复机制，应对可能出现的数据丢失或损坏情况。

（三）服务融合

  1. 内容服务创新。充分利用档案管理软件和媒资系统，档案的利用率大大提升。通过对档案数据进行分析挖掘，为融媒体中心的内容生产提供数据支持。目前，溆浦县融媒体中心设置了溆浦新闻网、溆浦经典公众号、溆浦发布抖音号、“溆说”App、新湖南溆浦频道、村村响溆浦农村广播、溆浦融媒抖音号、溆浦融媒活动直播等18个媒体平台，其中溆浦经典增设了溆浦地、溆浦人、溆浦事等专栏，将向警予、向五九等溆浦籍名人的生平事迹、书信、绘画、书法等特色档案归为溆浦历史名人门类。

  2. 跨部门协作与社会化服务。加强与政府档案部门、政务中心的合作，实现数据资源共享，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例如，溆浦县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策划溆浦“两会”现场跟踪报道、2024湖南·怀化屈原爱国怀乡诗歌节、“6˙9

国际档案日展览”，广播平台开设了“党史天天播”栏目，溆浦发布增加了溆浦融媒助农直播等。“互联网+融媒体”将档案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增强自我造血能力。

三、挑战与优化对策

（一）挑战

资金与技术依赖。推进档案与融媒系统的兼容工作，需要投入大笔资金进行软件技术开发，进一步推进媒资系统与档案管理软件融合发展，让档案“三合一”方案更好地协助融媒体中心开展工作，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

人才短板。目前县融媒体中心在职人员年龄、学历、技术职称、专业等结构情况如下：35岁以下16人、35-50岁52人、50岁以上33人；高中及中专学历45人、大专31人、本科20人、研究生5人；初级技术职称12人、中级技术职称8人。通过对县融媒体中心在职人员有关情况摸底统计，我们不难发现县级融媒体中心档案专业管理人员匮乏，技能人才明显存在短板，特别是又红又专的复合型人才紧缺。

制度执行偏差。在推行档案“三合一”工作中存在个别分类标准不统一、归档范围遗漏、未及时更新等问题。例如出台的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需要在日后工作中持之以恒加以推进，出现新的问题需要及时补充完善。

（二）优化对策

强化政策协同和技术创新。加强与档案部门和上级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交流沟通，积极争取县级财政资金的支持，解决资金短板的问题。我们可以借助AI技术构建智能化传播体系，通过收集分析用户记录、点击行为、评论互动等数据，实现新闻内容个性化推荐。对互动数据进行深度分析，挖掘用户的潜在需求和兴趣点，及时调整内容策略和服务方式，更好地提升服务水平和群众的满意度。例如，公众关心的辰河目连戏剧本、溆浦花瑶挑花工艺，我们可以策划方案，开设专栏，制作宣传片，在重大节日期间开展相关纪念活动。

完善人才体系。一是做好相关人才的业务培训工作。一方面对现有的工作人员定期开展专业的培训，另一方面加强档案人员与业务部门的交流，及时了解公众的需求，提升档案服务的针对性。二是引进具有档案管理专业且熟悉融媒体业务的复合型人才或者从档案部门抽调或者调入专业档案人员，充实融媒体中心的档案管理队伍，为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的推行和优化提供人才保障。

建立审核与监督动态评估机制。一是成立由档案人员、业务骨干组成的审核小组，每年对各部门提交的档案分类、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执行情况进行定期审核。二是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定期对部门档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督促限时整改。为了调动干部职工工作的积极性，可以适当采用激励机制，对表现优秀的人员给予表彰奖励，形成良好激励氛围。三是与时俱进更新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社会在发展，档案也需要进行动态管理。因此，我们需要定期对档案保管期限进行评估和调整，确保档案保管期限的准确性和合理性。针对新出现的问题要及时补充完善档案编制分类方案，扩大归档范围，明确保管期限，待相关审核通过后一并嵌入档案管理软件和媒资系统。

县级融媒体中心档案管理“三合一”工作需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基石，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服务融合为目标，实现从“整合”到“融合”的跨越。未来，随着5G、AI等技术的普及，档案管理将向智能化、服务化纵深发展，为县域治理现代化与媒体融合提供更强支撑。

基层林业生态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弋阳县林业局钟日灵

  1. 引言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具有调节气候、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功能。基层林业生态建设作为我国林业发展的基础，对于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我国基层林业生态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本文旨在分析基层林业生态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为基层林业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1. 基层林业生态建设存在的问题

    1. 资金投入不足

基层林业生态建设属于公益性事业，主要依赖政府财政资金支持。在一些山区县，每年用于林业生态建设的资金仅能维持基本管护人员工资和日常办公开支，而在造林绿化、森林抚育、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资金严重短缺[1]。林业生态建设周期长、见效慢、收益低，导致社会资本对其投资积极性不高。虽然国家出台了一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林业生态建设的政策，如林权抵押贷款、林业碳汇交易等，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林权抵押贷款存在评估难、抵押登记手续复杂、贷款额度低等问题，难以满足林业经营者的资金需求；林业碳汇交易市场尚未成熟，交易机制不完善， 碳汇价格不稳定，社会资本参与碳汇交易的风险较大，从而降低了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此外，一些基层地区缺乏有效的招商引资渠道，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资本进入林业生态建设领域。

    1. 科技支撑能力薄弱

      1. 科技人才短缺

基层林业部门普遍存在科技人才匮乏的问题，尤其是高层次的科研和技术推广人才严重不足。一些基层林业站的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较低，且知识结构老化，难以有效掌握和应用先进的林业科技成果。同时，基层工作条件艰苦、待遇较低，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的科技人才，导致基层林业科技人才队伍不稳定、科技支撑能力薄弱。

      1.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不足

虽然我国在林业科研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这些成果在基层林业生态建设中的转化应用率较低。首先，科研机构与基层林业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不够紧密，科研成果与基层实际需求脱节，导致一些科研成果无法在基层得到有效应用。其次，基层林业部门对新技术、新成果的接受和应用能力较弱， 仍然沿用传统的林业生产和管理方式，导致工作效率和质量难以提高。

    1. 公众参与度不高

      1. 生态保护意识淡薄

近年来，尽管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力度不断加大，但在一些基层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仍然较为淡薄。部分群众对森林资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甚至存在乱砍滥伐、毁林开垦等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同时，部分企业和社会组织对林业生态建设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不高，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忽视生态环境保护，导致生态建设工作难以推进。

      1. 公众参与渠道不畅

目前，基层林业生态建设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公众参与机制，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反馈渠道。公众在林业生态建设规划、决策、实施和监督等环节的参与度较低，难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一些林业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未广泛征询当地群众意见，实施过程中易引发矛盾与纠纷，阻碍项目顺利推进。此外，公众对林业生态建设的监督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对破坏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行为，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

    1. 森林资源保护压力大

      1. 森林资源总量不足且分布不均

我国国土面积广阔，但森林覆盖率仅为23.0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森林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南等地区，西北、华北部分地区森林资源匮乏[2]。在部分地区，受历史原因和经济发展需求的影响，曾一度出现过度开垦、乱砍滥伐等现象，导致森林面积减少、森林质量下降。尽管近年来加大了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力度，但部分地区森林资源总量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服务功能受到影响。

      1. 森林资源面临多重威胁

森林火灾是当前森林资源面临的重大威胁之一。部分基层地区防火基础设

施薄弱，群众防火意识不足，火源管理难度较大，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大面积森林损毁。此外，森林病虫害问题也日益加剧。伴随全球气候变化及林业产业发展，森林病虫害种类持续增多，危害程度不断加重。而在一些地区，缺乏完善的监测与防治体系，病虫害暴发时难以实现有效控制，导致林木大量死亡，严重破坏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

  1. 加强基层林业生态建设的对策

    1. 加大政府财政和社会资金投入

      1. 加大政府财政投入

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基层林业生态建设的财政投入，将林业生态建设纳入财政预算，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林业生态建设的实际需求，逐年增加投入比例。同时，要优化财政资金的使用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确保资金重点用于苗木采购、森林抚育、病虫害防治及森林防火等关键环节。

      1. 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制定优惠政策和创新融资机制，鼓励企业、个人及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林业生态建设。通过设立林业生态建设基金、开展林权抵押贷款、推行森林碳汇交易等方式，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林业生态建设。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资本参与林业生态建设的监管机制，确保社会资本的合理使用和林业生态建设项目的质量。

    1. 加大科技研发与推广力度

      1. 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加大对基层林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通过在职培训、学术交流、继续教育等方式，提高现有科技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同时，制定优惠政策， 吸引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优秀科技人才到基层林业部门工作，充实基层科技人才队伍。

      1.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鼓励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3]。通过科技培训、现场示范、技术指导等多种形式，向基层林业经营者和农民普及先进的林业科技知识和实用技术。

      1. 完善科技推广体系

加强基层林业科技推广机构建设，充实科技推广人员队伍，改善科技推广条件，提高科技推广能力。建立健全科技推广服务网络，为林农和企业提供全

方位的科技服务，包括技术咨询、技术培训、病虫害防治等。同时，要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推广模式，增强科技推广的效果。

    1. 提高公众参与度

      1. 加强宣传教育，增强生态保护意识

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基层林业生态建设的重要意义、政策法规和成果经验，增强公众对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如举办生态文化节、森林科普讲座、环保志愿者活动等，引导公众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养成爱护森林、保护环境的良好习惯。同时，加强对青少年的生态教育，将生态保护知识纳入中小学教材，培养青少年的生态意识和责任感。

      1. 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

林业部门应畅通公众参与基层林业生态建设的渠道，在林业生态建设规划、决策、实施和监督等各个环节，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建立林业生态建设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布林业生态建设的政策法规、项目进展、资金使用等情况，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鼓励公众通过举报、投诉等方式，对破坏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对积极参与林业生态建设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林业生态建设的良好氛围。

    1.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

      1. 加大执法力度

加强基层林业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执法水平，加大对乱砍滥伐、非法占用林地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建立健全执法联动机制， 加强与公安、环保及国土等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形成打击违法行为的合力。同时，要加强对木材加工企业和木材市场的监管，规范木材经营加工行为，从源头上遏制乱砍滥伐和非法占用林地等违法行为。

      1. 加强灾害防治

建立健全森林病虫害和森林火灾监测预警体系，加强监测站点建设，提高监测预警能力。同时，应制订完善的灾害应急预案，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队伍建设，提高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此外，林业部门还应加强与气象、水利等部门之间的合作，及时掌握灾害信息，做好灾害防范和应对工作，减少灾害

损失。

      1. 加强生态修复

加大对受损森林生态系统的修复力度，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森林抚育等措施，提高森林资源的质量和效益。此外，应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建立自然保护区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小区，保护珍稀濒危物种和生态系统。同时，要加强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监测和评估，及时掌握生态系统的变化情况，为生态修复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1. 基层林业生态建设成功案例分析

    1. 浙江安吉“两山”理念实践案例

过度采矿和林木砍伐导致安吉县生态恶化。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安吉县余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后，当地由此开启生态转型进程。安吉县实施的生态建设措施主要包括：推动生态保护制度化，划定180万亩生态公益林，建立竹林碳汇计量监测体系；推进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竹制品深加工（如天荒坪竹林景观配套产业）、白茶种植（推广“安吉白茶”地理标志产品），培育“乡村旅游+森林康养”模式，2023年全县旅游收入达380亿元；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成立“两山银行”，引导村民以林权、土地入股生态项目，构建“生态护林员+企业环保监督员+村民巡查队”三级监管网络。经过一系列的生态建设，当地森林覆盖率从2005年的69.6%提升至2024年的72.1%，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率达68%，成功化解了“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为经济发达地区生态建设提供了“产业反哺生态”的实践样板[4]。

    1. 陕西延安退耕还林与生态修复案例

延安市曾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最严重区域之一，自1999年起，启动大规模退耕还林工程。该工程的关键措施包括：实施工程化系统治理，推行“山顶戴帽子（防护林）、山腰系带子（经济林）、山脚穿靴子（草地）”的立体治理模式，累计完成退耕还林1077万亩；政策协同发力，整合生态补偿、乡村振兴资金，给予退耕农户每年160元/亩现金补助和150kg/亩粮食补贴，并引导其发展苹果、胡桃等经济林产业；创新数字化监管，建立退耕还林大数据平台，运用卫星遥感和无人机巡查技术，实现对小班地块的100%动态监测。经过多年生态建设，延安市年均入黄泥沙量从2.58亿t降至0.31亿t，植被覆盖率从33.0%提升至69.3%，创造了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延安奇迹”，为生态脆弱区探索出“工程带动、政策保障”的成功路径[5]。

  1. 结语

本文通过剖析基层林业生态建设的核心问题，并结合浙江安吉、陕西延安等典型案例，表明成功的生态建设实践应遵循“问题导向—机制创新—多元协同”的内在逻辑。基层林业生态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事关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大局。当前，基层林业生态建设中存在着资金投入不足、管理体制不完善、科技支撑能力薄弱、公众参与度不高、森林资源保护压力大等问题，亟须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加以解决。因此，可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加大科技研发与推广力度、提高公众参与度、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等对策，有效改善基层生态建设状况。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基层林业生态建设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未来，应深入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加强基层林业生态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努力实现基层林业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加强办案质量全周期管理

河南省郑州市纪委监委课题组

（2025年10月30日）

案件质量是执纪执法工作的生命线。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强调，着眼提高监督执纪执法质量，教育引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严格依规依纪依法，正确把握政策策略，准确定性量纪执法，毋枉毋纵，安全文明办案，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实践中，河南省郑州市纪委监委加强对查办案件的全周期管理，通过构建责任体系、监管体系、评析体系和保障体系，促进全方位提升执纪执法水平。

以齐抓共管凝聚合力，建立全链条责任体系。牢固树立案件质量共同体意识，围绕信访举报、线索处置、审查调查、案件审理全链条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案件办理责任制。守牢信访“研判关”，针对疑难复杂信访举报集体研判和纪检监察业务外信访件处置，分类制定专门工作办法，对信访举报件转办情况实行“每日抽查+季度通报”“线上+线下”监督模式，确保问题线索严格甄别处置、高效分流转办。守牢线索“处置关”，全面实行问题线索“管办分离”，案件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统一管理、集中管控，具体处置意见由监督检查部门结合日常监督情况研判提出，确保做到精准处置到位。守牢案件“调查关”，案件承办部门、审查调查组对案件质量负首责，逐人明确办案责任，逐案设置质量内审员，坚持“边查案边审核”，及时消除案件质量隐患，坚决纠正办案不规范行为。守牢审理“出口关”，重点对案件定性处理意见进行全方位审核把关，精准把握政策策略，准确运用“四种形态”，依规依纪依法定性量纪量法；对存在质量问题的案件，通过“一次性告知”“一事一提醒”等方式，将“问题+建议”同步反馈相关部门，及时督促整改到位。

以监督制约层层设防，建立全过程监管体系。守牢案件质量生命线，过程监管是关键，只有对办案工作全流程强化监督管理，把全过程管住管好，质量体系才能形成闭环。强化办案进度监管，市纪委常委会定期专题研究，每名班子成员“包县区、包重点案件”，做到每周必听案件进展情况、下基层调研必听案件汇报、案件办结前必集中研判案情，通过领导带头抓、层层抓，把办案质量要求传导到每名办案人员、每个具体环节。强化办案程序监管，聚焦审查调查措施使用情况，实行“一事一专项”“月抽查+季度检查”等工作机制，全

面排查管理漏洞、风险隐患、关键环节，确保每一道办案程序都经得起检验。做实做细关键环节谈话等方面工作，定期排查风险，对履职不力、问题整改不到位的，综合运用谈话提醒、通报、约谈等方式及时纠正。

以全面检视补短强弱，建立全覆盖评析体系。构建“自查—评查—复查” 全覆盖检视评析机制，把问题找准，有的放矢提升质量。自查“治未病”，充分发挥案件审理部门专业优势，通过个案咨询、审理工作提示、提前介入审理等方式靠前指导，严控案件“前端”质量；常态化开展案件质量复盘分析“回头看”，加强个案典型问题、类案共性问题分析梳理，形成以复盘促整改、以整改促提升的正向循环。评查“找不足”，健全完善全面评查、日常评查、专项评查“三位一体”的案件评查格局，坚持“一案一评查、一案一清单、一案一反馈”，督促责任部门真改实改、对账销号；筛选易发多发问题，集中通报、督促整改，实现由“发现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拓展。复查“纠偏差”，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细化申诉案件办理流程及文书规范，及时发现案件质量方面存在的瑕疵和问题；加强对下业务指导，通过个案指导、跟踪督办等，提升疑难复杂案件查办质效。

以基础建设强化支撑，建立全要素保障体系。对标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要求，从人员力量、制度机制、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加强保障，为高质量办案提供坚实支撑。以专业化队伍强保障，统筹推进纪检监察干部“选育管用”，分级分类开展“全覆盖、小班制”业务轮训，探索新进人员跟案学习、优秀年轻干部“上派下挂”等培养模式，持续充实优化审查调查、案件审理等人才库，打造模块化、专业化办案团队。以规范化制度强保障，聚焦案件审理核心职能，持续优化阅卷笔录制作规范、案件总结剖析等制度；聚焦对下业务指导，健全日常联络、备案协审等工作机制；聚焦法法衔接，完善与检察、审判机关沟通协作机制，组建业务咨询专家库，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联合研判，着力提升案件办理质效。以信息化建设强保障，聚焦“全要素覆盖、全流程贯通、全领域标准、全系统共享”的目标要求，全面推广应用纪检监察一体化工作平台，加强信息查询分析研判，依靠大数据分析精准发现问题、迅速突破案件，为提升案件质量赋能增效。

检察听证工作实践探索及完善路径 以延边地区检察机关为例

敦化市人民检察院李祖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检察听证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举措，是检察机关监督办案的新形态、新方式[1]。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以下简称《工作规定》），为检察听证工作规范运行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检察听证让人民群众以听证员、当事人、旁听人员等身份，直接参与到检察办案的过程中，生动诠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刻内涵，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延边检察听证的实践探索

延边州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切实将检察听证作为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治理，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

（一）守护民生福祉

积极运用听证制度，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及群众代表等多元主体参与案件审查与处理过程，解决矛盾争议焦点。例如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延吉市广播电视台播放夸大疗效医药广告公益诉讼案，系全省首例“规范医药广告药品安全领域”公开听证会，督促常态化开展医药广告监管治理， 实现从个案办理向社会治理延伸，整治了违法医药广告乱象。

（二）促进案结事了人和

深入践行“枫桥经验”，通过检察听证摆事实、举证据、释法理，把化解矛盾争议贯穿听证办理全过程，有效解开当事人的“法结、心结、情结”。例如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个体餐馆卫生不达标行政处罚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听证案，经检察机关释法说理，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达成共识，签订《行政争议化解协议书》，圆满化解了行政处罚争议，切实将当事人诉求解决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传递了检察温度。

（三）筑牢绿色生态屏障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通过召开涉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案件听证会，助推绿色发展。例如珲春市人民检察院针对大麻哈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存在电捕违法情形，以公开听证的方式开展公益诉讼监督，推动

建立农业农村等多家行政部门跨区域常态化联合巡查监管机制，有力保护大麻哈鱼资源和生态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四）保护历史文化遗迹

充分发挥检察听证职能，保护好红色文化与历史遗迹，确保红色血脉赓续传承。例如，敦化市人民检察院、图们市人民检察院先后开展翰章乡义勇英灵塔、安山村革命烈士纪念碑等红色遗迹检察公益诉讼公开听证会，在宣传保护红色革命遗址遗迹引起社会共鸣。再如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和龙市人民检察院分别组织召开辖区内延边长城古遗址公益保护听证会，在持续推进文物修缮、保护区垃圾清理、常态化巡查联动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

二、延边地区检察听证的问题

（一）检察听证工作不够健全

  1. 统筹协调需进一步加强

案管部门作为业务管理的枢纽，在检察听证工作中起到统筹协调的宏观作用，但实务中具体的管理职责不够明晰，存在“统而不管”的现象，易导致工作衔接不畅、指导不力的问题，难以形成上下联动、共同推进的工作局面。是否启动检察听证，取决于检察官的办案意愿，检察官在判断哪些案件适合检察听证时，听证案件范围选取不够精准，听证案件启动存在随意性，工作重点不够突出，容易导致听证资源的浪费和错配。部分检察官在听证过程中可能出现程序上的疏忽或简化，影响了听证结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1. 检察听证工作开展不平衡

虽然《工作规定》明确了七种可以组织听证的案件，但延边地区听证案件主要集中在行政检察监督、不起诉等案件，审查逮捕、民事公益诉讼、羁押必要性审查等案件开展听证较少。近四年检察听证案件数量起伏波动较大，说明检察官主动听证意识有待增强，面对检察听证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和挑战，甚至存在畏难情绪或本领恐慌，担心自己无法胜任或处理不当，导致推进听证工作的动力不足，影响了听证工作的全面开展。

  1. “双语”听证运用不足

延边州作为我国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区，运用“双语”听证有助于朝鲜族当事人根据自己的语言习惯，通俗易懂地理解和从内心认同案件结论、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在矛盾纠纷化解，争议有效解决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本地区检察听证基本是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适用“双语”听证比例较低，运用“双

语”进行听证还有不少提升空间。

（二）听证运行仍需完善

  1. 听证案件选取不够精准

《工作规定》第4条、第5条规定了适用听证案件的条件，从延边地区刑事案件听证类型看，主要集中在不起诉案件，不起诉案件多以危险驾驶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居多。多数案件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争议不大，也难以判断是否具有重大社会影响，每个案件单独听证耗时耗力， 不利于缓解基层日趋增多的办案压力，也不利于听证工作质效提高。

  1. 听证案件类型未区分

《工作规定》对检察听证的应用和类型作出了一般性规定，未对简易听证作出明确具体规定。从检察听证制度的精细化运作与效能提升的角度来看，听证案件类型未区分的问题影响了听证程序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同类型的案件，其涉及的法律关系、争议焦点、证据要求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如果未能根据案件类型和特点合理区分，就会影响听证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1. 听证意见未充分展现

《工作规定》第10条规定，需在听证三日前告知听证会参加人、案由、时间和地点等，听证员仅能了解案件的基础信息。检察机关当天在听证会议上介绍案情，难以做到面面俱到，基于这种流程，大部分听证员很难对案件进行充足、深入的了解[2]。留给听证员思考的时间不多，其提出的意见对检察机关参考价值有限，使得听证成为检察机关对参与主体的单方面信息灌输，影响了听证效果。

  1. 听证结果反馈落实不到位

《工作规定》明确规定，检察官不能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在听证会后依法作出决定，向当事人宣告、送达，并将作出的决定和理由告知听证员。工作实践中，存在检察官对告知程序重视不够的情形，在听证员及听证会各方参与人发表意见后，检察官未能及时对上述意见进行归纳总结；在案件处理决定后，未及时告知听证结果。

（三）听证员选任管理不够完备[3]

  1. 听证员库结构需优化

延边州人民检察院设置听证员库，供全州听证案件抽选使用，听证员来源于各基层院以地域推荐选任，部分基层院推荐选任听证员人数与办案量不对等，

导致听证员选用紧张。具备相关领域行业知识的专家型人才、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人民调解员、居民（村民）委员会委员人数不多，占比不高，部分听证案件所涉业务领域与听证员专业知识属性不完全匹配。

  1. 对听证员缺乏相应的评价机制

听证员在检察听证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评议意见对案件处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关于听证员培训、考核、奖惩、退出机制尚未有明确规定。在延边检察听证实践中，听证员同意检察机关办案意见的情况较多，发表具有针对性、实质性的评议意见较少，“只听未论”，存在走过场的情形，不利于听证工作实质化。听证员的工作质量难以得到有效评估，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听证制度的权威性，进而影响听证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1. 听证员选取适用需进一步规范

《人民检察院听证员库建设管理指导意见》规定，听证员一般从听证员库中随机选取。从近年延边地区检察听证情况来看，存在部分简易听证案件由办案人或承办部门联系邀请听证库外的律师参与听证的情况，办案人与听证员之间往往还较为熟络，易导致听证员发表意见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不足。

（四）检察听证公开力度不够

  1. 听证公告执行不到位

《工作规定》明确，决定召开公开听证会的，应当发布听证会公告，但以什么方式发、通过什么渠道发等都没有明确规定。实践操作中，受办案人认识程度、案件办理时限等影响，多数案件并没有发布听证公告[4]。听证公告执行不到位最直接的影响便是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这不仅削弱了公众对司法活动的信任和支持，也可能导致司法决策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公众意见和监督，影响司法公正与透明。

  1. 听证工作宣传力度不够

在工作实践中，检察听证案件集中在业务条线，由业务部门负责案件的审查、调查以及作出最终决定，案件管理部门承担着听证员抽选和管理、听证数据统计分析等统筹性工作，目前检察听证宣传工作没有明确的部门职责划分。同时，业务部门可能因忙于案件的办理而忽视了对听证工作的宣传；案件管理部门虽然掌握了听证数据，但是难以将数据转化为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典型案例。宣传主体责任不清，导致不能全面展示检察听证的经验做法和工作成效。

三、延边地区检察听证完善路径

（一）深化一体化工作机制

  1. 加强统筹谋划

推进检察听证与业务办案深入融合，积极构建“领导带动、部门联动、全员参与”的工作格局，让听证成为检察工作的一种常态，深度挖掘检察听证的司法价值。发挥“关键少数”作用，提高院领导特别是检察长主持听证比例， 解决争议焦点突出、疑难复杂、有影响的案件，通过发挥领导示范作用，带动检察官更加主动、全面开展“四大检察”听证工作，促进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强化听证能力，积极学习借鉴典型案例和先进经验，通过理论授课、现场观摩、研讨交流等形式，以实训提升检察人员做好群众思想工作、驾驭检察听证复杂局面、释法说理化解矛盾等能力，增强开展检察听证工作的主动性。

  1. 拓展发挥案管部门监管职责

检察听证是检察办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属于检察业务工作范畴。案件管理部门作为检察业务管理的专门机构，理应对检察听证的全流程进行监督管理。工作实践中，可以从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两个维度加强管理，通过检察听证案件数量、类型等数据分析，宏观把握检察听证态势，引导检察官全面深入运用检察听证。常态化实现案管人员列席听证活动，通过案管人员“亲临性”“直观性”现场了解检察听证开展情况，从听证程序启动、听证评议、听证意见、听证结果等方面加强个案监管，确保检察听证工作规范运行。

  1. 建立“双语”检察听证

坚持“能听证、尽听证”，在充分征求和尊重案件当事人意愿基础上，对涉及延边地区朝鲜族当事人参与听证的，检察机关在听证活动中专门配置精通“双语”和法律业务知识的检察人员，便于在听证现场进行“双语”传译，使当事人更能高效、畅通地沟通和交流，理解法律规定和法言法语。同时，有针对性抽选既通晓朝鲜语，又具备法律经验、专业领域知识的听证员，更好地保障检察听证结果公平、公正，切实发挥“双语”运用在释法说理、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等方面更好更大的作用。可探索在检察听证案件直播时，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朝鲜语同步传译直播，让延边地区人民群众更加全面感知检察听证工作成效。

（二）进一步完善检察听证运行机制

  1. 建立检察听证启动审查机制

加强工作横向联动，控申部门与其他业务部门加强听证案件的办案风险评

估，开展案件反向审视，防范因听证引发涉检舆情或不稳定因素；加强“案管+业务”沟通协调，发挥前置过滤作用，共同研判听证必要性，将听证资源更多地集中到“具有争议、疑难复杂、有影响”的案件上来。实行听证案件繁简分流，对争议较大或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严格按照听证程序，逐案开展检察听证，保证听证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争议相对不大的案件，可以按案件类别进行集中听证，如具有诉讼终局性的轻微刑事犯罪不起诉案件，通过“个案审查，集中评议”的方式，提高检察听证效率。结合地域特点，探索将涉外案件纳入检察听证。延边州作为东北亚区域经济、人口、地理三个重心的交汇点，与周边国家人员、贸易等交流交往日益密切， 不可避免地面临涉外法治问题。工作实务中，可探索从涉外国人犯罪、涉外经济纠纷、涉外家庭婚姻纠纷等案件开展检察听证，解决诉争焦点，以“国之大者”的全局意识，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检察答卷。

  1. 开展多元听证模式[5]

一是集中听证，将多起案情相似、争议焦点相同的案件进行集中听证，以提高办案效率和节约司法资源。二是上门听证，根据案件当事人的实际情况， 灵活设置听证地点，将听证会开到当事人家门口或方便参与的地方，以便更好地服务群众和化解矛盾。又如涉及生态资源保护的公益诉讼检察听证，选择在生态保护现场召开，让参与听证人员沉浸式感受公益被破坏的情况，增强保护生态环境的紧迫感。同时，结合听证会开展普法教育，提高公众对生态资源保护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三是云端听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远程视频连线等方式进行听证，以适应特殊案件的需求，既可以有效节约司法资源，又可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 推进听证员实质发表意见

听证工作质量高低往往体现在听证员是否实质化发表意见。会前要加强沟通，在听证三日前，不仅告知听证时间、地点、案由等基本内容，而且办案人员有必要向听证员沟通主要案情、法律适用和听证目的等相关信息，必要时可以送达相关听证材料，确保听证员会前熟悉案情。会上要加强说理引导，办案人重点围绕法律事实、法律关系、争议焦点等充分释法说理，阐明案件争议焦点和解决的问题，引导听证员根据案件事实、证据、法律规定、专业知识及社会经验，多角度、客观、中立地发表意见[6]。针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可以为听证员安排阅卷程序，提供必要的时间让听证员熟悉案卷材料，深入了解

法律事实、法律关系、法律规定，确保听证意见更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法理依据、情理依据，提升听证质效。

  1. 做好检察听证“后半篇”文章

检察听证结束后，检察官要全面梳理、认真研究听证员评议意见，制作《听证结果反馈表》，详细说明听证评议意见采纳情况、案件处理结果和依据，及时反馈听证员，对拟不采纳听证员多数意见的，应单独形成工作报告，充分阐释不采纳理由和依据，报检察长决定。结合检察听证，通过座谈交流、调查问卷等形式，定期收集、整理听证员相关工作建议，转化为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的有力措施。加强跟踪治理，对检察听证中发现的深层次的社会治理问题，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如，有刑事被害人不起诉案件，是否开展司法救助，化解社会矛盾；办理民事诉讼监督、行政诉讼监督、公益诉讼案件，是否发挥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作用，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工作效果；涉边涉外刑事案件，主动加强与公安、边防、海关等部门分析研究，加强边贸走私、偷越国（边）境、跨境诈骗等犯罪刑事分析，共同参与边境治理，维护延边地区安全稳定。

（三）进一步健全听证员作用发挥机制

  1. 加强听证员库建设

首先，丰富听证员知识层次和范围。听证员要兼顾不同的社会职业类型， 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坚持机动、灵活的原则，适当补充、调整听证员，逐步完善“法律型、专业型、社会型”[8]为主体框架的听证员库，提高相关领域专家人才比例。其次，考虑延边地域因素，有针对性地聘任既通晓朝鲜语，又具备法律经验、专业领域知识的人员担任听证员，更好地保障检察听证结果公平、公正。

  1. 建立健全听证员管理机制

结合延边地区常见多发的案件类型，特别是涉边涉外等犯罪案件，有针对性地定期开展犯罪要件构成、法律规定等方面培训，引导听证员高质效履职。同时，围绕听证员出勤率、发表意见、保守秘密、参加培训、示范引领等方面建立履职档案，全环节记录听证员履职情况。对发表意见质量高、积极宣传检察听证工作，取得良好工作效果的，在精神和荣誉方面给予表彰和奖励，并向听证员所在单位或居（村）委会通报；对无故拒绝参加检察听证，违反相关工作纪律的，及时约谈提醒，提出改进要求和措施，如能积极整改，则继续保留

听证员资格，如不能改正，则作出退库处理。

  1. 建立符合案件特点的听证员选用模式

结合案件业务类别、化解争议焦点，坚持听证员随机抽选为主，主动邀请为辅的原则。普通案件听证采取随机抽选方式，涉及特定领域专业性问题，结合办案部门、案件当事人意见，可从听证员库外筛选相关领域专家型人才担任听证员。坚持一体履职，统筹听证员库资源“一盘棋”，比如，跨县市区域选用与听证案件业务需求相匹配的听证员，合理使用听证人力资源，或为便于听证员履职监督，听证会可在听证员居住、工作就近的区域召开。

（四）进一步深化检察听证公开机制

  1. 健全听证会前公告制度

检察听证会前公告有利于人民群众深入了解、积极参与检察听证工作，促进检察听证工作规范开展，使检察权在阳光下运行。针对不同类型案件，做好公示内容审查，防范敏感或易引起人民群众误解的内容发布，运用“12309”中国检察网等宣传渠道，对外公布听证案件基本情况、听证时间地点、参与方式、听证员名单等信息。尤其是对听证案件的背景、争议焦点等关键信息详细描述，说明参与听证的具体要求和流程，便于公众判断听证的重要性与自身关联性，降低公众参与的难度和成本。

  1. 加大检察听证公开力度

主动邀请新闻媒体、社会人士、基层社区人员参加旁听检察听证，根据听证案件情况也可使用“双语”进行听证公告、听证评议、听证直播等。通过报纸、刊物等宣传检察听证工作，选取有影响力、代表性的案件，展示听证过程、争议焦点、处理结果及其社会意义，扩大法治宣传效果，发挥好法律保护、预防和教育的作用。

  1. 加强宣传工作保障

建立“案管+业务”的检察听证宣传联动模式，案管部门与各业务部门指定专人，沟通对接检察听证工作，强化数据整合与业务办案的资源优势。案管部门牵头抓总，健全与业务部门协作配合、信息共享等常态化工作机制，定期调度和梳理典型听证案事例，提炼出具有宣传价值的听证工作信息。

经营社会资本：经济能人返乡治村的行为逻辑研究 基于福建省B乡的调研

凯萨尔·喀斯木

一、引言

村干部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扮演着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双重角色①，承担着政策执行、秩序维护、社会教化、公共服务等重要职责。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于强化基层治理主体的力量。村干部是基层治理和农村发展的“带头人”和组织者，在资源下乡背景下，经济能人担任村干部逐渐成为一种趋势。经济能人作为在县域社会经营产业、经商或承接工程的村庄经济精英，其事业发展对地方政府有一定的政策依赖。他们凭借经济实力、市场经营能力、社会关系网络等优势，在承接国家资源和引入城市工商资本，推动村庄发展，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理解经济能人返乡参与村庄治理的行为逻辑，对于进一步完善基层治理制度、充实基层治理主体、促进乡村社会发展和有效治理意义重大。

围绕在资源下乡背景下经济能人治村的行为逻辑，学界形成了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积累村庄内社会荣誉论。随着国家持续向农村输入资源，基层政府推动党员干部带领村民致富策略①，村民持有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力应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观念②，并且期待这些具有多重资源优势的经济能人带动村庄发展③。在低度分化的村庄社会中，内在的道德机制依然持续发挥作用，受乡村文化网络的影响，经济能人有维持村落社会声望的内在需求。参与村庄治理为经济能人扩展声望资本提供了“位置资源”，这成为经济能人参与村庄治理的重要动力。经济能人在治村过程中遵循乡村道义，实现从个体精英向公共权威的转化，从而积累并巩固个人权威，提高社会声望。

第二，获取在村灰色利益论。国家通过项目制向基层输入大量资源⑤，改变了基层政府的行为逻辑⑥。地方政府鼓励经济能人返乡担任村干部。⑦受依附于项目的灰色利益驱动，经济能人参与村庄治理⑧，在此过程中，基层政府获得政绩，经济能人则获取依附于项目的灰色收入和土地非农化使用的增值收入⑨。这使得基层政府与经济能人之间形成了显化的“分利型”利益共同体。

上述研究对经济能人为何当村干部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仍然存在若干不足：第一，已有研究没有考虑乡村社会变迁对经济能人治村行为逻辑的影响。在就业机会、婚姻、教育等多种要素推动下，城市化成为农民家庭扩大化的发展目

标，这使得村庄社会趋于空心化和老龄化，村庄社会关联日益弱化，村庄空间产生社会荣誉的能力日渐式微。不少经济能人长期生活在县城，对村庄社会缺少归属感与价值依托，其为积累在村社会声誉而参与村庄治理的动机趋于弱化。

第二，已有研究没有考虑基层治理规范化对经济能人治村行为逻辑的影响。首先，在监督下乡的新治理结构下，政府对项目资源的分配方式和落地过程进行规范化管理，并依据项目金额上收招投标权，从而压缩了经济能人承接项目来获取灰色利益的空间。其次，政府强化了“三资”管理，规范了宅基地和建设用地的使用。在此基础上，严格限制土地的非粮化、非农化使用，借助卫星拍片等技术手段进行监管，严厉惩治变更土地性质、侵占基本农田的行为，抑制了经济能人“经营土地”的行为。在基层治理规范化与监督下乡背景下，经济能人俘获依附于项目制的在村灰色利益空间被大大压缩，难以成为经济能人参与村庄治理的内生动力。

第三，已有研究主要聚焦村庄空间，缺少从县域社会分析经济能人治村的行为逻辑。原先的经济能人具有经济、社会双重权威，其生活面向村庄社会内部；然而，当下很多经济能人生活面向县域社会，对村庄社会缺少道义责任。他们治理村庄与个人产业发展、日常生活呈现空间上的分离，无心围绕村民实际需求实现村庄发展。相比之下，县域是一个封闭的圈层化空间，地域发展机会沿着社会关系网络流动，经济能人治村行为服务于县域产业发展，其中社会资本成为县域社会多种资本相互转化的中介要素。

通过对福建省B乡多个村的调研发现，在村庄社会关联弱化和基层治理规范化背景下，经济能人返乡参与村庄治理的行为逻辑不同于以往“积累村庄内社会声誉”和“获取在村灰色利益”的考量，积累县域社会资本以便在县域社会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成为他们返乡担任村干部的重要动机。经济能人结合县域社会的结构特点，利用国家资源和城市工商资本，推动村庄社会发展，并在与县乡主要领导、政府部门、经济精英互动中积累社会资本，提升个人在县域社会的声望，并将其转化为县域产业发展的优势。

（一）分析框架

二、分析框架与经验呈现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受到多个学科的关注。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是对一些具有熟悉性、公认性、体制化关联性的持久性网络的占有。①科尔曼将社会资本概括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认为是

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②林南进一步丰富了社会资本理论的内涵，他指出社会资本是指持续的社会关系网络联系，能够给拥有这种关系的人带来好处或便利，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通常需要通过社会关系获得，是理性经济人期望在未来获得回报的资源投资。社会资本具有多重功能，能为处在某种特定关系网络中的个人带来稀缺性信息和社会声望，同时可作为个人的社会信用、强化个人身份和认同感的依据，在工具性和表达性行动中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波兰尼指出经济活动“嵌入”社会②，经济资源与社会地位、社会权利、社会资产之间关系紧密且能够相互转化。通过社会资本，行动者能够获取经济资源，与制度化机构建立密切联系。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投资依赖于行动者可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以及个人拥有的经济、文化和符号资本的数量和质量。③中国私营企业家作为一个“战略群体”，在促进社会政治变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④在乡村社会结构和治理结构转型背景下，经济能人返乡担任村干部追求积累能够持续转换的社会资本，获得县域社会中的声望与更大的发展机遇。⑤县域社会的经济发展不充分，对国家政策支持具有较高依赖性，地方政府及部门需要对国家政策进行本地性转化。县域政治精英负责制定地方社会发展和分配国家资源的规则，经济精英则承担具体的市场运营工作，二者围绕乡村振兴与县域发展产生多重互动，形成正向的合作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监督下乡重塑了基层治理结构，但是县域圈层化阶层仍然存在，社会精英间的互动更为紧密，推动了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相互转化。经济能人主动适应新的治理结构，形成“经济资本投入—治理村庄与社会资本积累—社会资本的县域转化”的利益交换链条，形塑圈层化的隐性县域利益共同体。在此过程中，经济能人的经营空间与获利空间相分离，通过治村实现社会资本积累，在县域社会获得地方政府的“让利”和“奖励”，更好地推动自身产业发展。

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本文构建“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以展现经济能人在县域社会和治理结构中如何通过治理村庄来经营社会资本。县域是一个圈层化的熟人场域，政治精英掌握着大量政策信息和发展机会，社会精英具备经济实力和市场经营能力。在县域社会结构中，经济能人主动调整个人行为策略，通过参与村庄治理积累广泛的社会资本，并在县域社会将其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利益。本文首先从县域治理格局和社会生态出发，呈现经济能人

返乡参与村庄治理来经营社会资本的结构性条件；其次，阐述经济能人如何在村庄治理过程中实现社会资本经营；最后，分析以经营社会资本为动机的经济能人在治村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给出优化建议。经济能人返乡治村的行为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如图1所示。

（二）研究方法与经验呈现

我们团队通过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对福建省B乡多个村庄开展实地调研，围绕返乡经济能人治村实践，对县级部门、乡镇干部、经济能人、普通村民、在村企业家等进行访谈。借助“过程—实践”分析方法①，对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还原事件发展的整个历程，明确实践机制，在资源下乡背景下，探究经济能人返乡参与村庄治理的结构性条件、治理村庄与经营社会资本的实践逻辑、治理中出现的问题与优化路径。

选择B乡作为调研地点的原因有二：其一，B乡的国家项目资源较多，且项目资源使用较为规范，村干部难以获得直接的灰色利益；其二，B乡有多个明星村，由县主要领导挂职，已经推行书记主任“一肩挑”和村干部队伍年轻化， 有不少经济能人担任一把手，具有较强的经营特征。这些经济能人追求的并非直接的利益，而是县域内可变现的社会资本，其行为实践不同于以往，需要对其给予新的解释。

福建省B乡共有2.9万人，下辖33个行政村，由于自然条件、产业基础、国家资源输入量等方面存在差异，B乡各个村发展不均衡。B乡项目资源主要投入以下三类村庄：第一类是地理位置良好、交通便利、具有产业基础、易于发展的示范村；第二类是具有旅游资源、特色农业产业的特色村；第三类是空心化程度较高、土地整合较为便利的产业薄弱村。这些受乡镇重视的村庄基本由返乡经济能人担任村干部，他们在县域内有产业，了解政府政策意图，将村干部身份视为一种稀缺资源，借此积累与领导、政府部门、其他企业家之间的社会关系。B乡在2021年换届中超过90%的村庄顺利实现村书记村主任“一肩挑”，且村干部未实行坐班制，时间比较自由。在相对封闭和固化的县域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中，具有企业家背景的经济能人通过担任村干部实现政治参与，通过治理村庄与打造亮点，积累与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社会资本，从而在产业发展上获得更多的机会。

三、经济能人返乡治村的结构性条件

经济能人返乡担任村干部，并在治村过程中积累社会资本，有其合理的结

构性条件。具体来说，政绩化的治理格局提供制度条件，使经济能人能够顺利成为村庄治理主体；平台化的村庄社会提供经营条件，使得经济能人彰显个人诚意和能力，按照地方政府意志打造村庄，积累与地方领导和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社会资本；圈层化的县域生态提供兑换条件，使经济能人能够在县域依托社会资本优势，实现自身产业长期、稳定发展。在资源下乡背景下，县域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的圈层化变得更加隐蔽和稳固，进而形成稳定的县域利益共同体。

（一）政绩化的治理格局提供制度条件

在压力型体制下，周黎安从政府组织结构角度分析中国各级政府的行为逻辑，并提出“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①。在中央到省、市（地区）、县、乡五级政府中，不同“块块”行政体制在不同层次上具有同构性，这一特性使得晋升锦标赛得以普遍推行，各级地方官员不断放大激励效果。这种晋升锦标赛具有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各级政府的“层层加码”、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软化”等特点②，晋升成为地方官员主要的行为逻辑。而突出的政绩是晋升的必要条件，这推动了地方官员的治理创新③。在资源下乡背景下，锦标赛机制与项目制相结合，以国家下乡资源的使用为载体，使经营村庄成为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亮点工作和政治性任务，县乡两级政府与村级组织围绕项目形成了新的政治联盟。由于国家在项目资源分配时无法充分获得需求偏好、配给额度、瞄准目标、优先对象等信息，无法使用一套标准化的甄别机制来分辨农民的需求程度，所以允许地方政府采取灵活性、特殊性、自主性的特殊主义资源分配方式。地方政府官员和政府组织在项目的分配上拥有较大决策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按照主观意愿分配资源①，“经营村庄”成为资源下乡的普遍趋势。地方政府积极吸纳具备较高的经济实力、市场经营能力、村庄治理能力的能人作为“代理人”，形成互利互惠关系。

在县域“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中，经济能人实现经营空间和获利空间分离，在治理村庄过程中构建与地方领导、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积累社会资本，并在封闭的县域社会将其变现为经济资本。在强政绩驱动下，政府积极为这些担任村干部的经济能人提供项目资源，使其有足够的资源和权力经营村庄和打造亮点。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与经济能人之间形成基于项目资源分配和专项工作安排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并遵循监督下乡的规范化治理目标。首先，地方政府为经济能人所在村庄提供更多项目资源，甚至通过“先建

后补”的形式大力支持村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发展旅游业、特色农业等。其次，地方政府对经济能人所在村的非中心工作进行软考核，或者延长较难工作的完成时限，使其能够将更多精力用在中心工作和亮点打造。地方政府和经济能人之间形成非正式的权力—义务关系，其背后是一种利益共同体和利益交换。交换对象是彼此均为稀缺的社会资本和政绩，而经营村庄和县域社会则成为其交换媒介和交换场域。

（二）平台化的村庄社会提供经营条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人口与资源不断外流，这使得农村社区面临诸多问题，如缺少稳定运行的制度安排、缺乏有较高经营能力的精英村干部和内生式发展的资源基础等。因此，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国家持续输入制度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在乡村振兴阶段，乡村建设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地方政府通过分配、动员、布置项目资源来推动村庄发展，在此过程中，村干部个人能力在争取项目资源中起到关键作用。一方面，农民家庭经济分化、村庄社会关联弱化以及村民行为的个体化，降低了经济能人成为村庄治理主体的难度。村民期待具有市场经验的经济能人，能够为村庄争取政府的项目资源和城市工商资本，从而推动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经营逻辑发生了转变，从原先的“经营企业”“经营土地”变为“经营村庄”。②在村民让渡权利和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双重作用下，村庄逐渐成为经济能人经营的平台。经济能人对村庄进行公司化运作，促进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环境整治，改变村庄面貌，为地方政府和领导创造政绩。

在平台化的村庄，规划村庄发展、争取国家项目资源、招商引资等成为经济能人的主要工作。经济能人构建个人与地域“政治—社会—市场”结构的社会网络，以便顺利实现村庄经营。具体而言，其一，建立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网络。经济能人在治村中积极构建与县乡政府间关系，获得其项目分配上的支持，乡镇政府也会降低对非中心工作的考核，使经济能人专注于打造亮点。其二，建立与村民之间的权力—利益网络。经济能人凭借自身多种经济优势，通过利益拉拢的方式吸纳村庄内政治、社会和经济精英，形成个人权威的权力—利益网络，使村庄成为实体化的经营平台，依托个人经济实力和利益吸纳所形成的关系网络，摆平钉子户，确保国家项目资源的顺利落地。其三， 建立与城市工商资本之间的利益交换网络。仅依靠国家项目资源难以在短期内做出亮点，也难以提升村庄的“造血”能力。因此，经济能人利用个人的村干

部政治身份与社会关系网络，积极动员县域内企业家投资村庄产业，并协助其申请政府的项目支持或资金补贴。平台化的村庄为经济能人提供了经营条件， 使其以向上负责和打造亮点为目标开展村级治理和产业发展，进而积累县域社会资本。

（三）圈层化的县域生态提供兑换条件

格兰诺维特指出，市场主体相互联结而成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市场秩序。①县域社会生态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其阶层结构呈现金字塔或倒钉子样态，上层精英数量较少，主要包括体制内的政治精英和市场中的经济精英，他们彼此之间形成熟人化的圈层结构，共享政策和市场信息，共同获取县域发展机会。

首先，地方政治精英成为县域利益网络的核心，吸引经济能人。由于上级政府加大了对基层权力的监督，基层政权的正式权力有所弱化，基层直接汲取基层社会资源的权力被剥夺，但大规模的资源输入与招商引资强化了基层的隐性权力。地方政治精英掌握着大量的国家政策信息，还掌握了部分分配国家资源的权力，这使其拥有“选择性政策执行”的权力，容易成为利益输送和利益承接之间的“经纪人”。经济精英具备较高的经济实力和市场经营能力，善于把握各种经济机会。在政绩驱动下，地方政府依赖经济能人协助经营村庄。作为交换，地方政府为经济能人积累体制内社会资本、彰显个人和企业形象创造便利条件，给予更多的发展资源和机会。因此，县域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形成一种具有关系性、相互性、非一次性特点的关系性合意②，二者围绕村庄经营和政绩打造，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其次，基层政治精英网络较为稳定，给予经济能人长期预期。我国的干部制度遵循“下管两级”，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基层官员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流动性小，在县域社会必然形成熟人关系。我国的治理体系具有鲜明的“分口管理”特征，一个主要领导分管一个领域，即便调换也是换到相近业务领域，分管领导也是实权领导，在县域社会发挥重要作用。③县域相对稳定的政治精英网络，使得作为地方政府经营村庄代理人的经济能人有较高的动力配合政府打造亮点，构建具有长远预期的紧密“政治—经济”精英关系网络和利益网络。在封闭的县域社会，有产业的经济能人愿意投入经济资本来经营村庄，并依托其积累的社会资本推动个人和企业发展。在圈层化的县域生态下，不断有新的经济能人担任村干部，使村庄经营得以持续。

四、社会资本动机下经济能人治村实践

在创造亮点和打造政绩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竞争目标背景下，经济能人依托自身市场经营能力和经济实力，成为村庄治理主体。在治村实践中，经济能人依托自身的经营优势和乡镇政府的协助，履行与地方政府、村民之间形成的委托—代理责任，不仅满足基层政府打造政绩的期待，而且回应村民改善村庄面貌的诉求，还利用村干部身份构建与县乡领导和政府部门的关系，积累社会资本。经济能人在县域封闭的圈层化空间持续将其积累的社会资本转化为县域产业发展的优势，实现个人及家族产业的持续发展。一般而言，经济能人在村庄发展和亮点打造上越成功，越能积累社会资本，其县域产业发展就越顺利。

（一）依托经济资本投入成为治村主体

从农村走出来的经济能人在竞选村庄主职干部之前，专注市场开拓，实现产业的稳定发展，推动运营模式的成熟化，降低运营风险，再将企业交给合伙人管理，自己则竞选村干部，兼顾村庄治理和产业发展。经济能人依托其经济资本优势，不仅积极为村庄做前期投入，而且依靠其经济资本对村庄经营形成利益吸纳，构建治理权威。

首先，积极投入经济资本，赢得村干部身份。在政绩追求下，县乡两级政府很重视村庄选举，积极推荐在外经营产业的村庄能人参与选举，并以多种手段帮助其能够被选上。经济能人通过与乡镇政府建立亲密关系，获得竞选村干部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和能力等信息，并在乡镇政府的指示下提前达到各种硬性指标。具体包括提前为村庄建设作贡献、拉拢村庄内关键人物、营造对自身有利的社会舆论等。成为村干部之后，经济能人加强与乡镇政府间的互动，及时掌握地方政府政策信息，在争取项目、做出亮点、接待上级领导等方面形成合作关系。例如，B乡夏村村支书唐某今年31岁，其家庭经营注册资金上亿的企业，大学毕业后的几年都在父亲支持下在县域创业，后期在县城合伙经营养殖场，独自经营三家企业。唐某在其父亲的指点下，较早与老家乡镇干部建立关系，并于2018年顺利入党。在竞选村干部之前，乡镇政府建议其为村庄社会做一定的好事，向乡镇及村民表“决心”，并在花多少钱、花到哪里等问题上给予指导，提升其竞争力。唐某于2019年出资三十万为村庄建设一条道路，给村民留下好印象，获得乡镇政府的赞赏，为赢得选举打下基础。当上村干部之后，唐某继续与乡镇政府频繁互动，构建镇村共同体，积极为村庄争取项目资金。

其次，积极吸纳村庄精英，树立个人治理权威。村庄治理不仅关系到村庄

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而且涉及群众工作和行政性工作。经济能人积极将村庄内社会精英吸纳到治理队伍中，为具有较强群众工作能力的老干部提供新职位，使其协助处理村庄内生性事务，如矛盾纠纷等；吸纳具有一定学历的年轻人，使其应对自上而下的行政性任务，如做统计、做台账、上传系统材料等；吸纳村庄内说话算数的老年人，使个人权威获得社会合法性。在此过程中，经济能人凭借其身份和权威分配村庄内新宅基地、低保金、老年慰问金等资源， 或者在村庄建设中为特定的人员给予较高的征地和青苗补贴，构建“权力—利益”网络①，塑造个人的笼罩性权威。西村村支书王某表示，“村部的门是开放的，经常有老年人进来，喝茶、聊天、商量村建设和发展的事务”。经济能人在与村民喝茶、聊天、商量村庄事务过程中实现利益吸纳，形塑权威，使民主协商成为贯彻个人决策的合法手段。通过以上行为，经济能人通过构建村庄治理共同体为治理村庄积累社会资本。

（二）依托治理村庄积累县域社会资本

经济能人担任村干部之后，积极投身村庄治理与建设，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和环境卫生条件，发展产业，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等。争取资源是治理村庄的基础，经济能人凭借自身能力争取多种资源来打造亮点，以“业绩”为媒介积累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获得地方政府在政治资源和声誉方面的“补偿”。

首先，争取和落实国家项目资源来积累社会资本。国家项目资源不同的分配方式决定了经济能人不同的社会资本积累方式。县级政府对有限的项目资源进行竞争性分配，倾向于改善基础设施、提升村民生活水平、美化环境等公共事务，追求程序合法化、验收合格化和成果亮点化，村干部能否确保项目顺利落地和完成成为地方政府分配项目资源时考虑的重要因素。能人村干部与乡镇层级一道，将“跑部钱进”和“争资跑项”作为其中心工作。经济能人争取项目主要有三个途径：其一，将村庄建设项目纳入乡镇项目库，通过与乡镇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喝茶、分析利弊等方式获取乡镇有分配权的项目；其二，利用在村挂职的市县领导关系或个人在市县政府部门的关系，获取“戴帽子”的项目；其三，争取“一事一议”项目。不同政府部门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为帮扶的村庄提供专项资金。经济能人通过与各部门主要领导多次沟通，依托村集体经济或贷款筹集配套资金，确保项目顺利落地。在此过程中，村干部反复表明立场和决心，获得地方领导和政府部门认可，形成人情化的合作互惠关系，以

村庄为平台，通过经营村庄实现各自的目标。

其次，通过招商引资来积累社会资本。地方政府重视村庄“造血能力”的提升，希望经济能人引入城市工商资本，实现资源投入的规模效应。经济能人利用国家资源建好基础设施之后，积极劝说和动员城市工商资本投资村庄产业，推动村庄经济发展。城市工商资本以政治逻辑参与乡村振兴，成为地方政府政治锦标赛的参与者和竞争者，协助地方政府完成政治任务，在形式上化解农业治理困境，提升地方政府的政绩晋升概率，并且从政府的项目支持和其他非生产性再分配活动中获取经济利益②。经济能人成为地方政府吸纳地方社会资源打造亮点的媒介，进而获得更多与地方领导及政府部门互动的机会。例如，B乡西村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在县乡政府的重视下发展了特色农业和旅游业，成为县市亮点和名片，且由县委书记“挂点”。王某将县城的按摩椅公司交由合伙人经营，自己参与村庄治理。担任村干部后，王某在县乡政府的支持下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在村庄建成一家AAA级旅游景区并修建旅游走廊，每年吸引30多万游客。在调研期间，王某正计划通过招商引资2300万元打造集葡萄酒加工、葡萄酒文化、会所餐饮、民宿于一体的乡村休闲旅游综合体。王某在此过程中积累与地方各部门间的关系，提升个人在县域社会威望，期待个人县域产业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城市工商资本的加入使村庄资源更加多元化，增加了创造政绩的可能性，也让经济能人在与县乡领导互动中更有主动权。这使得地方政府对经济能人产生一定依赖，进一步深化关系，使经济能人的社会资本积累更有质量。

再次，在接待工作中积累社会资本。当村庄围绕特色农业和旅游业举办各类活动时，通常会邀请市县乡领导参加。在活动期间，经济能人有机会与各级领导交谈，积累社会关系。作为村庄发展成绩的展现机会，村级组织提前安排人员做好环境卫生工作，甚至为领导可能经过的多条线路准备多套方案，以便给领导留下好印象。这些由经济能人治理的村庄经常被作为观摩学习的对象， 迎检任务较多，纵向能接触地方领导和部门干部，横向能结识更多同为村干部的经济能人。

最后，通过公益性事业积累社会资本。对经济能人来说，为与各级领导和政府部门互动并建立良好个人关系而付出的经济投入是值得的。例如，B乡夏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唐某自担任村干部以来，积极争取国家项目资金，确保国家资源顺利落地，利用私人关系招商引资，成功吸引一家企业到村投资发展旅游业

和茶产业。此外，唐某还出资50万元，入股一家具有打猎资质的公益性生物公司，保护农民庄稼免受野猪侵害，并主动承担该公司每年30万元的运营成本。该公益公司多次获得省市领导的表扬，唐某借此与各级政府领导和部门负责人见面并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唐某相信这些经济投入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将在村庄外为自己带来更高的经济回报。

承担公益性事务使得经济能人有机会结识地方强势“条条”部门领导，甚至在省市层面构建更具针对性的关系网络，有效弥补县域社会资本的不足。这种高层次社会资本积累能带来更多的政策信息和关键时刻的风险规避，对经济能人县域企业的持久健康发展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

（三）依托社会资本实现县域产业发展

社会关系资源具有社会性、共存性、可再生性和收益扩散等特点。县域是一个相对封闭和圈层化的地域社会，其主要经济资源和机会掌握在政府和少数经济精英手里。经营企业或经商的经济能人利益集中在县域空间，将担任村干部视为对个人企业发展的一种投资，投入个人时间和精力成为治村主体，在治村实践中积累社会资本，并转化为地方政府部门在产业发展上的多重支持。

经济能人在县域空间将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有两种途径。第一，直接转化为经济资本。经济能人在工作过程中与县市部分领导干部建立私人关系， 对其事业的发展非常有好处。借助与领导、政府部门的私人关系，经济能人能够获取市场信息、得到政策支持，甚至在某些项目审批中享受更多便利①。地方领导和政府在流程合规的前提下，会把部分政府项目承包给经济能人承揽，或者提前告知地方产业发展政策，使其提前做好布局。例如B乡夏村的村支书唐某因带动了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通过经营公益性公司避免了村民庄稼受损，得到地方领导的认可。唐某积累的社会资本有效促进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县级政府帮其解决养殖场的土地审批和环保评审等问题；交通部门为其经营共享电单车创造便利；县级政府使其家族企业承接更多的国家项目。

第二，以政治资本为媒介转化为经济资本。经济能人依托其政绩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在地方领导的助力下成为县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获得较为正式的政治资本。人大与政协委员对政府工作进行满意度打分，政府官员由人大选举，政府任命的部门负责人需要人大代表批准。当政府向两会报告时，由这些经济能人组成的两会成员会对政府工作报告和政府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政府工作报告和政府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要反映他们的预期。依托政治资本，经济能人

进入县域经济发展决策圈，相比同行掌握更多的发展主动性和发展优势，实现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融合经营。

县城社会聚集了县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精英，经济能人通过当选村干部来获得比其他企业家更多的政治资本和社会声誉。在县域范围内，这些村干部及其背后的城市工商资本与政府部门建立了互利合作关系，形成了“政府懂经济，企业家懂政治”的“双赢”格局，政商共同掌握政府下乡资源，逐渐垄断了县域内的资源和机会。政治身份是一种稀缺资源，村干部通过积累与体制精英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市场上获取更多机会、降低运营风险，从而将个人产业做大做强。社会关系的作用具有延展性，在村干部任期内不断得到巩固，即便任期结束依然发挥作用。这使得县域精英阶层形成超稳定结构，地方政治经济网络趋于固化。

五、经济能人治村的优化路径

经济能人返乡参与村庄治理成为大势所趋，能够依托个人市场经营能力、经济实力、社会关系网络，为村庄引入政府项目资源和城市工商资源，进而促进村庄面貌在短期内得到改善。然而，为了积累社会资本，经济能人以“政绩”为首要目标开展治村，暴露出一些问题和潜在风险。例如，在对上负责的治理逻辑下，经济能人将宝贵的国家资源投入在亮点打造上，造成国家资源低效使用；忽视村民参与村庄发展的主体性权利，盲目发展旅游业、特色农业等，弱化村庄发展主体性；经济能人凭借个人多重优势，形成垄断性的治理格局，压缩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渠道，阻碍基层民主实践。因此，有必要创新基层治理机制，优化经济能人参与村庄治理路径，进一步激发其多重优势，有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一）完善经济能人的选拔与监督机制

在农村人口外流的背景下，应正确定位乡村建设的目标，有针对性地推动乡村振兴工作。这有助于确保农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蓄水池”和“稳定器”的作用，维持农村生产生活的基本秩序，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了解村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偏好，提供适配性的基本公共品，服务好在村老年人群体，稳健推动村庄内生式发展。在治村主体选择方面，需要改变将经济实力视为参政资格的理念，降低经济实力方面的门槛，更加注重经济能人的社会性权威以及他们对村庄社会的情感。乡镇政府应重视新时代乡村干部的领导力建设①， 重点培养对乡村社会有道义责任、群众工作能力突出的“新乡贤”成为治村主

体，使其充分发挥多重优势，激活村庄内生活力，挖掘村庄内生资源，以长远思维推动村庄社会的自主发展。在日常工作中，县乡政府要加强制度建设，推动村庄治理规范化，培养村民参政意愿和能力，形成对经济能人的双向监管机制，有效预防和规避经济能人出现“微腐败”行为，确保治村实践不脱离国家与村民需求。

（二）依托经济能人推动村庄自主发展

内生发展理论以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为基点，秉持立足于地方自身社会传统，识别、挖掘并利用发展对象的资源优势，谋求与自身社会条件相适应的发展路线②，广泛应用于产业发展、公共产品供给等，强调多重资源的整合使用，实现低成本、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③。在资源下乡背景下，要准确定位村庄的资源禀赋及在县域社会中的位置，将经济能人的经济优势、市场经营能力等与村庄社会的内生资源禀赋相结合，引导村民积极为村庄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构建村庄建设共同体；在经济能人经济优势、市场经营能力、社会关系网络的赋能下，激活乡村社会发展的内生性与自主性，避免盲目发展旅游业，避免以一刀切的方式推动土地流转等。经济能人需要将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的契机转化为村庄自主发展的机会，在使用国家项目资源时充分识别村民紧迫的需求，在引进城市资本时充分保障村民利益，营造“内生资源挖掘—外部资源支持—自主发展”的乡村建设路径。

（三）围绕村民自治构建民主治理秩序

基层治理有效意味着处理好行政类事务、自治类事务、混合类事务。而村民自治处于核心地位，决定着村民的政治参与感、村庄归属感、村庄社会活力等多方面内容，有助于构建更为紧密的国家与农民关系，增强乡村社会发展的韧性。地方政府需要调整资源下乡的方式，将一部分公共供给任务放在村庄内部完成，使经济能人凭借资源输入来激发村民自治，提升其从制度形式转变为过程化公共治理实践的能力，并且利用资源下乡所带来的利益分配强化基层治理动能。④同时，要通过制度与机制创新，对经济能人治村形成强有力的约束，从而维持村庄治理的公共性，防止垄断政治的形成。要围绕村庄公共产品供给与村庄发展，推动协商民主机制，提升村民的参与效能感，形成以经济能人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在经济能人治村模式下，逐步构建“三治融合”的村庄治理秩序，以自治为本，激活乡村基层活力；以法治为衡，为乡村秩序提供规范保障；以德治为基，弘扬社会向上向善的正气，进而实现基层治理现

代化。①

六、结语

基于在福建省B乡的驻村调研可知，随着村庄社会关联的日益弱化和基层治理的逐渐规范化，积累县域社会资本并借此获得更多经济发展机会成为经济能人返乡参与村庄治理的重要动机和行为逻辑。经济能人依靠治村经营社会资本有其结构性条件：政绩化治理格局提供制度条件；平台化的村庄社会提供经营条件；圈层化的县域生态提供兑换条件。经济能人以经营为导向参与村庄治理，不仅积极完成各类行政任务，而且积极争取项目资源，在短期内促进产业发展和村庄面貌改善，为地方政府打造亮点。然而，经济能人治村行为呈现出显著的“离村化”倾向，降低国家资源使用效率，弱化村民参与村庄治理事务的能力，对村庄治理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与基层治理有效目标相违背。

村级组织建设和基层治理需要符合大多数农村的现实情况和大多数农民家庭的期待，必须在我国所处发展阶段与城乡关系的宏观结构下回应各方需求。经济能人在村庄发展与治理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确保其治村实践不脱离国家与村民需求是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资源下乡背景下，想要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和基层治理有效，有必要对经济能人治村路径进行优化，完善经济能人的选拔与监督机制，依托经济能人推动村庄自主发展，围绕村民自治形成民主治理秩序，构建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②，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与幸福感。

厘清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新”“难”“落”三题

四川省委党校课题组

新兴领域党建是党建工作的新课题、新阵地、新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今年年初召开的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座谈会强调，“要准确把握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任务要求，厘清‘新’在哪里、‘难’在哪里、‘落’在哪里，引导促进新兴领域各类组织健康发展，引导促进新兴领域各类群体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这是推动新时代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更是筑牢党长期执政基础的现实要求。当前，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要立足现实变化，把握时代特征，聚焦突出问题，精准靶向施策，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组织优势、治理优势和发展优势。

一、识别“新”的特征，把握发展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新兴领域迅速发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社会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新兴领域的蓬勃发展，不断改变着传统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和治理结构，党的基层组织工作必须因势而谋、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把握“新”特征的关键在于识变、应变、求变，从实际出发，准确研判发展态势，深入分析新兴领域的阶段性特征，不断增强党建工作的主动性和实效性，确保党的组织体系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与社会结构相适、与群众需求相融。

新兴领域党组织建设更加注重灵活性。以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不断催生新职业、新群体，诸如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普遍呈现就业方式灵活、流动性强、组织归属感弱等新特征，面临“就业不进门、组织无形态”的现实挑战，倒逼党组织建设向着更高的精准性、灵活性与场景适配性方向改革。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必须紧跟时代变化、主动回应现实关切，在理念、方式、机制上作出探索创新。面对组织覆盖不到、覆盖不全等问题，各地积极创新方法路径，在园区、楼宇、项目、平台中设置党组织，在新就业群体中探索建立片区流动支部、行业联合党委，推动组织触角延伸到工作场景、服务阵地和数字空间中，不断织密基层组织网络。这一变革有效应对了现实变化，推动新兴领域党的组织体系更加坚强有力。

新兴领域党组织作用发挥更加突出服务性。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不仅要推动组织设置全覆盖，更要注重把党建嵌入到业务工作、服务流程中。随着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用工关系呈现多元、灵活的新特点，过去依托劳动关系开展党建的路径难以完全适应新变化。为此，各地积极探索在站点、网格等一线设置功能型党组织、流动党员服务点，推动党组织贴近一线、工作融入日常。例如，贴合从业者工作节奏和实际需求，在快递站点设立党小组，依托“十分钟微党课”引导思想、凝聚力量。同时，党建工作也从组织动员延伸到开展精准服务。例如，把党建与就业帮扶贯通起来，提供技能培训、政策咨询、权益维护等服务，努力建设新就业群体信得过、可依靠、离不开的党组织。这些举措有力回应了群众所思所盼，使党组织走在服务群众最前沿。

新兴领域党组织工作更加凸显协同性。

一方面，治理对象呈现出更加突出的代际特征。以直播主播、平台客服等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多为“90后”“00后”，思想观念多元，重视自由与体验，对组织管理的接受度不高，增加了做好党建工作的难度。另一方面，治理结构呈现出多主体协同的新特征。平台经济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构建多方协作网络，涉及平台企业、外包单位、消费者、监管者及社区居民等主体，其关系错综复杂、交流互动频繁，导致治理范围从劳动权益延伸到社会秩序、公共服务等领域，带来治理方式的整体变革。各地不断加强党建工作统筹协调力度，把党建纳入基层治理体系和民营企业治理架构中，创新“红色工坊”“红色联盟”“共富工坊”等治理平台，激发各组织协同发力。特别是在社区治理、兴产业、促共富等方面，基层党组织发挥了连接政府、企业与群众的重要纽带作用。

二、聚焦“难”的挑战，直面实践痛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建工作的难点在基层，亮点也在基层。随着经济成分和就业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就业的党员越来越多，要做好其中的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引导他们积极发挥作用”。面对新兴领域不断涌现的新业态、新群体、新场景，如何破解组织设置难、政治功能弱、治理效能低等现实难题，推动党建从“有形覆盖”向“有效嵌入”转变，成为当前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组织体系响应滞后，难以适应发展变化。

“根不牢，枝难茂”，组织体系不适应现实需要，就难以凝聚群众、服务群众。新兴领域对精准、灵活建设党组织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党组织覆盖范

围不断拓展，但部分地区仍存在挂名设立、集中组建、运行不畅等问题。尤其是在新就业群体快速流动、分工日益细化的背景下，组织设置难以及时更新、动态调整，组织体系应对能力略显不足。

作用发挥力度不够，难以实现有效引领。我们党高度重视服务人民、引导群众，然而在一些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未能有效嵌入从业者的生产生活，导致党和人民群众联系不够紧密、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等问题显现。尤其是在快节奏、多流动的工作场景中，党组织无法及时回应从业者的急难愁盼，一些地方未能充分把握群团组织的群众性特点，存在重“精英”轻“草根”、重形式轻实效的倾向，未能充分发挥组织的功能作用。

治理机制衔接不畅，难以形成系统合力。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既需要属地、行业、企业等同频共振，也需要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协作，更需要打破条块分割、补齐制度短板、畅通联动链条。但在现实中一些地方依然存在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等问题，党组织“嵌不进”“转不灵”的状况并未根除。有的只顾系统内部推进，忽视与属地共同治理、协同配合；有的疲于抓基层党建任务落实，缺乏系统性谋划、前瞻性思维；有的组织建得起来，但统不起来、带不下去、用不起来，导致强大合力难以形成、党员作用难以凸显。

三、明确“落”的路径，优化推进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明确要求，要“探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有效途径”。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走深走实，要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探索党建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建强组织体系、提升政治引领、理顺体制机制，促进新兴领域各类组织和群体健康发展。

坚持强基固本，提升组织体系建设质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巩固已有的组织基础，加快新领域新阶层组织建设，形成完善的组织体系，实现有效覆盖。”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推动组织建设既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也关注“好不好”的问题；既要“建起来”，也要“立得住”。要坚持“两个覆盖”，努力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灵活采取单独组建、区域联建、行业统建等多种方式，健全组织网络，确保应建尽建、建有实效。要健全动态管理机制，分类完善组建原则，做到哪里有从业者、哪里有群众需求，党组织就跟进到哪里。要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服务有方的党组织书记与党务工作者队伍，进一步夯实党建力量、提升党建质量。

坚持提升服务，增强引导力亲和力感召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复兴梦想越接近，改革开放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推动党的声音、党的关怀、党的服务延伸到新兴领域最前沿，真正赢得广大从业者的信任与拥护。要着力提升组织温度、引导强度和服务力度，不断凝聚思想共识、激发情感认同，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做实暖心文章，常态化开展走访关爱、诉求回应、先进典型选树等工作，推动党组织成为从业者可见、可信、可亲、可依的坚强堡垒。要发挥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把党组织的关怀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切实引导广大新就业群体在组织中找到归属、感受温暖、实现价值。

坚持党建引领，聚合基层治理多方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把基层治理同基层党建结合起来”。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打破区域壁垒与条块分割，构建职责清晰、协同发展、运行顺畅的工作机制。要健全领导体制，压实“管行业也要管党建”责任，厘清行业主管、属地党组织、平台企业之间的职责边界与运行机制。要坚持分类型推进、分领域指导，非公有制企业要突出巩固提升，混合所有制企业要注重分类施策，切实提升新经济组织党建质量。要完善街道社区党组织统筹功能，在重点区域加强党群服务阵地建设，打造统筹调配各类治理资源的集成平台，提升组织体系之间的贯通度与协同性。

南阳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践经验、存在问题及对策

南存阳市在农业技问术推题广中及心张忠良

南阳市作为传统的粮食主产区和劳动力输出大市，长期面临着扛稳粮食生产安全重任与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的矛盾。国家连续实施的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通过持续培养壮大“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为南阳市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培养“三农”人才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2020年以来，南阳市全面贯彻落实高素质农民培育各项工作要求，遵循教育培训、评价管理、政策支持、跟踪服务“四位一体”培育制度，从种植、畜牧、农机、水产四大农业行业20多个具体专业入手，培育各类高素质农民3万多人，辐射带动超过20万人。

全市乡村产业发展、人才振兴的“蓄水池”不断充盈，为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有效缓解了乡村人才供需矛盾。

一、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践中的措施与成效

南阳市狠抓体制机制、基础条件建设，加强监督管理和典型宣传，持续推进国家级高素质农民培育整体推进示范市建设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

（一）创新培育模式，健全培育体系

南阳市紧紧围绕扛稳粮食主产区稳粮保供重任，聚焦“花、药、果、菌、茶”五类特色经济作物产业发展，坚持“需求导向、产业主线、分类施策、全程培育”的基本原则，大力推行“参训农民+专家教授+课堂培训+基地实训+创业指导+扶持政策+跟踪服务”集成培育模式，满足参训学员多形式、多层次、广覆盖的培育需求。按照农业农村部《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要求，南阳市统筹用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涉农院校、农业科研院所、农技推广机构等优质教育培训资源，引导鼓励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聚力打造一体多元、优势互补的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2021年以来，南阳市累计超过100家各类培训机构发挥专业和教学优势，承担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成为支撑乡村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

（二）加强基础建设，强化培育支撑

  1. 精准遴选学员。南阳市强化摸底调研，深入村镇基层党组织、企业、合作社等，通过发放问卷、现场询问、座谈交流等方式，把有意愿从事农业生

产、经营、服务的农业农村创新者、农业经理人、种养加能手等分类登记造册， 充实学员库。

  1. 选优配强师资。南阳市注重与农业科研院所、农技推广机构等单位合作，选聘学员口碑好的优秀教师、专家等进入高素质农民培育师资库。全市已遴选入库包含综合素养、政策法规、专业技术、创新创业等各类优秀讲师550多人，有力打造了一支专业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成为支撑全市乡村人才培养的中坚力量。

  2. 选准培育教材。南阳市围绕主导产业，植根地方特色，组织专家编写本地培育教材，结合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防灾减灾、农村金融担保、高标准农田建设、冷链物流、电子商务等热门课程，坚持优中选优原则，精准选用培育教材。

  3. 规范基地建设。南阳市依托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建立高素质农民实训基地和农民田间学校，组织参训学员走出教室，到基地实操演练、观摩交流，在实践中长见识、拓眼界、增本领，进一步提升生产经营管理水平。截至2024年底，全市已遴选认定3批高素质农民实训基地和农民田间学校，有力支撑农民教育培训实践教学工作。

（三）强化监督指导，保证培育质量

培育质量和效果始终是评价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第一标准。为保证培育效果，严格培育规范操作，南阳市借助现代信息技术，采用线上线下协同的方式加强培育全过程监管。线上依托农民教育培训信息管理系统，在线实时查看培训班系统内容填报情况，对填报不规范、漏填、错填等问题，应及时通知相关主体补充完善、整改修正，直至符合培育规范；线下深入高素质农民培育班，现场查看培育计划、学员档案、师资信息、培训资料、课堂学习、学员食宿等，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指出并要求限时整改，对参训学员、培育机构培育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及遇到的问题给予积极反馈和细致解答，最大程度保证培育效果。南阳市高素质农民培育学员满意度连年在95%以上。

（四）树立培育典型，发挥示范作用

南阳市注重挖掘和收集高素质农民典型人物、先进事迹，着力打造培训示范亮点，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全市先后开展了“南阳市十佳高素质农民”“南阳市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等评选活动，多名务实创业、带动能力强的优秀学员荣获“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河南省乡村振兴青年先锋”“农业农村部百

名优秀学员保供先锋”等称号；培育多名优秀高素质农民获得农业系列高级职称；拍摄《树状月季门道多》《小螃蟹的苦恼》等多部讲述创新创业故事、引领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专题片在CCTV-17播出；连续组织100多名新型经营主体参加河南省高素质农民创业创新大赛，开展培育成效宣传，培育期间在各类报纸、期刊、网站、APP等媒体广泛发布反映高素质农民的新闻报道，树立了一批“有名望、能带动、可复制”的模范典型，充分彰显了新时代新农民新风采。

二、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践中的问题

通过几年的持续培训，南阳市一部分农民生产经营管理理念逐渐现代化、创业就业能力显著增强。一批现代农民广泛应用新理念、新技术、新装备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现了增收致富，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创造了美好生活。但在培训实践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亟须重视和解决。

（一）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

近年，一大批农民工、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就业，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了活力，但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妇女化、低文化现象依然突出。据统计，南阳市50岁以上农业从业者占比超过60%，女性劳动力占比超过63%，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0%以上。部分农民安于现状，接受新事物意愿低，学习动力不足，这些因素均会影响农民培训积极性和培训效果。

（二）培育机构质量难保证

随着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承担培育任务的比例逐渐降低，招投标方式遴选培育机构渐成趋势，各类参差不齐的民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私营企业等趋利参与进来。部分培育机构“三农”领域经验不强，高素质农民培育政策学习掌握不深，自身涉农师资不足，把握农民培育需求不够等问题表现突出。过于注重节约成本致使培育质量难以达到预期的情况时有发生。

（三）培训内容难满足需求

培训机构自身教师专业知识更新较慢，不能满足高素质农民培育形势发展要求。培训内容陈旧、滞后，难以满足需求。不少培训机构按照要求采用省、市、县三级专家相结合的方式，但部分上级专家的课程政策性、理论性较强， 内容不接地气；地方“土专家”虽实际操作经验丰富，但是往往不善于总结提炼，语言表达不流畅、不简洁，且真正的“土专家”人数偏少。这些问题均会影响培训效果。

（四）年度实际培训时间短

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资金是年度财政拨款补助资金，政策上不允许跨年度实施。每年上级资金、方案下达较晚，此时农民多数忙于夏收秋管，难以抽出时间脱产参加培训。实际组织培训已到第四季度，培训时间紧，受农时季节限制，培训产业覆盖面不全，实训课程选择范围窄，内容不丰富。

（五）跟踪服务机制不健全

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为一年内实施项目，按照财政资金管理制度，要求一年内必须完成项目资金使用，跨年度后续跟踪服务资金落实难。当前跟踪服务机制不完备，组织困难，难以全部落实到位。此外，由于农民居住分散，培训班解散后，后期指导有一定困难，“一对一”“一对多”的指导目标实现困难。

（六）社会认可度有待提高

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包含课堂学习、线上学习、实习实训等，与其他技能培训相比，具有模块多、时间长、实效强等特点。部分参训学员通过培训，熟练掌握了某项农业生产技能，顺利通过考核获得结业证书。但受宣传不到位、证书效力不强、劳动力市场价值认可度不高等因素影响，部分农民质疑培训含金量，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高。

（七）缺乏有效的扶持政策

农业产业效益相对较低，风险大，收入不高，亟须进一步强化各种扶持政策，降低风险。南阳市现有扶持政策不完善，宣传力度不大，高素质农民产业发展保障所需要的市场信息、贷款、土地流转、保险等落实力度欠缺，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吸引力持续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力资源的结构失衡。

三、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对策

（一）精准遴选培育对象

南阳市应以培育目标为导向，加大培育摸底调研力度。培训机构举办培训班前要深入乡镇、村、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强化宣传，把真正有意愿、有需求、愿学习的农民群众分类统计建档，重点把思维活跃、进步意愿高、学习能力强的返乡务农创业大学生、青壮年农民工和退役军人等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育对象，提高学员质量，强化培育效果。

（二）严格培育机构认定

南阳市应以培育质量为导向遴选培育机构，强化以涉农公益性培育机构为主的培育体系，发挥农技推广机构、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等单位的技术、人才、管理优势，扩大其任务承担比例；应严格社会培训机构准入标准，限制承担任务比例。为鼓励涉农公益性机构积极承担任务，政策上可允许列支5%左右的项目经费用于宣传、交通、管理等支出，其余项目经费全部用于培育全过程支出，把项目经费花在刀刃上，保证培育质量。

（三）科学设置培育内容

南阳市要聚焦农民需求，结合农业生产实际和产业发展要求，做好一二三产业全产业链培育。优先采取分层分类、专题培训、育训结合的方式，提高培育精准度。加强培训机构与专家、师资的对接联系，灵活用好理论政策专家和生产一线“土专家”，针对性制定培育计划，差异化设置培训课程，准确遴选培育教材，提高培训内容的适用性和准确度，进一步增强培育实效。

（四）创新资金使用制度

根据农业行业特点，为进一步丰富高素质农民培育内容，南阳市应投入资金，建好、用好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训基地和田间学校，拓宽实践教学和现场教学选择范围和内容。同时，财政部门应及时下拨培训资金或建立资金预拨付制度，允许跨年度实施项目，保证培训机构有更广泛的选择组织培训，参训学员有更充裕的时间参加培训。

（五）提高跟踪服务水平

南阳市应针对不同类型高素质农民精准开展跟踪服务和发展监测，对于专业生产型和技能服务型高素质农民，要围绕巩固提升农业生产技能，持续深入生产一线开展技术服务；对于经营管理型高素质农民，要在帮助抱团发展、搭建合作平台、对接服务机制、创建展示舞台等方面支持发展产业，扩大规模， 拓宽市场，提高市场知名度。另外，为支撑和提高跟踪服务水平，政策上应明确用于跟踪服务的经费比例。

（六）提高全社会认可度

南阳市要多措并举，宣传高素质农民的典型经验和先进事迹，营造全社会理解、关心、支持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浓厚氛围。推进农民短期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和学历教育相衔接，强化高素质农民职业技能人才认证，提高高素质农民社会认可度，增强其荣誉感，提高农民参与培育的积极性。

（七）完善培育扶持政策

南阳市要统筹农业、信贷、金融等行业资源，形成合力，从农业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强化相应扶持政策，切实解决高素质农民产业发展中的信贷、

技术、信息等问题。同时，要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将高素质农民培育纳入制度化轨道，出台具体务实举措，确保高素质农民培育稳固发展。

四、结语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振兴是关键。高素质农民培育是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有力举措，各级各类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参与者均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认真思考谋划，加快构建多元联动工作格局，形成强大合力、长效机制， 共同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创新发展，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培养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

强化政治引领聚力攻坚突破推动淮安交通运输行业两类群体党建高质量发展调研报告

淮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李赞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交通运输部门做好货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群体（以下简称“两类群体”）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几年来，淮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委（以下简称“淮安支队党委”）深入贯彻落实省交通运输厅、市交通运输局部署要求，围绕建机制、强阵地、优服务、解诉求、维权益等重点任务，加强两类群体权益保障和关心关爱，不断扩大党在两类群体中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全力推动两类群体党建工作取得新突破、新进展。

  1. 两类群体党建工作内容

    1. 凝“新”铸魂，建强组织体系

  1. 动态梳理明底数。今年4月份以来，淮安支队党委在市委社会工作部的指导下，动态更新了两类群体党建底数。截至2025年8月，全市共有道路货运经营业户29256个，货车司机26986人，货车司机党员1009人；在淮安注册的网约车平台企业17个，网约车平台合作企业16个，网约车司机3540人，网约车司机党员67人。

  2. 深入调研摸实情。淮安支队党委开展“穿透式”走访调研，先后赴淮安苏约运输有限公司、淮安交运危货运输公司、盱眙宏达运输公司等企业，召开座谈会12场次，个别访谈35人次，跟人跟车体验10人次，发放网络调查问卷686份，收集问题清单37条。根据司机人数、依托单位变化等情况，动态优化党组织设置。截至6月底，全市共建立道路货运企业党支部26个，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37个，网约车平台合作企业党支部9个。

  3. 夯实队伍强保障。结合我市交通运输行业两类群体党建工作的发展和实际需求，从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系统中选拔出38名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突出的一线执法人员担任行业党建指导员，通过结对帮扶指导，引领行业党支部做好上级党委部署的各项工作。

    1. 暖“新”关爱，做实多元服务

  1. 创优关爱载体。深化“淮上红运·暖新护航”服务品牌，相继开展“守

护‘新’锋”关爱集市、“浓情端午·情暖司机”走访慰问等形式多样的特色志愿服务，举办社保咨询、健康义诊、反诈宣传等专题讲座20余场次，派送暖心礼包829余份。

  1. 建优服务阵地。指导淮安苏约运输有限公司、淮安交运危货运输公司等重点企业开展“小快灵”式司机驿站建设，为两类群体提供更加便捷实用的阵地服务。结合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在司机驿站开设学习专区，向两类群体赠送学习资料100余份。

  2. 提优权益保障。实施维护两类群体合法权益提质增效行动，在司机驿站、行政服务交通窗口等地开设法律援助联络点；结合货车司机投诉处置效率质量不高问题集中整治，制定《货车司机接诉即办实施细则》，健全诉求收集办理反馈机制。

  3. 聚焦急难愁盼。对近期货车司机反映的“续保难”问题，赴市金融监管分局召开专项协调会，帮助淮安斯比德运输公司和康茂公司协调解决因出险多、违章扣分多的16辆货车购买保险难问题。

  4. 优化激励引导。鼓励企业推出激励奖励政策，淮安传化公路港物流中心结合驻港运输企业日常诚信经营表现，今年以来为港区企业减免房租3万元，发放停车券0.2万元，惠及5家企业、12名司机。

    1. 融“新”聚力，助力基层治理

  1. 强化思想引导。常态化举办“红运讲堂”，开展“法润‘新’田”、助“新”成长、安“新”守护等主题活动17场次，受益司机442人次。加强党员培育，向社会工作部门择优推荐入党积极分子28人，入党申请人25人。

  2. 强化示范带动。引导两类群体发挥先锋模范作用，340余名两类群体党员主动参与政策宣传、社区服务、行风监督等工作。强化“爱心车队”建设，34名网约车司机党员主动报名参与中高考“爱心送考”活动。

  3. 强化行业自律。鼓励道路货运企业创新管理举措，搭建两类群体参与管理的载体，淮安传化公路港物流中心聘请司机担任“红色老娘舅”，协调解决3起运费纠纷问题；淮安交运危货运输公司出台安全生产吹哨人制度，为20名预警吹哨司机累计发放1万元的奖励，建立了“司机吹哨—书记即到—全面排查

—闭环整改”的高效应急响应机制，进一步夯实了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为公司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安全基石。

  1. 两类群体党建工作存在的不足

  1. 两类群体诉求化解机制还需进一步优化。对两类群体反映较多的第三方网络平台抽成运费比例过高、运价不合理、用工保障不到位等问题，解决效果还不明显。

  2. 两类群体党建工作激励手段还不丰富，创新创优缺少活力。

  3. 两类群体生活节奏快、工作强度高、空闲时间少，心思和精力大多在运费单子上、运输里程上，主动参与党建的政治站位不高，党建引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1. 推动两类群体党建高质量发展对策建议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要按照省厅党组和市局党委关于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部署要求，以“党建引领方向、服务凝聚人心”为理念，坚决扛起“管行业就要管党建”的政治责任，重点抓好我市道路货运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组织建设、关爱凝聚、行业治理、数智创新、联动协同、长效保障等六项工作， 推动两类群体党建工作走深走实。

  1. 突出灵活适用，推动组织建设提质增效。深入推动“两个覆盖”（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攻坚行动，实施“五清五促进”行动，通过全覆盖调研摸排核查，做到对经营主体运行情况清、从业人员队伍情况清、党员司机情况清、党组织组建情况清、群团组织组建情况清；通过促进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建立、促进党员队伍发展壮大、促进组织生活规范、促进党建阵地建设、促进急难愁盼问题解决，不断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落实党组织书记“选育管用”专项行动要求，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党组织书记队伍。督促各县区交通运输部门向属地编办沟通，确保按时完成职责调整工作。

  2. 突出“可感可及”，推动关爱服务提速升温。聚焦两类群体“急难愁盼”问题，实施“四友生态”建设，即一是围绕“场景友邻”，依托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点、司机驿站等，设置一批交通运输政务服务便民点，提供高频事项“一站式”办理；二是围绕“设施友好”，优化现有党群服务阵地功能设置，统筹资源设置一批“小快灵”式司机驿站；三是围绕“服务友爱”，常态化开展“春送祝福、夏送清凉、秋送安康、冬送温暖”的“四季暖新”行动，积极聚合行业和属地资源，丰富“司机关爱月”内容；四是围绕“治理友善”，探索搭建政府部门、运输企业、两类群体三方对话机制，为解决两类群体诉求争端、行业治理难点痛点搭建民主协商议事平台。

  3. 突出共治共享，推动两类群体精业笃行。深化“淮上红运”党建品牌

建设，持续开展“支部亮旗帜、党员亮身份、车辆亮标识、服务亮承诺”“四亮”活动，引导两类群体担任政策宣传员、安全示范员、行风监督员、诉求表达员、志愿服务员。针对两类群体流动性大的特点，综合运用指尖、板凳、实景“三微课堂”，开展党内教育、普法宣传、政策讲解、技能培训等活动，引导两类群体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持续开展“红运先锋”典型培育活动，深入挖掘、宣传一批“身边榜样”，凝聚行业正能量。

  1. 突出数字赋能，推动智慧党建创新发展。构建“互联网+党建”服务矩阵，开发“淮运红云”智慧党建平台，集成党员管理、在线学习、诉求直通、积分激励等功能模块，实现组织生活“云参与”、党员教育“不掉线”。开发两类群体专属服务模块，集成党员报到、诉求反馈、政策咨询、在线学习等功能，实现“两类群体”党建服务由车轮上向“指尖上”延伸。建立两类群体动态数据库，实时更新人员流动、党员分布、诉求热点等信息，为精准施策提供数据支撑。探索“云上党支部”建设，提供24h信息查询求助服务，通过线上组织生活、微党课直播等形式，破解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难题，联合滴滴、货拉拉等头部网约车平台企业建立“党员先锋司机”认证体系，将安全驾驶、优质服务、社会贡献、职业操守等维度纳入考核指标，通过APP端亮明司机党员身份、展示先锋指数，打造“共产党员示范车”服务品牌，提升服务信任度和职业荣誉感。

  2. 突出联建联动，推动协同机制完善提升。探索建立“1+N”党建联建机制，由行业党委牵头，联合工会、人社、司法等部门成立两类群体服务联盟， 定期开展联席会商，破解跨部门难题。深化“属地+行业”双管理，推动县区交通运输部门将两类群体党建纳入基层治理体系；健全“双向反馈”机制，对司机诉求实行“清单化+闭环式”管理，定期回访满意度。联合高校、智库开展专项课题研究，总结提炼“淮安经验”，形成可复制的制度性成果。探索设立两类群体“红色基金”，用于困难帮扶、技能培训、典型表彰等，激发内生动力。在异地党员管理、权益保障等方面形成区域合力。设立“红色调解员”队伍，聘请退休法官、律师等专业力量参与运费纠纷调解。

  3. 突出长效保障，推动制度体系健全规范。制定《两类群体党建工作三年行动计划》，明确覆盖提升、阵地建设、作用发挥等阶段性目标。建立“双述双评”考核机制，将党建工作成效纳入对平台企业的信用评价。设立“新锋关爱基金”，通过财政拨款、企业捐赠等渠道筹资，专项用于两类群体困难帮

扶、技能培训。健全“诉求响应—督办落实—效果评估”闭环机制，对高频问题开展“回头看”，总结提炼“流动党员双向共管”“驿站党建标准化”等创新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创新成果。

  1. 结束语

加强两新群体党的建设，是一项关乎行业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政治任务，淮安市交通运输行业两类群体党建工作虽已取得初步成效，形成了特色品牌，但依然任重道远。下一步，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实的工作举措、更优的体制机制，持续深化凝“新”、暖“新”、融“新”三项工程，要真正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行业发展优势、治理效能优势，要用心用情用力把“最活跃的地带”打造成“最坚强的阵地”，引导广大司机党员和从业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淮安新篇章贡献坚实的交通运输力量。

深化社保基金绩效管理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以浙江省绍兴市为例

绍兴市财政局社保基金绩效管理改革课题组

近年来，浙江省绍兴市财政局不断深化社会保险基金绩效管理改革，持续增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力度，逐步建立起增长稳定、支出有序、风险可控的基金管理机制。2020年，在全省率先出台《绍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开展社保基金绩效评价管理试点工作。2021年，绍兴市财政局社保基金绩效管理工作被纳入浙江省财政厅首批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重点突破事项改革试点。试点开展以来，全市各统筹区每年在对社会保险基金开展绩效自评的基础上，分别选取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作为重点抽评对象，基本实现评价对象“横向”“纵向” 全覆盖。

一、实施背景意义

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在保证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全面深化基金管理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基金监督管理体系、是社保基金安全稳健运行的重要支撑。社会保险基金运行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成败，要解决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运营问题，提高管理绩效水平，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社会保险基金绩效管理制度。

第一，深化社保基金绩效管理改革是提升社保基金管理水平的重要路径。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在保证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扎实推进社保基金绩效管理工作，是夯实社保基金管理基础、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保基金监督管理体系、推动社保基金安全健康可持续运行的重要支撑，有利于提升社保基金决策科学性、运行精准性和产出高效性。

第二，深化社保基金绩效管理改革是夯实政府四本预算管理的重要基础。社保基金预算是政府全口径预算四本账之一，与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互衔接和补充，实施好社保基金绩效管理有利于强化社保基金预算管理，规范基金业务流程，提高基金使用效益，进一步加强社保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不断推进预算管理科学化、精细化和规范化发展。

第三，深化社会保险基金绩效管理改革是应对当前复杂多变新形势的必要举措。从宏观看，近年来受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少子化等因素影响，社保基金收支总体平衡但面临较大压力。从微观看，基金管理级次和要求均发生了变化，2018年绍兴市区对各项社会保险基金（除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统筹管理，2021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全省统筹、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全市统筹，亟需做好相关政策研究和政策调整。

二、改革探索经验

试点以来，绍兴市财政局按照“由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结果怎么用”来破题社保基金评价方式，努力在“制度、机制、运用”上下功夫，切实提升管理质效，积极打造全省社保基金绩效评价改革的“绍兴样板”，全力保障社保基金安全健康可持续运行。

（一）理清职责边界，解决“由谁来做”问题

  1. 根据基金统筹层次，确定评价层级。以社保基金的统筹层级来确定，以统筹区为单位分险种实施评价。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施省级统筹，由省级统一组织；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实施全市统筹，由全市统一组织；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施“三区统筹”，由市级统一组织；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尚未统筹，由各县（市、区）自行组织。

  2. 根据基金管理职责，确定评价分工。按照“谁支出，谁负责”的原则，人社、医保部门是社保基金管理绩效评价的实施主体，主要负责组织实施、数据填报、自评和落实整改等工作；财政部门是社保基金管理绩效评价的监督主体，主要负责制定管理办法、组织指导监督绩效评价和组织重点评价等工作，形成共同实施、协调统一的工作合力。

  3. 根据基金评价要求，确定组织方式。绩效评价分为部门自行评价和财政部门重点评价两种方式。部门自行评价是指人社、医保部门按照绩效管理制度，对本部门社保基金管理绩效运行情况开展的评价；财政部门重点评价是指财政部门根据工作需要，选取相应基金实施针对性的重点评价。

（二）全面分类评价，解决“做什么”问题

科学设置社保基金绩效考核内容和指标，从社保基金的特点出发，设置了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可持续性五方面指标体系，做到7个险种全

覆盖，一项基金一套指标，每套分设一级、二级、三级指标，共计123项指标。具体包括：1.经济性（Economy）。包括基金管理成本和社会保险财政支出成本等，占比10%，反映社保基金管理过程中资源投入和使用成本节约的水平和程度，以及资源使用的合理性。

  1. 效率性（Efficiency）。包括基金收支平衡情况、基金保值增值情况、基金管理情况等，占比25%，反映社保基金管理中投入与产出的关系。

  2. 效果性（Effectiveness）。包括征缴情况、参保缴费情况、待遇情况、满意度等，占比25%，反映社会保障目标完成情况，社保资金的投入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是否获得理想效果。

  3. 公平性（Equity）。包括参保覆盖情况、参保对象真实合法性、社保待遇一致性、待遇水平等，占比20%，反映公民平等享用社会资源的情况。

  4. 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包括基金成长能力、基金结余支付能力、抗风险能力等，占比20%，反映基金可持续运营能力。通过基金成长能力、结余支付能力等指标进行评估。

（三）优化管理机制，解决“怎么做”问题

  1. 制度规范。出台《绍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试行）》，从评价范围、内容、方式、评价职责分工、评价组织实施、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对社保基金绩效评价管理进行规范。

  2. 多措并举。综合运用数据核查、实地查验、满意测评等方法，评价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通过警示、调整、限制和完善等措施进行纠偏纠错，促进社保基金管理绩效目标实现。对单位是否落实财务管理和会计报表与统计报表编制管理，及时、准确完成报表编制；预算编制的精确性、合理性是否到位；是否定期与财政部门做好对账工作，做到数据一致，进行评价，对基金收支动态展开分析。

  3. 数据集成。通过纵向贯通区、县（市）社保基金月报、年报数据，横向贯通人力社保、医保部门等协同部门相关数据，将各社保基金数据细化至月度明细、年度预算管理和执行明细管理。专门撰写信息需求报告，形成一套信息采集表，对每项社保基金的各个评价指标都注明信息采集路径，以便于其他地区基于基金报表系统谋划社保基金绩效评价模块时可以适时使用。

（四）彰显评价导向，解决“结果怎么用”问题

  1. 注重与风险预警相结合。实行红、黄、绿三级管控，按照得分确定绿色、

黄色和红色三种风险等级。得分在80分以上的，基金运行健康，标示绿色低风险；得分在60—80分的，基金运行处于亚健康，进行黄色中风险预警；得分在60分以下的，基金运行存在较高风险，进行红色高风险警示。出现黄色中风险以上情形，由市财政局约谈相关基金管理部门，并进行通报，可提请市审计部门启动对该基金的专项审计；出现红色高风险情形，由市财政局将有关情况和部门整改报告向市政府报告。

  1. 注重与绩效考核相结合。将评价结果纳入基金管理部门整体绩效管理考核。将财政重点评价结果与部门工作目标责任制相挂钩，对于评价结果为“中”的项目，每项扣0.1分；评价结果为“差”的项目，每项扣0.2分。

  2. 注重与管理决策相结合。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安排预算、完善政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存在严重问题或因故意、消极不作为致使绩效目标无法实现并造成重大影响的，财政部门暂缓或停止拨付相关资金，并启动相关监督检查程序，提请相关监督部门按规定查处。

三、改革主要成效

（一）基金状况更加清晰

以基金管理职能处室为主，对基金情况较为清楚，与相关社保管理部门协调较为方便，对于基金绩效评价的把握更为到位。近年来，绍兴市累计评价项目24个，涉及评价的社保基金规模达760多亿元，实现了市和区（县、市）全覆盖、险种全覆盖。其中：部门自评15个，评价结果“优”4个，“良”10个，“中”1个；财政部门重点评价9个，评价结果“优”1个，评价结果“良”7个，“中”

1个。

（二）基金风险有效控制

将社保基金预算绩效评价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在厘清性质、程度、边界、职能的基础上，压实各级、各部门及相关人员的管理责任和整改责任。通过评价分析，发现部分地区存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就业参保率低、职工医保职退比下降过快、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收入户没有及时上缴等风险点，财政部门发放重点绩效评价结果意见书9份，发现问题23个，提出整改建议30条，并逐一督促社保基金管理部门在两个月内整改完毕。

（三）基金管理水平提高

通过绩效评价，还发现基本养老保险重复参保、重复申领待遇、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内部稽核流程缺乏、工伤保险欠费清欠率低等管理漏洞，并了解到适

应新业态发展的社会保障政策需求。财政部门提示社保管理部门及时修补漏洞、完善政策，如：要求就业经办机构建立失业保险基金内部稽核流程；建议人社部门探索新业态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新业态从业人员试行参加单险种工伤保险等。

四、几点相关思考

（一）职责分工如何更加清晰

  1. 财政部门内部职能处室与监管处室之间如何协调。目前，社保基金绩效评价的组织实施以基金管理职能处室为主还是以绩效评价管理处室为主，暂时没有定论。绍兴市的实践是以基金管理职能处室为主，其优点是对基金情况较为清楚、与相关社保管理部门协调较为方便，对于基金绩效评价的把握更为到位；其缺点是基金管理职能处室自身也有部分基金管理职责，有时存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局面。

  2. 基金事前事中绩效评价是否需要、如何深化。目前绍兴市社保基金绩效评价以事后绩效评价为主，事实上社保基金管理涉及面广、利益深、影响大， 有必要对提高筹资和待遇标准、扩大支出范围等重大社保政策开展社保基金事前评估。对于此类评价的指标设置，重点应从政府、企业和群众等多个维度分析政策预期达到的目标、财政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等内容；也可探索对社保基金日常管理事中评价，具体可与社保经办机构开展的基金收支日常监控、疑点核查等相结合。

（二）评价组织如何更加科学高效

  1. 指标分级如何设置。由于评价定位的差异，对应不同评价层级的绩效评价指标设计也应有所侧重，中央和省级更关注可能影响基金持续性的指标，地方应更加关注涉及基金效率的相关指标。因此，中央和省级在设计指标时，考虑到基金缴费率调整、支出政策变化、适用条件变化可能引起基金收支情况的变化，更关注影响基金可持续性方面的指标设计。而地方在设计指标时，要考虑征缴水平、收支执行情况、满意度等情况，更关注基金执行效果方面的指标设计。

  2. 信息互通如何实现。绩效评价各项指标取数时涉及统计、税务等其他部门的数据，但是目前上述部门间尚无法实现互通共享，各部门间“数据孤岛” 现象比较突出，仅依靠中介机构或者经办机构采集难度较大。特别是统一社会保险费征收模式实施后，人社、医保部门不再拟定征收计划，用人单位自行向

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社保费，经办部门对数据的掌握不如以往全面精准，数据贯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打通数据壁垒，建立人社、税务、财政等部门大数据共享平台，是提高社保基金管理效率和透明度的必要手段。

（三）结果应用如何更加有效

  1. 与管理经费挂钩难。在现有情况下，将社保基金评价结果与管理经费挂钩较难实现。一方面，社保基金评价的是基金管理状况，但是其具体的支出对象是基金待遇保障人员，不能因基金管理不到位而影响该群体的待遇保障；另一方面，社保基金评价结果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政策调整或者客观现实所导致的，也有可能是由于部分经办机构管理不善造成的，因此不能简单将评价结果与经办机构的管理经费相挂钩，也由此使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约束手段不多，操作性不强。

  2. 整改督促力度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与财政监督、绩效预算及绩效审计既关系密切，又能对其起到基础性铺垫和重要支撑作用。虽然基金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也明确了一些整改督促举措，但与审计、纪委巡察等部门的整改监督相比，其在力度和威慑力方面还有较大差距，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评价结果整改实效。

五、强化工作建议

（一）加快顶层设计

开展立法研究，参照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审计整改向人大报告等管理要求，探索将社保基金绩效评价工作纳入重大政策事前绩效评价、绩效评价整改结果向人大报告，以提高该项工作的权威性。要厘清职责分工，细化财政、人社、医保和其他部门工作职责、组织实施、结果应用、整改落实等方面的内容，使社保基金绩效评价工作开展得更加顺畅有力，形成合力。要指导指标设置，必要时组织有关专家对社保基金绩效评价指标进行论证分析，并公开发布指导意见，使其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

（二）注重分层实施

分层分类组织开展社保基金绩效评价工作，处理好中央、省和市、县（市、区），财政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做到重点评价与自我评价相结合、基金整体绩效评价和政策专项评价相结合、基金事后评价和事中日常监控相结合。同时，定期开展社保基金绩效评价业务培训，采用理论和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方法，提升工作人员参与社保基金绩效评价的适应性和积极性。

（三）细化指标体系

针对每种基金的特点和关注重点细化指标体系，特别要对决策和产出指标进行细化。如：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决策指标，可通过与其他省市的财政补助标准、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比较，评估补助标准、筹资的分担机制是否合理。又如：对医疗保险的产出指标，除了常见的门诊报销比例和住院报销比例以外，还应考虑不同等级医院的就诊率、住院率和报销情况，利用绩效指标对医疗机构的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同时，还要考虑医疗机构总额预付制、按病种付费、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等产出数据。而对失业保险的产出指标，则更应关注不同人群的参保率，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失业保险的参保群体和高失业风险群体不一致，如机关事业单位参保率较高，但其失业风险较低；而农民工和零工人员失业风险较高，但其参保率有待提高。

（四）强化结果应用

牢固树立绩效评价结果导向，做好社保基金预算绩效评价的应用文章。一是将社保基金绩效评价结果纳入基金管理部门整体绩效管理考核，使之与预算分配、政策安排、干部政绩等方面挂钩；二是建立问责机制，将社保基金预算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在厘清性质、程度、边界、职能的基础上予以严肃问责，压实各级、各部门及相关人员的管理责任和整改责任；三是建立联动机制，将社保基金日常专项管理、集中抽查、审计巡视等结果及整改情况纳入评价范围，推动各类评价结果共享互用。

“党建+”模式下学生党支部建设的实践探索与成效研究 以H高校学生党支部为例

广州华商学院郗盛兰

高校学生党支部是党在青年群体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沿阵地，也是党在高校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肩负着教育、管理、监督学生党员和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广大青年群众的重要职责。随着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以及学生党支部高质量建设的要求，高校应聚焦于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然而，传统学生党支部建设模式在实践中常面临支部书记的带头作用不明显、组织生活形式化、内部治理体系重发展而轻管理[1]，主题党日活动主题不聚焦、制度体系不完善、理论与实践结合不紧密[2]，学习内容片面、不贴近生活、学习形式缺乏吸引力等[3]挑战。基于此，不少研究者从政治建设[4]、认同心理结构[5]、主体间性理论[6]、组织力[7]等不同视角出发构建学生党支部建设的优化路径，为学生党支部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H高校学生党支部也积极进行了实践探索，本研究基于H高校学生党支部“党建+”的实践模式，系统解析其融合路径、运行机制及育人成效，以期破解学生党支部建设难题、激发学生党支部活力，实现高校党建与育人同频共振。

一、研究方法与案例背景

研究采用案例分析法，选取H高校学生党支部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H高校学生党支部的“党建+”创新实践模式，探讨“党建+学习”“党建+宣传”“党建+服务”“党建+制度”的具体内容与实践成效。

H高校学生党支部成立于2023年，成立初期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党组织生活吸引力不强。每个月的学习内容枯燥且与学生实际生活相脱离，活动形式单一，学生党员的参与热情不高。二是党建工作与学生专业融合度不高。支部的党建工作没有融入学生的专业学习、社会实践等，呈现出“两张皮”现象。三是党员作用发挥不充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志愿服务、理论学习等领域，在学术科研、创新创业等方面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四是党建工作的宣传力度不足。仅每月在公众号上宣传一次主题党日活动内容，未充分利用微信、学习强国等平台扩大党建工作的影响力，同时对新媒体平台在组织管理、思想引领、互动交流等方面的作用没有进行深度挖掘。五是制度不够完善。党

员的发展、培养、监督等环节，制度不完善。例如在发展党员时，考核评价体系不够多元，多注重量化评价，质性评价存在不足。在此背景下，该支部以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实践型党支部为目标，积极探索“党建+”实践模式，坚持把党建与学生的学业、学校的发展等紧密结合，深入实施党建融合工程，发挥学生党支部的示范引领作用。

二、H高校学生党支部“党建+”模式的实践探索

（一）党建+学习：构建政治素养提升体系。针对新时代大学生的特点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H高校学生党支部每月深入开展主题党日、读书分享会以及时事热点讨论等活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最新理论与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教育引导学生党员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每月活动的主题涵盖了党史学习、党纪学习、理想信念、爱国主义、法治、诚信、国防、民族团结、反腐败教育等方面，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主题党日活动中，支部建立了党员参与第二议题设计与分享的机制。在第二议题中，学生党员可采用诗歌朗诵、唱红歌、书籍分享、绘画、答题活动、手语操等形式进行分享学习，内容与党员思想、学习、生活方面密切相关。通过这种形式，更好地加强了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在整个活动中，支部党员都积极参与、积极讨论，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二）党建+宣传：打造先锋示范平台。学生党员作为党组织在高校中的先锋模范，在学习、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党支部联合学院组织构建了“优秀学生宣讲会”活动，每个学期选拔政治素质过硬、学业表现突出的学生党员代表，围绕理想信念、专业学习、社会实践等方面开展示范宣讲。这种活动形式为学生党员提供了展示自己、影响他人的平台，不仅能够增强学生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还能够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宣传阵地建设方面，为了更好地顺应时代的发展和要求，贴近学生的实际，支部借助微信群、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广泛宣传，及时传递党的声音，宣传党的政策，展示学生党员风采，营造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这些实践探索既坚持了高校党建工作的政治性要求，又充分体现了时代性和创新性的特征，为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力和影响力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路径。

（三）党建+服务：深化实践育人功能。H高校学生党支部充分发挥学生与专业优势，积极拓展党支部的服务内容。第一，向学生组织输送骨干力量。这一措施不仅加强了党支部与学生组织之间的联系，还确保了学生组织的领导力

量具有高度的政治素养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学生党员通过在学生组织中承担管理工作，能够更好地理解组织的运作，提升自身的组织协调能力和领导能力。第二，提供党员服务。学生党员通过为其他同学提供学习辅导、心理健康支持等服务，不仅提高了党员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感，还能够在服务中发挥自己的专长，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同时也帮助同学们解决了实际问题。第三，动员组织党员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为了深度融合学生的专业学习与党建工作，鼓励党员学生踊跃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如支部党员多次参加了学院以及学校组织的校内外义诊活动。通过实施健康服务、科普健康知识、提供健康咨询等举措，学生党员能够有效地将专业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应用，深切感受并践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四）党建+制度：提升党员发展质量。学生党支部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建立在学生个体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H高校学生党支部系统构建了党员培养体系：在人才选拔方面，建立了多维度的量化评价方案，将政治素质、学业成绩、社会实践、班级民主评议、荣誉奖励和教师评价纳入考核指标体系当中，通过量化评分与质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确保选拔过程的科学性与公正性；在培养发展方面，制定了分阶段和递进式培养方案，针对入党积极分子、预备党员和正式党员分别设置具有差异化的培养目标与考核标准，建立“理论学习—实践锻炼

—反思提升”的培养路径；在监督管理方面，构建了支部日常监督+群众民主监督+网络舆情监督的监督网络，通过定期召开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线上行为监测等方式，对党员思想动态和行为表现进行全程跟踪。这种制度建设有效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三、实践成效与优化策略

（一）成效分析。H高校学生党支部通过实施“党建+学习”“党建+宣传”“党建+服务”“党建+制度”模式，有效促进了党建引领与业务的深度融合，显著提升了学生党员的政治素养、服务能力与组织凝聚力，支部的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学生党员的党性观念、组织观念、群众观念得到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提高，为学校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学生党员在学业成绩、创新创业、志愿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支部80%的学生党员获得过校级及以上的表彰，例如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校级优秀生等。但当前实践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学生党支部与校内外其他组织之间未建立协同联动的模式，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不能发挥协同联动的聚

合效应；第二，学生党员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多停留在表层，没有将理论知识与实践行动建立起深度联系；第三，学生党支部没有充分挖掘AI、大数据等技术在党建工作模式创新、党员管理等方面的应用，没有将新技术与党建工作进行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第四，学生党支部未结合支部自身特点、学生需求以及时代发展趋势形成具有支部特色与影响力的品牌项目。

（二）优化策略。针对上述“党建+”实践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1.强化协同意识，构建多元化育人共同体机制。学生党支部建设作为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阵地，其育人成效的提升需要系统整合校内外的优质资源，构建目标一致、资源共享并且优势互补的育人共同体。首先，积极发掘并有效整合学校学生处、教务处、校团委以及相关学生社团等校内部门的育人资源（如师资力量、实践平台等），共同策划并实施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党建活动、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等项目，推动党建工作深度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其次，积极与校外村委、社区、企事业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社会力量建立稳定、长效的合作关系，探索共建基地、实践教学点、党员服务站等平台，组织学生党员定期开展参观学习、实践锻炼、志愿服务、课题调研等活动。2.创新学习载体与形式，深化理论学习与实践转化。为切实提升学生党员理论学习的实效性，需要综合运用主题教育、朋辈教育、实践锻炼与科学评价等多种手段。第一，每月举办“微党课”演讲活动，由学生党员担任主讲人，明确要求主讲的内容需紧密围绕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语言要生动有趣、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第二，组建理论学习小组，遴选政治素养高、理论功底扎实的高年级学生党员担任小组长，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定期开展专题研讨会、辩论会或学术沙龙，促进党员间的相互启发、共同提升。第三，组织动员学生党员参与暑期“百千万工程”等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在基层（如乡村、社区）进行政策宣讲、民情调研、志愿服务等工作，深化党员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并将理论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3.充分利用新兴技术，构建精准化思政工作新格局。在数字化时代，学生党支部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打造特色化的网络思政阵地。第一，创建并运营专属于学生党支部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小红书、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定期制作并推送高品质的党支部原创内容，在这些平台上展现党员风采。第二， 鼓励学生党员围绕时政热点、校园文化等在主流媒体平台发表建设性的意见， 要敢于驳斥错误的言论，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第三，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技术，对支部新媒体平台的用户数据、评论内容以及相关校园网络舆情信息进行分析和研判，及时把握学生群体的思想特点与价值倾向，为优化思政内容供给、调整传播策略、开展针对性教育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以构建精准化的思政工作新格局。4.结合专业特色，打造党支部特色品牌项目。为提升学生党支部工作的影响力，需紧密结合党员专业优势、能力特长与校内外资源优势，系统培育示范性强且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党支部特色品牌项目。第一，深度挖掘支部党员的专业特色，设计实施如“健康科普专项行动”等专业赋能型支部品牌项目，教育引导党员运用专业知识服务社会，实现专业学习、党建引领与服务实践的有机融合。第二，精准对接社会需求，着力培育如“青年党员助力乡村振兴实践营”等志愿服务类支部品牌项目，强化项目的可持续性运作能力、专业性服务标准与显著育人成效，持续塑造学生党支部扎根基层、勇于奉献、敢于担当、引领风尚的良好组织形象和社会声誉。

“三融合三引领”高校党支部工作法引领专业转型发展的实践探索

杜文海

2021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同时会议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推动高校党建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深度融合，保证党的教育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高校有效贯彻落实”[1]。这就要求高校基层党组织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度融合高校党建与业务发展，发挥党建引领专业转型发展的主体作用[2]。

党建引领在专业转型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1. 高质量人才培养的需求

近期，北京市积极稳妥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重大举措对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课程体系和教育模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引领专业转型发展适应北京市的能源产业需求变化、如何优化专业培养方案设置以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将成为学校教师党支部的重要课题。

  1. 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的需求

高校教师需要承担大量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因此不少教师对党建工作参与度相对有限，存在“重业务、轻党建”的思想；同时，在高校日常活动中，党建与业务工作存在融合不足的“两张皮”现象。发挥教工党支部在专业转型中的引领作用将能有效促进高校党建和业务的深度融合[3]。

党建引领专业转型发展的实现方式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以下简称党支部），主要包括“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和“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教师，始终以国家和北京市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围绕我国“双碳”发展战略，聚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重点工作，积极组织教师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服务国家和北京地区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和石油石化行业节能环保需要，投身教书育人与社会服务活动，深挖能源领域“卡脖子”的关键问题，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工作，探索形成了一套“三融合三引领”的党支部工作法，详见图1所示。

  1. 理论学习与业务研讨深度融合，引领学科专业转型发展

发挥党支部思想政治引领作用，将党的创新理论学习与业务研讨深度融合。一是党支部坚持常态化理论学习，坚决落实“三会一课”，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全体党员教师进一步增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识，提升建设教育强国的使命感、责任感。二是党支部围绕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找准理论学习和业务研讨的结合点，以服务区域产业人才需求为导向，以北京大兴国际氢能示范区的建立为契机，深入学习研讨北京市高精尖产业规划、氢能行业人才需求和产业发展等议题，推动专业转型发展，先后停招“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和“油气储运”两个专业，开设了以氢能为主的“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更好地服务北京市绿色低碳能源发展战略。

  1. 党日活动与企业调研深度融合，引领产教融合走深走实

党支部积极落实教育部和北京市“产教融合”战略部署，定期组织特色党日活动，与企业深度对接，共同开展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4]。党支部到访相关企业探讨校企合作的方式和内容、共建大学生实践基地。一是通过企业调研，把准首都氢能产业一线需求，找准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契合点，拓展产教融合的新路径。二是党支部书记带领专业教师，通过校企党支部联合共建等形式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深入企业一线，梳理氢能制、储、运、加、用以及氢安全等全产业链过程的知识体系。三是通过校企联合，搭建虚实结合的实践平台， 开发加氢站、氢储运与燃料电池等虚拟仿真实践育人平台，破解了氢气作为危化品入校难、实践环节开展难等问题。

  1. 榜样示范与团队建设深度融合，引领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

党支部通过榜样示范引领和团队建设，积极发掘党支部内部的优秀党员和先进事迹，通过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进行广泛宣传，营造学习榜样的浓厚氛围。一是组织党员向榜样学习，通过座谈会、交流会等形式，分享榜样的成长经历和成功经验，激励党员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二是引导年轻党员加入科研团队，由学习榜样以“传帮带”方式进行培养，帮助年轻党员快速成长，从而形成了一批有战斗力的科研团队。三是党支部始终围绕我国“双碳” 发展战略，深挖北京市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卡脖子”关键技术，强化党建引领，主动参与国内重大课题的研发，积极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努力探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模式。

党建引领专业转型发展的成效

  1. 专业建设融入党建，服务区域产业发展

党支部紧紧围绕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认真研究北京市碳达峰战略需求，始终以服务区域产业人才需求为导向，以大兴国际氢能示范区的建立为契机，深度对接园区企业，积极主动谋求专业转型，解决氢能等清洁能源行业人才匮乏对产业发展掣肘的问题。一是在2021年建立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氢能研究中心，并建成校企联合创新研究院等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二是在2021年开设全国首家以氢能为特色的“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为氢能产业人才培养奠定良好基础；三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在2021年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1. 教学改革融入党建，实践育人特色显著

党支部在教学改革中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优化专业培养方案，调整课程体系建设，贯彻“学业导师制”，构建了“多元协同、多维赋能”的地方特色高校工程实践及“三创”教育体系，从而引领专业转型发展。一是近年来党支部组织基层建设北京市优质本科课程1门次；二是开展校企协作，邀请权威行业专家和知名高校学者作为编委成员，组织编著了全国首套高质量、体系化的氢能领域专业教材；三是加强实践教学，通过北京市“实培”计划等方式与国内著名科研院所和行业领军企业合作，联合指导学生毕业设计，累计40余人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应用型高校毕业设计脱离工程实践的问题；四是提升学科竞赛成果，在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以及中国制冷空调行业大学生科技竞赛等省部级以上科技竞赛中获奖200余人次。3.人才培养融入党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一是党支部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北京市关于绿色低碳能源发展的相关措施纳入思政教育体系，注重强化学校、学院、系所发展史的育人功能，培育学生正确的科学观和创新意识[5]；二是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组织教师多次开展课程思政建设主题党日活动，以教育教学改革和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为抓手，多角度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三是组织教师积极申报课程思政教改项目，目前承担多项校级课程思政教改项目，如智慧能源系统课程思政、气液两相流动与传热课程思政、地方院校高等工程热力学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四是努力提升学生满意度，毕业生对所学专业热爱和满意度显著提升，毕业生调查显示：

学生对母校的满意度在93%以上，位居全国同类高校前列。4．科学研究融入党建，引领关键技术突破

党支部积极组织教师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服务国家和北京地区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和石油石化行业节能环保需要，发挥学科交叉优势，深挖能源领域“卡脖子”的关键问题，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工作。通过在氢能等新能源以及低碳能源利用领域的联合攻关，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近三年，支部所在能源工程系新签横向课题100余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际合作项目以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国家级项目20余项，获教育部以及河南省科技奖励2项，在天然气掺氢输送、液氢加氢站设计、油气安全节能储运技术、高热流密度电子芯片强化传热技术以及空气动压悬浮涡轮技术等领域产出了应用前景广泛的科技创新成果。

结语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以北京市氢能高精尖产业发展需求为牵引，开展党建引领学科专业转型发展，探索形成“三融合三引领”党支部工作法，在专业转型发展、教育教学改革、人才培养以及科学研究等方面，开展了积极的实践探索。近年来，党支部多名教师先后荣获北京市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名师/教学团队、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24年，党支部获批北京市高校党建“样板党支部”；2025年，以党支部教师为主体的团队获教育部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示范活动认定。党支部形成了符合学校实际、兼顾学科专业特点的可复制、可推广的高校基层党支部党建工作法。

党建引领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实践探索

嘉兴南湖学院陈轶甄

（2025年10月1日）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如何突破“入耳易，入心难”的困境？核心在于将党的强大组织优势及政治引领力转化为铸魂育人的生动实践。本文聚焦“党建引领”根本导向，分析高校如何通过组织体系优化、队伍能力跃升、课程深度熔铸与平台创新拓展，构建起既坚守政治本色又充满时代活力的思政教育新范式，为培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才提供支撑。

一、强化党建组织建设，筑牢思政教育领导核心

高校思政教育要达成实效，需聚焦健全党委领导机制，明确划分校院各级党组织职责范畴，厘清基层党支部在思政教育中的功能定位与层级责任。具体而言，党委层面需把握思政教育的政治方向、核心使命与全局部署；院系党组织要结合学科专业特色，将上级党委部署转化为可落地的实施方案；基层党支部需扛起战斗堡垒责任，发挥协同育人作用，扎根师生群体，确保思政教育目标在教学、科研、生活与服务各环节落地见效。与此同时，高校需抓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将思政教育成效（尤其是人才培养成果）作为基层党组织及负责人的核心考核指标，推动基层党组织把思政工作视为核心任务，进而显著提升其组织引领力、成员凝聚力与思政育人中的攻坚能力。此外，高校还应顺应数字化浪潮推进工作创新，搭建集信息发布、理论学习、组织管理、活动开展于一体的智慧党建平台，实现党建与思政教育资源的高效整合、信息实时共享、线上线下活动协同联动，增强党建工作时效性。

二、加强党建队伍建设，打造优质思政教育师资力量

思政教育队伍质量直接影响着育人成效走向。高校应构建完善的培养机制， 定期组织教师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与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思政教学技能竞赛、一流课程评选、集体备课研讨等活动，常态化锤炼教师的教学基本功与课堂把控能力，稳步提升其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此外，高校应重点打造党员教师与学生的常态化结对帮扶体系：课堂上，党员教师深化课程思政内容融合；课下，增加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以自身言行感染、引领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情操。党员教师可通过思想引导、学业辅导、生涯规划、生活关怀等方式，将思政教育延伸至学生成长全过程，实现“润物细无声”的

育人效果。需注意的是，师资队伍建设需突破校园边界，吸纳党建研究专家、理论宣讲骨干、行业优秀党员担任思政教育兼职导师与实践导师，拓宽思政教育的内容维度与视野范围，增强教育的实践分量、说理力度与时代特质，切实弥补校内师资在实践经验与社会视野方面的短板。

三、深化党建与课程融合，构建协同育人思政课程体系

推动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打破思政课“单兵作战”的局面，关键在于深化党建与各类课程的融合，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大思政”育人体系。首要任务是推进“课程思政”建设。高校需动员全体专业课程教师参与，深入挖掘本学科专业知识体系中的育人元素，包括价值理念、历史脉络、人文精神，尤其是其中蕴含的科学精神、家国情怀、法治意识、社会责任与文化自信；同时，鼓励其将党的理论精华、辉煌历史、伟大精神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大纲、教案设计与课堂讲授，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自然融合，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在这一过程中，高校应创新思政课程教学模式，摒弃传统“满堂灌”形式，主动运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互动研讨等多元教学方法，推动理论学习与党建主题实践深度结合。此外，高校应建立科学高效的党建与思政课程质量审核机制。评价维度应覆盖教学内容的深度与价值导向、教学方法的创新性与有效性、学生课堂参与的主动性与思想认同的坚定性，以及最终的育人实效。通过学生评教、同行评议、督导巡课、数据分析等手段，及时发现问题并整改，确保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目标落地。

四、拓展党建育人平台，创新思政教育实践形式

思政教育要实现入脑入心，仅靠课堂教学远远不够，必须积极拓展育人平台，创新实践形式，让教育“活”起来。首要任务是打造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线上党建思政教育平台。一方面，充分依托大学生高度聚集的新媒体阵地，搭建覆盖广泛的线上教育矩阵；另一方面，高度重视教育内容的精品化设计，全面细致策划打造内容优质、形式新颖的宣教素材。与此同时，高校必须强化社会实践这一关键节点，将其作为推进党建思政教育深化的核心载体。除开展红色主题实践外，更需结合学生专业特点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聚焦党建引领下的实践育人方向——引导学生运用自身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深入认知社会微观治理的重点、行业研发瓶颈的难点、人民群众生活的痛点，找到服务社会进步的实际落脚点。例如，推动青年学生以“社区观察员”身份进驻基层，参与群众问题的收集反馈与解决方案建议；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指导学生围

绕社会热点撰写青年建言，助力优质建议转化为政策参考。通过这类实践活动， 促使大学生在服务群众中深刻领悟党的宗旨，在剖析国情社情中增强责任担当，实现思政教育与实践应用的深度融合。此外，高校还需着力构建沉浸式校园党建文化氛围。通过常态化举办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如红色经典诵读会、沉浸式红色戏剧展演、革命歌曲传唱等，以文艺形式生动诠释时代精神。这些活动能够潜移默化地传播红色文化、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在校园内营造浓厚的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氛围，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目标，让思政教育如春风化雨般浸润学生心灵。

高校毕业生档案归档培训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广西师范大学档案馆张小文

高校毕业生档案作为记录学生学术历程与个人发展的重要载体，其规范化管理直接影响着学生权益保障与高校行政效能。随着档案管理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归档培训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现有培训体系在覆盖范围、内容设计、实施方式及反馈机制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制约了档案管理质量的提升。为此，本研究以笔者所在学校2024届毕业生档案归档培训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法，系统探究毕业生档案归档培训工作现状。

一、调研设计

为全面了解高校毕业生档案归档培训的实际情况，本研究设计了一份详尽的问卷。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涉及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如身份、年级等）；第二部分为核心调查内容，共设置8道单选题、2道多选题和1道开放式问题，旨在评估培训参与情况、培训内容的实用性与专业性、培训方式的有效性，以及反馈渠道的畅通程度。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通过毕业生归档培训业务微信群发放网络问卷，针对参与2024届毕业生档案归档培训的辅导员和学生干部进行调查。共收到914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保留862份，有效回收率为94.31%。采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单选题统计频数与百分比，多选题统计频数及个案百分比。

二、高校毕业生档案归档培训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培训覆盖面较窄，频次不足。关于“是否参加过毕业生档案归档专项培训”这一问题，仅有47.6%的受访者表示曾参与过相关培训，而52.4%的受访者（超过半数）从未参加过，反映出培训的覆盖面较窄。大量参与档案工作的人员未能接受系统化培训，缺乏必要的归档知识与操作技能，直接影响着档案整理的规范性和效率。从培训频次来看，关于“参加了几次毕业生档案归档专项培训”这一问题，52.4%的受访者从未参与，38.2%的受访者仅参加过一次，8.6%的受访者参加过两次，而参加过三次及以上的人员比例低至0.8%。这种低频次、非持续性的培训安排，使得参训人员难以巩固知识，无法适应档案管理政策和技术手段的动态更新。覆盖面窄与频次不足叠加，不仅制约了档案管理整体质量的提升，也增加了因人员操作不规范导致的学生档案错漏、遗失等风险，可能影响学生的升学、就业等个人权益。因此，高校应构建常态化、全覆

盖的培训机制，确保所有相关人员都能参与培训，为档案管理的规范化提供基础保障。

（二）培训内容的实用性与专业性较低。调查数

据显示，在“培训内容对实际工作帮助程度”的评价中，75.8%的受访者认为帮助“较小”或“一般”，仅24.2%的受访者认为“较为有用”或“非常有用”，反映出培训内容与实际工作需求明显脱节，制约了学员将所学转化为实际操作的能力。从专业性角度来看，关于“培训内容深度”的评价中，52.2%的受访者认为培训内容过于浅显，缺乏专业知识与技术细节的深入讲解；仅15.4%的受访者认为内容“较为深入”或“非常深入”，说明现有培训难以满足归档工作对规范性和精确性的要求。此外，在“培训内容是否涵盖档案整理的所有关键步骤和注意事项”方面，超过半数（55%）的受访者认为覆盖不全面或遗漏重要环节，仅10%的受访者认为内容完全覆盖，显示出培训内容不够系统、关键操作要点讲解不到位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培训存在“重理论讲授、轻实践操作”的倾向[1]，未能将档案管理规范与具体操作场景有效结合，影响了培训内容的实际转化效果。因此，有必要从内容设计层面加强以岗位需求为导向的模块化建设，突出实操要点，提升培训的针对性。

（三）培训方式单一。调查数据显示，在“最常用

的档案归档培训方式”中，高达94.3%的受访者主要通过传统课堂讲授形式接受培训，而视频教学、在线平台、实际操作练习和小组讨论等其他形式的使用频率合计仅为5.7%，反映出当前培训形式缺乏多样性。这种单一的培训模式难以适应归档工作对工作人员实操能力的要求，也限制了培训效能的进一步提升。在“最有效的归档培训形式”（多选题）统计中，尽管课堂讲授使用最广， 但仅60.1%的受访者认为其最有效。相比之下，所有受访者（100%）均认为实际操作练习是最有效的培训方式，反映了实践在技能型培训中的关键作用。此外， “操作示范视频教学”的个案百分比达到95.1%，说明通过录制标准化操作视频供学员随时复习，是提升学员操作规范性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有效辅助手段。由此可见，当前的培训方式仍以单向传授为主，缺乏互动设计，未引入多元技术，未充分发挥现代技术（如虚拟仿真）在提升培训参与度等方面的作用，影响了归档培训的整体质量与成效。

（四）培训效果反馈机制缺失。关于“培训过程

中遇到问题时是否有有效的反馈渠道”的调查结果显示，仅10%的受访者认

为反馈渠道“总是畅通”，20%的受访者表示“经常可以”，35%的受访者认为“有时有效”，25%的受访者认为“很少有效”，另有10%的受访者表示完全无法通过现有渠道获得帮助。上述数据表明，绝大多数参与者在培训过程中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支持。即使存在形式上的反馈途径，其响应速度也较慢，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率也普遍较低，反映出当前机制在流程设计、责任归属与系统支持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缺乏畅通的反馈渠道不仅直接影响着学员的学习体验，也阻碍了培训内容的有效吸收与实际转化。低效的反馈机制不仅影响了参训人员对操作规范的理解与执行，也制约了档案管理工作的标准化与质量管控，反映出培训环节中双向互动机制仍有待加强[2]。因此，高校应着力构建结构清晰、响应迅速、过程可溯的反馈流程，明确各环节责任主体与处理时限，并探索建立线上反馈平台与定期答疑机制，从而有效提升档案归档工作的规范化水平。

三、高校毕业生档案归档培训工作的优化路径

（一）全员参与，扩大归档培训覆盖面，增加频次。为了确保相关人员都能掌握必要的档案管理知识和技能，建议采取具体措施来扩大归档培训的覆盖面并增加培训频次。一是全员强制性培训。将毕业生档案归档培训纳入学校或相关机构的必修项目，所有参与档案管理工作的人员都必须参加培训。特别是新入职的辅导员，应安排强制性培训，使他们从一开始就具备必要的档案管理知识和技能。二是建立定期复训机制。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集中培训，持续提升相关人员的专业水平，确保培训效果的长期性和稳定性。针对关键岗位人员

（如辅导员、学生干部），适当增加培训次数，以确保他们具备更高的专业素养和技能水平。三是实现灵活的学习安排。开发在线学习平台，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进度随时观看和复习教学内容，确保培训覆盖每一位档案管理参与者。

（二）重视需求，提升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和专业性。应确保毕业生档案归档培训的内容既实用又专业。一是以需求为导向，定制化培训内容。“坚持联系实际、学用结合的原则，强化培训需求导向，将按需培训贯穿于教育培训工作的各个环节”[3]。培训前应进行详细的需求调研，了解学员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需求，确保培训内容具有针对性。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收集信息，精准把握学员的需求。根据不同岗位和层级的需求，设计差异化的培训内容，因材施教。二是系统设计培训课程，全面覆盖关键步骤。设计全面、系统的培训课程，涵盖档案收集、分类、编目、保存和数字化等关键步骤和注意事项，并

提供详细的标准化操作流程指南，帮助学员规范操作。同时，归档培训工作要紧密联系实际工作，在培训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和模拟操作环节，帮助学员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提高其实际操作能力。三是建立健全以实践为导向的评估体系。在培训中加入实操考核，要求学员完成实际任务，如档案分类、整理排序、装袋密封等，以检验其掌握程度。归档专项培训教师应根据学员的实操表现和反馈，及时调整培训内容，确保其实用性和有效性。

（三）创新方法，丰富归档培训方式。为了解决培

训方式单一的问题，提高培训的有效性，高校档案工作人员要积极创新培训方式，综合运用多种培训手段[4]。一是利用现代科技，增加线上培训方式。将传统以线下面授为主的培训方式变为“线下+线上”培训方式[5]，通过录制毕业生档案归档操作示范视频和开发在线学习平台等线上方式进行培训，确保档案收集、分类、整理、审核、排序、密封盖章等环节都有详细演示。有条件的档案部门可以开发一个集成视频教程、文档资料和互动功能的在线学习平台，确保每位参与者都能获得必要的培训内容。二是结合小组讨论与合作学习，促进交流互动。组织小组讨论会，鼓励学员分享经验和见解，通过交流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三是增加实际操作练习，改变单一的理论讲授模式。在培训中增加更多实际操作模块，让学员通过实践掌握操作技能。同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创建更加生动和直观的培训场景，改善学员的学习体验。

（四）沟通互动，健全培训效果反馈机制。毕业生档案归档专项培训在反馈机制方面存在显著不足，为确保每位学员都能及时获得帮助和支持，应采取相应措施。一是建立多渠道反馈机制。设立在线问卷、意见箱、培训QQQ或微信群、电话热线等反馈渠道，确保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最便捷的方式进行反馈。二是组建专职反馈处理团队。该团队中的人员应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能够迅速解答学员的问题并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三是定期收集学生和辅导员的反馈意见，全面评估培训工作的实际效果。通过对反馈数据的分析，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不断优化培训内容和方式。

四、结语

通过对高校毕业生档案归档培训工作的问卷调研，本文系统揭示了当前培训体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覆盖范围有限、开展频次不足、内容的实用性与专业性较低、培训形式较为单一，以及效果反馈机制不够健全等。针对上述

问题，本研究提出了解决对策：推动全员参与，扩大培训覆盖面，并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以实际需求为导向，提升内容的实用性与专业性；引入多元化教学方法，提升培训的互动性；构建畅通的反馈渠道，强化培训过程中的双向沟通。对这些对策进行有机结合，形成系统化的改进方案，能显著提升归档培训工作质量。这不仅能为高校毕业生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专业化提供有力支撑，也能为高校进一步提升行政效能、优化学籍档案管理流程提供实践路径。

高校党建引领组织育人的实践探索 评《协同共育：高校党建引领组织育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航空学院讲师葛徐艳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持续提高育人质量是高校应有之义。党建工作不仅关系到高校办学的政治方向和理念，也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效果。新时代背景下，加强高校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党建在育人中的引领作用，是提升高校教育质量和综合竞争力的必然要求。由刘军君所著的《协同共育：高校党建引领组织育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一书，立足于高校组织育人理论，系统探究高校党建组织育人的可行性与实践路径，旨在充分发挥党建在高校育人中的引领作用，为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书中提到，我国高校党组织结构较为完善，构建了从校党委到学院党组织再到基层党支部的多层次组织体系。这一体系的构建完成有助于高校党建工作的加强，同时确保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高校的贯彻落实。在党建引领下，高校通过整合各方教育资源，形成全方位的育人格局，从而持续为人才培养提质增效注入动力。而且高校党建工作不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还可以通过组织各类社会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实践能力。但部分高校存在党建工作与教学、科研等业务工作“两张皮”现象，党建活动未能有效融入高校的日常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导致党建组织育人效果不理想。这一问题不仅影响了党建工作的深入开展，还限制了党建工作在高校事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对此，该书总结提出高校党建引领组织育人的实践策略，本文对其总结如下。

其一，加强高校党组织建设与优化工作。高校需明确各级党组织的职责和任务，加强党组织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提升党组织的整体效能。高校应通过建立健全党组织的工作机制，确保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有效融合，推动高校各项事业的协同发展。党组织也要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提升组织力， 突出政治功能，确保党组织在高校治理中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在党员教育和管理方面，高校党组织应定期开展党员培训和理论学习，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和政治理论水平，并通过建立完善的党员评价体系，激励党员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另外，高校党组织还需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新党员教育方式方法，如开设在线学习平

台、制作微党课等，提高党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结合高校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员教育活动，如主题党日、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增强党员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其二，深化党建工作与育人工作的融合。高校基层党组织可将党建活动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以增强党建活动的吸引力和实效性，同时促进学生专业技能与社会责任感的双重提升。针对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高校基层党组织可以开展贴合专业实际的党建项目。例如，工科专业的学生可以参与智能科技研发、环保技术革新等党建项目；医学专业学生可以组织医疗服务的志愿活动，如社区健康普查、义诊服务、公共卫生教育等。通过党建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高校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同时也加强他们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与认同，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高校党组织还需以党建促业务，以业务强党建。如在高项目的顺利开展和校科研团队中积极发展党员，成立党员科研团队，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推动科研创新突破。其三， 构建立体化育人体系。高校应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将党建工作融入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形成教育教学、管理服务、文化建设等多方面的育人合力。例如，高校党组织可与社区、企事业单位党组织等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邀请社会人士参与学校教育活动，如职业指导、专题讲座，从而丰富学生的社会知识和实践经验。此外，高校还需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员教师应以身作则，通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崇高的道德品质影响学生，激发其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同时组织专题讲座和交流会，分享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学生党员则可以在校园内外开展丰富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 如社区服务、环境保护、文化宣传等。学生党员应该在这些活动中，主动承担责任，展现自身的组织和协调能力，从而带动更多同学积极参与。

高校党建引领组织育人是提升高校教育质量和综合竞争力的必然要求。面对新时代党建工作的新要求，高校必须加强党组织建设，深化党建与业务工作的融合，创新党建活动形式，提升党员的党性修养和实践能力。未来，高校党建工作应通过深化党建与育人工作的融合，提升育人质量，确保党建工作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与高校事业发展紧密结合。

高校异地研究院党员教育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李晓雨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校在异地设立研究院或分校区，进一步促进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教育模式的创新。但由于异地研究院办学的特殊性，随着党员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异地研究院的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也出现了一些区别于学校本部的问题，如动向难掌握、活动难开展、作用难发挥等问题，削弱了异地研究院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不利于党员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为进一步加强对异地研究院学生党员的教育管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本文以北京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学校）为例，立足异地研究院学生党员“动向难掌握、活动难开展、作用难发挥”的症结问题，探索三“链”破三“难”管理机制，旨在进一步加强异地研究院党员教育管理实效。

当前高校异地研究院党员教育管理的现状扫描

  1. 异地研究院党员的具体动向难掌握

第一，党员信息统计不完整。异地研究院往往建设在学校本部以外的其他城市，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与限制，学生的管理制度、体系、人员也与学校本部不同，使得学校本部难以实时了解异地研究院党员的活动信息和具体情况，信息联络滞后，新发展党员、新转入组织关系党员的建档不完整。此外， 异地研究院大多采取“1+3”“2+2”等多校区联合培养模式，学生存在跨校区流动的情况，而传统的党员管理模式多侧重于静态管理，对于异地研究院学生党员这种流动性强的群体，缺乏有效的动态管理手段，学生党员的校区转移、组织关系转接、成绩变化、奖惩情况等动态信息的收集更新不及时。

第二，基层组织建设不完善。目前，异地研究院还处于快速建设发展阶段，由于时间紧迫、资源有限等实际困难，往往未能按照党章和上级党组织要求建立健全的基层组织架构，或未设置基层党组织，学生党员的组织关系还归属于学校本部基层党委。由于日常行政管理与党组织教育管理的分离，使学校本部缺少管理异地研究院党员的有效抓手，无法与党员保持紧密联络，党员的思想动态、学习情况等难以得到及时了解和跟进，党员发展、党员培养教育等工作难以顺利开展。

第三，党员管理体系不完善。异地研究院的实际情况区别于学校本部，目

前未能针对异地研究院的具体情况研究制定专门的政策文件和操作指南，党组织关系转接、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党员学习培训等工作的实施细则不够明确； 异地研究院建设时间较短，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党员管理体系，组织架构尚不健全，缺少专门负责党员教育管理的职能部门和人员，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系统性和有效性不足；异地研究院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学校本部对其工作的了解和监督往往存在盲点，难以及时有效地开展工作指导和检查，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落实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1. 异地研究院党员的教育活动难开展

第一，党员骨干素质有待提升。异地研究院因组织建设不够规范，缺少专门负责开展党员教育管理的部门和人员，且开展理论学习的材料和资源有限， 只能依托校本部的学习资源开展党员学习教育培训，针对异地研究院党员骨干实际需求开展的教育培训较少，党员骨干对于理论学习、参加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同时，异地研究院缺少支部建设、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实践锻炼的机会，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素质有待提升。

第二，党员活动组织难度较大。异地研究院学生党员的课程安排、学习时间与学校本部不同，往往因为课程冲突、实验任务或实习安排无法参加学校本部组织开展的党员活动；异地研究院的场地资源、活动设施相对有限，部分大型的党员活动无法开展，同时因异地间的交通、时间成本限制，只能通过网络连线等形式开展活动，教育效果大打折扣；异地研究院党员的流动性强、缺少凝聚力，没有严格考勤管理，党员参与集体活动的积极性较低。

第三，党员学习教育形式单一。异地研究院党员的学习教育活动受到场地、经费等资源的限制，且缺少完善的组织管理机制，往往以集中学习文件、传达上级精神等形式为主，缺少讲座、专题党课、红色教育基地研学等实践类的党员学习活动；同时，理论学习内容主要集中在理论、方针、政策等，没能很好地将理论学习与学生专业特点、实际需求相结合，尤其是对于与高校科研、人才培养相关的政策解读不够深入、内容更新不够及时，教育活动的吸引力不足，党员参与的时效性大打折扣。

  1. 异地研究院党员的模范作用难发挥

第一，党务知识与实践经验欠缺。异地研究院党组织建设尚不完善，党员缺少参与党务工作的实践经验，对于党支部成立、建设的流程和具体要求掌握不够准确；同时，因地理位置原因与学校本部的交流不够经常和深入，无法很

好地学习优秀经验做法，在提升党务工作能力方面存在困难。

第二，考核评价机制不完善。由于学校本部不直接对异地研究院党员进行日常管理，无法及时有效地对学生党员的日常表现、模范作用发挥情况进行监督考核，缺少针对异地研究院学生党员的监督考核办法和细则，对先进典型的奖励和宣传也不够到位，优秀党员的示范引领作用发挥不充分。

第三，模范作用发挥渠道较少。异地研究院与当地政府、企业、社区等社会机构的联系还不够紧密，合作渠道不够畅通，难以获取丰富的社会资源来支持党建工作，不像学校本部通常与行业内、区域内单位和机构有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能够为学生党员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的机会。异地研究院资源相对匮乏，使得党员教育活动和合作共建难以有效延伸至校外，党员缺少发挥作用的机会和平台，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成效的渠道还未打通。

高校异地研究院党员教育管理水平提升策略

  1. 延伸“组织链”，破解“动向难掌握”问题

第一，精准建档立库。建立异地研究院学生党员常态摸底排查机制，在新生入学、转移培养校区等关键阶段做好异地研究院学生党员情况摸排，按照“一人一档、一支部一档、一研究院一册”标准，分类建立台账，做到党员基本情况、异地研究院信息情况、培养校区转移情况“三个清楚”，确保底数清、信息新、情况明。

第二，规范组织设置。学校根据目前已建立的研究生唐山研究院党支部的建设经验，计划建立各异地研究院学生党支部，根据异地研究院学生前期在中关村、后期前往异地研究院学习培养的特点，异地研究院党员在中关村学习期间根据专业方向分配党支部，转移校区后再分配至各异地研究院党支部，在人数合理、便于活动的基础上，将异地研究院党员分别集中纳入教育管理，使每名异地研究院党员在每个环节都有“归属”。

第三，健全管理体系。例如：研究制定《集成电路与电子学院异地研究院党员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异地研究院党员管理体系，学院领导班子成员担任异地研究院党支部党建引航人，选配优秀教师党员干部担任异地研究院党支部党建导师；加强党支部建设的全流程指导，加强与异地研究院辅导员、学生导师的交流协作，打造学院领导班子、教师党员、辅导员、导师构成的四位一体管理体系，着力增强异地研究院党员的归属感与凝聚力。

  1. 拓展“教育链”，破解“活动难开展”问题

第一，强化集中骨干培训。注重加强异地研究院党支部学生党员骨干的集中教育培训，在寒、暑假期间开展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专题培训班，推荐异地研究院学生党员骨干参加校、院两级组织开展的学习培训，提高异地研究院党支部学生党员骨干的思想政治素质及独立开展支部建设的能力水平。

第二，打造云端教育课堂。为便于异地研究院学生党员参与学院各项学习教育活动，建立云端学习机制，依托学院官方网站的党建思政专栏和微信公众号等载体，定期上传每月理论学习指南、推送党建活动动态，根据异地研究院党员的实际需求，邀请校外专家开展线上专题党员教育，推动党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第三，提供精准送课服务。探索异地研究院党员“点餐”、学院“送餐” 的教育模式，根据党员实际需求，学院领导班子定期前往异地研究院开展专题交流调研，落实书记、院长讲党课制度；邀请校内外专家开展零距离赋能课堂， 在“七一”“国庆”等时间节点开设“假日学堂”，通过专题党课、座谈交流、党性教育等学习活动，提高异地研究院党员的理论学习质效。3.完善“机制链”，破解“作用难发挥”问题

第一，建立支部结对机制。基于现有学生党支部以及异地研究院党支部建立的专业方向相关性，将异地研究院党员在中关村、异地研究院培养的两个阶段分配的党支部建立“1+1”结对机制，通过两支部的学习交流、结对帮扶、共建活动等形式，提高异地研究院党支部的规范化建设水平，强化异地研究院党员在转移校区和党支部的全过程教育管理。

第二，完善考核荣誉机制。进一步细化党员考核细则，明确异地研究院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开展组织生活、参加学习培训、参与学院各类活动的考核标准，将异地研究院积极分子综合考核情况纳入发展党员名额划定，在异地研究院设立党员先锋岗，充分发挥先进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营造创先争优良好氛围。

第三，创新校地合作机制。加强与异地研究院当地政府、企业的交流合作，探索校企合作创新机制，积极联络行业相关企业与异地研究院党支部开展交流共建，鼓励学生党员发挥专业优势参与相关企业科研生产，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在服务当地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青年党员的积极作用。

综上，结合当前高校异地研究院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尝试探

索三“链”破三“难”管理机制：通过精准建档立库、规范组织设置、健全管理体系等手段延伸“组织链”；通过强化集中骨干培训、打造云端教育课堂、提供精准送课服务等方式拓展“教育链”；通过建立支部结对机制、完善考核荣誉机制、创新校地合作机制等途径完善“机制链”。着力解决异地研究院学生党员教育管理的症结问题，以传承“延安根、军工魂”红色基因为主线，为党和国家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为早日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贡献北理工力量。

吉林省碳金融市场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陈毅城

碳金融（CarbonFinance）具体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产品交易、温室气体减排或产生碳排放权的碳汇项目投融资等相关金融服务活动。总的来说，碳金融是为了减缓气候变化而进行的投融资活动。关于碳金融的含义，世界银行碳金融部门（WorldBankCarbonFinanceUnit） 在2006年碳金融发展年度报告

（CarbonFinanceUnitAnnualReport2006）中给出界定，即“以购买减排量的方式为产生或者能够产生温室气体减排量的项目提供的资源[1]”。国内碳金融市场主要由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金融产品市场以及碳金融服务市场三大板块构成。其中，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占据核心地位，发挥着关键作用；而碳金融产品市场与碳金融服务市场则为其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配套服务。碳金融产品市场涵盖绿色贷款、绿色股权、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多种金融工具。这些工具不仅为企业低碳转型提供了急需的资金，还推动了碳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2]。在“双碳”背景下，吉林省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发展碳金融市场的号召，与国内其他地区协同共进，共同推进地方碳金融市场的建设与发展。

一、吉林省碳金融市场发展现状

吉林省碳金融市场发展起步较晚，相较于国内其他地区，其发展进程相对滞后，在全国碳金融市场格局中的份额亦较为有限。不过，近年来，吉林省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推动绿色金融与碳金融发展。例如，吉林省金融系统围绕“增量、创新、提优、赋能”理念，积极推动绿色金融服务吉林经济高质量发展，截至2023年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已达2705.5亿元，较年初增加657.7亿元，增速高达32.1%，远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6.6个百分点[3]。此外，吉林省还积极推动碳金融产品创新。如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成功推动全国首单绿色碳排放权资产担保债务融资工具在吉林落地，为碳金融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自全国碳市场启动以来，吉林省坚持稳中求进防风险、守正创新求突破、协同配合解难题，不断加强碳市场建设。2023年，吉林省将碳达峰目标纳入《吉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强调通过政策引导和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碳排放交易机制，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核心作用。2024年5月，吉林省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吉林省绿色低碳发展的若干措施》（“吉林绿色金融二十条”），

明确提出通过加大绿色信贷、债券支持力度，推动环境信息披露和碳核算，建立碳减排数据共享机制，强化金融机构对低碳项目的融资支持。

近三年来，如表1所示，吉林省重点碳排放单位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参与家数由2021年的28家增至2024年的44家，在累计碳交易配额和累计成交额方面，吉林省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效。2024年12月，吉林省纳入全国碳市场第二履约周期管理的企业全面完成1.51亿吨配额的清缴任务，首次实现100%履约率，成为全国首个连续三年达成全履约的省份。吉林省生态厅通过完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首批25家银行机构完成披露，提升了市场透明度。

2025年，吉林省将碳金融市场与新能源产业结合，计划新增新能源装机600万千瓦以上，并通过绿氢项目集群（如机电股份大安一期）和绿色甲醇项目， 打造低碳产业链闭环，为碳金融市场提供标的，金融机构创新推出以绿色动产为抵质押物的贷款产品，并探索“投承联动”“债贷结合”等模式。

二、吉林省碳金融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与制度体系有待完善

吉林省虽已成功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CEA）的整体框架，在碳市场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但目前尚未构建起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多层次碳市场体系。从参与主体来看，当前碳市场主要集中于发电行业，而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在全省工业碳排放中占比高达21%，却被排除在强制减排体系之外。这不仅限制了碳市场覆盖范围的广泛性，也不利于这些行业的绿色转型发展。同时，吉林省拥有丰富的森林碳汇、农业减排等优势资源，却因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难以实现这些资源价值的合理转化，造成资源的闲置与浪费。若制定地方转型目录，可能面临未来与国家标准不匹配带来的高额适配成本；若完全等待中央政策，又会错失碳金融创新的宝贵窗口期。而且，吉林省目前仅有的碳减排支持工具存在明显落差：补贴强度不足，重点行业技改项目补贴比例仅为15%～20%；政策协同性较弱，生态环境部门认定的减排量与金融机构授信标准尚未有效打通；服务链条出现断裂，全省碳资产管理服务机构不足20家，政策支持力度有限、碳减排支持工具不完善，导致企业参与碳市场的动力严重不足。

（二）企业能力与意识薄弱

吉林省行业龙头企业在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研发和应用领域成果斐然。例如，一汽、吉林油田等标杆企业，在国家“双碳”战略的有力指引下，凭借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成功实现了从碳排放者到碳资产管理者的华

丽转型。它们积极探索碳捕集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占全省工业企业总数78%的中小企业却普遍面临着碳管理能力薄弱的严峻困境。在碳核算基础能力建设方面，全省工业企业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大型国企积极建立数字化碳管理平台，部分规上企业也已完成初步盘查，但占市场主体95%的中小微企业却仍处于“碳盲区”，对碳排放情况知之甚少。省级专家库的建立虽为行业带来了一定的智力支持，但在实际运作中却暴露出三个结构性矛盾：专家资源与需求存在空间错配，70%的专家集中在长春、吉林等中心城市，难以满足其他地区中小企业的需求；专业领域覆盖不均衡，碳交易、碳金融等领域专家仅占12%，导致相关领域指导不足；服务方式传统，90%的培训仍采用集中授课模式，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受此影响，省级专家库的培训转化率不足40%，部分企业缺乏专业的碳核算和交易团队，难以制定科学的减排计划，数据质量管理和履约成本控制问题普遍存在，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的绿色发展。

（三）碳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不足

吉林省碳金融市场正深陷“单一化发展困境”，与全国蓬勃发展的碳金融创新浪潮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从交易数据来看，2024年，全国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额强势突破430.33亿元，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然而，吉林省参与的44家控排企业全年交易额却仅占全国总量的1.8%。这一比例凸显出吉林省碳金融市场在全国市场中的边缘化地位。而且，吉林省碳交易呈现出明显的“三集中”特征，交易时段集中在特定时期，交易主体局限于少数企业，交易品种单一匮乏。这种局面严重制约了碳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发展。在全国范围内， 已有8家券商获准参与碳交易，广东省更是率先开展碳期货模拟交易，积极探索碳金融创新路径，但吉林省的碳金融产品却依旧停滞于“1.0”阶段，除CEA现货交易外，像CCER质押融资、碳收益票据等创新产品至今仍未实现零的突破， 创新动力严重不足。以吉林碳谷为例，尽管其融资余额已达到3751万元，但融资过程主要依赖外部投资者，本地银行由于缺乏碳资产评估能力，无法准确评估企业碳资产价值，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此外，当前全国碳市场尚未对金融机构全面开放交易权限。这使得吉林省企业在面对价格波动风险时无法有效对冲，跨期配置工具也处于缺失状态。这种制度性障碍与吉林省自身产业特质的叠加效应，进一步加剧了森林碳汇等潜在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难度。

三、吉林省碳金融市场发展对策

（一）政策协同与市场机制的双向突破

吉林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应紧紧依托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积极争取国家批准建设东北区域碳交易中心，以此为契机推动区域绿色低碳转型。在碳交易中心架构设计上，可采用“基础配额+特色项目”的双层架构模式。基础层充分承接全国CEA市场，确保与全国碳市场有效衔接、协同发展；特色层则大胆试点，将森林碳汇、黑土地保护等具有吉林特色的项目纳入区域市场，通过这种方式打造出独具区域特色的多层次碳市场体系，充分挖掘和发挥本地资源优势，实现碳市场的差异化发展。针对当前全省碳交易行业覆盖面狭窄的问题，吉林省应果断实施“碳市场扩容工程”，建立科学合理的行业准入动态清单，分阶段、有步骤地将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纳入强制减排体系，逐步扩大碳市场的覆盖范围，推动更多行业参与碳减排行动。在转型金融目录制定方面，吉林省政府可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优先制定钢铁、化工等行业的省级标准，充分参照国际转型金融的先进经验，出台《吉林省重点行业低碳转型目录（暂行）》，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预留充足的调整空间，确保省级标准既能满足当下发展需求，又能避免与未来中央政策产生冲突。此外，结合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利率1.75%），吉林省可设立专项贴息基金，对采用区块链技术的低碳项目提供额外0.5%的利率优惠，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积极推动本地金融机构发行“转型债券”，募集资金定向支持高碳企业技术改造，并通过区块链平台实时披露资金流向，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碳减排事业[4]。

（二）企业能力建设与技术应用深化

在推动吉林省中小企业碳管理优化与碳金融市场创新发展的进程中，可借助区块链技术实现多方面的突破。中小企业能够通过区块链平台接入省级碳资产管理中心，利用其提供的标准化模块便捷地完成碳核算与报告编制工作。这一方式打破了传统碳核算模式对大量人力和时间的依赖，有效降低了人力成本，使中小企业能更高效地参与碳管理。吉林省政府可积极借鉴浙江省的“碳账户”模式，为小微企业提供免费的数字化工具。企业通过区块链平台实时上传排放数据，监管部门可追溯每笔交易记录。这种透明、可追溯的特性能够极大地降低数据造假风险，保障碳市场的公平公正。区块链支持的可编程性为碳金融衍生品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例如，当碳价跌破预设阈值时，智能合约可自动触发履约，有效降低企业面临的价格波动风险，区块链与物联网结合能够

实现碳排放的实时监测，为碳资产证券化提供可信的数据支撑[5]。政府可开发“吉林省碳管家”数字化平台，集成碳核算模板库、减排技术案例库和专家在线问诊系统，全方位辅助中小企业制定科学的减排计划。本地碳金融机构可联合高校设立“碳金融与区块链”交叉学科，培养既懂碳金融又熟悉区块链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培育专业的碳核算和交易团队，为吉林省碳金融市场的长远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6]。

（三）创新碳金融产品与服务

在推动吉林省碳金融市场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的进程中，可从多方面协同发力。首先，吉林省应积极争取设立东北碳金融创新试验区，以此作为碳金融创新的试验田和先行区。在试验区内，试点开展碳远期、碳掉期等场外衍生品交易，丰富碳金融交易品种，为企业提供更多风险管理工具。同时， 充分挖掘和发挥吉林省的区域特色优势，试点开发黑土地保护碳汇、长白山森林经营碳汇等区域专属产品。黑土地作为珍贵的土壤资源，其保护过程中蕴含着巨大的碳汇潜力；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对碳的吸收和固定作用显著，开发相关碳汇产品既能体现区域特色，又能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其次， 吉林省应大力实施“碳金融人才培育计划”，例如组织本地银行从业人员参与碳资产评估、碳金融等相关领域的专业培训，通过系统学习提升其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为碳金融业务开展提供人才支撑。此外，吉林省可通过专项补贴政策，积极引进具有碳资产评估经验的专业人才，吸引他们为本地银行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弥补本地人才短板。最后，吉林省应推动本地银行与具有碳资产评估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借助第三方机构的专业力量进行碳资产评估，确保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吉林省还可以联合国家层面推动金融机构全面参与碳市场的政策试点，允许金融机构作为经纪商或做市商提供双向报价，增强市场流动性，降低价格波动风险。借鉴券商已开展的碳配额回购、远期交易等业务经验，联合金融机构试点区域性碳期货、期权等衍生品， 帮助企业锁定长期碳价，有效对冲短期价格波动风险，促进碳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四、结论

碳金融市场的蓬勃兴起为吉林省实现“双碳”目标、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关键动力。未来，吉林省需通过政策协同与市场机制双向突破，构建多层次碳市场体系；深化企业能力建设与技术应用，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创

新碳金融产品与服务，探索区域专属碳金融工具。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产学研融合、完善碳金融基础设施，吉林省有望将碳金融市场打造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为全国碳金融创新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共同迎接“双碳”时代的历史性机遇与挑战。

农村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重庆农商行为例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杨玲

一、金融科技发展相关概述

  1. 金融科技的内涵

金融与科技联系紧密，不再是以前单独的个体。金融促进科技的创新，科技造就金融的高速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金融科技是指利用各种技术工具对传统金融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创新，提高效率，并有效降低运营成本。

  1. 金融科技的主要特征

  1. 金融科技的服务成本低

金融科技迅速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技术的采用改变了使用资产抵押品和正式资产负债表来控制风险的传统做法，并通过允许金融机构根据交易和行为模式自动评估客户信用水平，大大降低了金融贷款的边际成本。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图像识别系统等金融科技为联络中心和收银员减轻了大量的体力劳动，使金融机构的零售业务成为资本密集型，显著提高运营效率。

  1. 金融科技的精准性

通过金融科技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对客户人群进行准确定位。金融科技衍生出的一系列产品如金融场景化，通过建立线上线下的精准连接，提供最精简的服务方案，让客户获得更专业、更便捷、更精准的金融服务。根据金融服务的场景模型，金融产品的研发从产品终端使用的实际场景出发，深入挖掘真实需求，针对需求量身定制相关产品规格，提高需求匹配度，使产品定位更加准确，并与潜在利益和消费者客户相结合，实现更灵活的服务制度习惯。

  1. 金融科技的风险性

金融科技公司垄断并扩大了金融系统性风险。数据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金融科技巨头将利用其拥有的大量数据制造市场垄断，破坏市场的正常秩序，制造不公平竞争，无助于金融业的安全健康发展。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科技巨头往往可以利用大量资金和先进技术进一步加强其垄断地位，造成“太大而不能倒”的现象，并具有很强的操纵市场和产生巨额利润的能力。我国金融科技监管体系并不完善，监管没有跟上金融科技创新的步伐，当金融科技巨

头滥用垄断优势侵犯消费者权益时，将对市场产生严重后果。

  1. 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的主要优势

  1. 账户体系优势。商业银行有着微信、支付宝、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所没有的开通一类账户的权限，尽管第三方支付的崛起导致银行存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但是市场中所用的全部资金最终都会经过银行体系。

  2. 雄厚的资金基础。《2024年度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23年末，商业银行总资产和总负债分别达417.29万亿元和383.12万亿元，分别增长9.9%和10.1%。

2022—2023年，中国商业银行资产规模从319.81万亿元增加到417.29万亿元。各类银行机构资产规模占比都有一定份额，且可以明显看出商业银行占比较大，资产规模比重呈上升趋势，这对于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有较大的资产优势（见表1、表2）。

  1. 大量的客户资源和极高的市场信誉。对比新兴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既在市场中历史悠久，又与政府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积累了海量的客户资源。由于商业银行在整体金融业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国家经济运行和监管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其他金融机构所不能比的，也是商业银行信誉的主要来源。

  2. 不断完善的外部政策环境。国家和地方政府为支持商业银行更好地和金融科技融合促进，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例如《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金融科技应用与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打造金融科技监管先行区，提升金融科技风险管理水平。

二、重庆农商行金融科技发展的现状分析

  1.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的规模

在线上渠道建设方面，截至2021年6月末，已设立148个24小时自助银行中心，智能综合柜台2100台，自助机具与网点数配比达3.67∶1，2021年上半年电子渠道财务交易替代率提升至96.94%。借助底层技术及数据，该行持续推出和完善票快贴、渝快贷、房快贷、税快贷、捷房贷、二押贷等特色自研数字产品，不断夯实与第三方优质资产的创新合作根基。截至2023年末，该行已有3款“百亿级”线上产品，其中“渝快贷”余额超过178亿元，同比增加67.03亿元，保持同类产品余额及增量全市第一，个人消费贷款创历史新高。重庆农商行线上贷款余额如表3所示。

  1.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涉及业务结构

由单纯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产品营销”向全信息、全渠道、全业务、全产品的“客户管家”转变，确保小微、个人、信用卡等不同条线客户都有人管，不同客户分类别、分层级有效管，真正做到“以客户为中心”。由传统的“银行—客户”向“银行—商户—客户”转变。打造BBC金融生态圈，将银行变成平台，以2W3H评价体系为标准，打造金融、生活一体化生态圈。立足网点场景化、产品数字化，以网点智能机具、员工工作App等为重要载体，打通线上线下渠道信息交互通道，推动线上线下多渠道获客、服务协同融合。

  1.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涉及产品

近年来，为适应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重庆农商行自创产品，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未来还将在资产端、负债端、中间业务、普惠金融等方面持续构建并完善体系化的智能产品图谱。落地“重庆农商云”，持续构建智能合作和开放平台。实现超5K集群的大规模实时数据计算能力，有效降低传统数据库运维难度，提升效率150%，层层递进推行开放银行战略，打造机构业务智能合作的云平台。重庆农商行手机银行用户量变化如表4所示。

  1. 金融科技发展对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利润贡献

发力线上产品创新，客户金融服务体系不断丰富。通过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不断丰富线上产品体系，截至2021年6月末，线上贷款余额821.92亿元，较上年末净增281.99亿元，业务规模稳步增长，整体风险保持平稳。同时推出的线上对公开户“渝账通”服务，实现全线上化的申请、受理、资料提交，将原来需要往返网点3次以上，耗费一周甚至更长的办理时长压缩到只需来网点一次、半个小时办理完成，2021年上半年新开1.1万户，累计开户2.8万户，对传统对公开户业务替代达到80%以上。截至2021年6月末，手机银行用户达1200.93万户， 较上年末新增77.59万户，增幅6.91%；本年发生交易金额8590.78亿元，同比增长18.52%；发生财务交易3751.48万笔，同比增长27.41%。截至2023年末，资产总额1.44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892亿元、增速6.60%；存款余额896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713亿元、增速8.64 %；贷款余额6767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40亿元、增速6.96%。重庆农商行零售贷款占比如表5所示。

三、农村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1. 科技人才储备不足

人才一直都是各行业长久发展创新的基础，现在创新型人才以及年轻一代

大多聚集在大城市，导致农村地区缺乏新鲜血液，这在农村商业银行中就可以看出。金融科技是互联网技术和金融的结合，具有双重特征。不过，农村商业银行的前身大多是农村信用社，后来改组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其员工大多是前雇员，学历往往较低、人员老龄化现象严重且对互联网的学习使用大多处于基础阶段。加上目前农商行普遍工资较低，基于对未来职业前景以及薪资考虑，农商行很难吸引有能力的年轻人。这就导致了现在农商行人才存在“四多四少”现象，即运营员工人数众多，思考型员工少；很多员工能掌握传统职业，很少能掌握新的职业；业务型员工众多，管理人才少；专业员工众多，复合型人才少，特别是金融科技等跨行业复合人才很少。

  1. 农商行体制模式限制金融科技发展

农商银行遵循分级管理模式，决策权属于最高管理层，底层的决策空间非常狭窄。农商银行采用分级授信审批制度，其中授信审批权限过度集中在最高层级，下级子公司的授信审批权限和名额过小，无法帮助科技型企业及时有效地解决融资问题，只能通过合作形式进行间接投资，这也阻碍了农商行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发展。此外，农商银行资信评价法不能有效评价科技创新企业的知识产权，因此不能适用于科技创新企业的资信评价。综上所述，可以说，农商行的体制模式严重阻碍了其金融科技的发展。

  1. 服务对象适应科技产物能力较差

农村商业银行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民，主要功能是吸收当地农民存款，为当地农民生产、生活提供信贷、结算业务，然而农民大多是中老年人，对于现在极速发展的科技接触较少，加上他们大多数对于手机操作也不太熟练，平时只能进行简单的基础操作，加之其学习能力较弱，这就增加了基层工作人员推广的工作难度。现在金融科技的产物像手机银行这一个App就可以进行很多业务的操作，但是每个客户的需求不同，不同业务操作的指南并不能全部摆在首页，这对于那些不经常使用的客户可以说是比较复杂、不容易上手的，因此这阻碍了农商行金融科技的发展推广。

  1. 同业竞争激烈且跨界竞争严峻

得益于中央普惠金融政策的积极推动，辖区内的金融机构数量不断增加， 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和村镇银行不断涌现。特别是2019年初，在国家对国有银行小额贷款提出明确条款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始积极回归县乡市场，扩大农业贷款和小额信贷业务。其他大行的触手也正在慢慢

伸向五六线城市和农村，利用资金、价格、人才和技术优势侵蚀农商行根据地， 对农商行涉农贷款和小微贷款业务形成了很大冲击并且还抢走了大量的农商行老客户。所以，当前银行间的竞争对农商行地位产生了较大的挑战。

四、促进我国农村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1. 增加人才储备

农村商业银行应该提高人才招募工资来扩大人才储备。由于农村商业银行有些地理位置本就不太发达，不是大多择业人才的首选之地，且现阶段大多私营企业大幅提高工资和员工福利，对比之下农商行确实不占优势。那么提高工资是目前农商行吸引专业人才的首选。同时，增加人才储备固然重要，但是提高人才利用率是农商行持续发展的关键。

  1. 改革创新适应于金融科技发展的体制模式

中小型农商银行要学习采用成熟农商行的内部管理模式，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工具，提高经营公信力。农商银行要加快数字化转型落地，明确数字化转型方向，制定规划，推动落地，统筹全行力量。在业务板块，突出数字化经营的特征。在基层，则是打造面向客户与市场的敏捷型经营组织，探索合适的数字化转型模式，减少试错成本。积极构建围绕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的农村商业银行数字化经营生态圈，通过构建数字生态系统，为网络的扩展和数字商业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1. 利用好金融科技进行网点智能化转型

  1. 将网点创造成客户体验场所。农商行以前的线下网点大多是简单的服务机构，而现在线下网点和网络结合已成为一个新趋势，因此对农商行进行智能化转型是大势所趋。通过金融科技对客户需求进行分类，在技术的支撑下为客户提供相应的优质服务，进一步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客户黏性。

  2. 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对农商行网点客户进行定位。农商银行网点应利用人工智能等科技工具，进行客户定位智能分析，为客户提供精准化、定制化的专业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能够帮助农商银行网点实现客户获客、留存、激活的目标，创造营销价值和服务。

  3. 创新适应农村新经济发展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农商银行网点的智能化改造，就是充分利用先进技术，为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的过程。农商银行要积极开发适应新时期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产品。例如，续签小额贷款等相关产品，或者考虑向一些客户提供个性化产品，可能会更好地满足农民的真实

需求，解决农民的真实问题。

  1. 提高市场竞争力

农商行想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不仅需要进行内部治理，提高市场竞争力， 还需要开发适合银行的模型和产品。首先，在盈利模式中进行创新。开展贷款业务以外的各类金融创新，如财富管理服务、外汇业务、衍生品投资业务等， 多方面发展农商行业务，扩大业务范围。其次，刷新服务模型。使用金融科技可以带来许多便捷的服务，客户可以使用人工智能设备独立了解财务事务并接收财务信息。这些创新工具是农村商业银行向更先进、更高效方向前进的动力，只有未来实现创新发展，才能在客户数量多、偏差大的情况下拥有更强的竞争力。

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人大的实践探索为例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蔡文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1]其中，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参与行使国家权力。由于人大代表的个人素质、思想高度、政治意识各不相同，如何充分激发代表履职活力、提升代表履职效能，是值得深究和考量的重要问题。在人大代表的履职过程中，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旨在增强各级人大代表履职的责任感、使命感，引导人大代表充分履行职责、积极发挥作用，不断提高人大代表履职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是推动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和人大各项工作顺利有序开展的重要动力。

一、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的基本内涵及其人民性逻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指南与方式方法，充分体现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政治权利”[2]，建立行之有效的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是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举措。在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对人民负责且受人民监督，二者属于“委托—被委托”和“授权—被授权”的关系。人大代表应当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作为对代表履职行为的激励和规范，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人民。从人民性逻辑出发，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在内涵上可分为人大代表履职的激励机制与人大代表履职的约束机制，二者均同人民群众紧密相连。

人大代表履职的激励机制本质上是对代表履职工作予以正向激励，即运用各种考核方式和奖励措施，形成系统化、组织化的激励体系，激发人大代表的履职活力。从逻辑起点上看，激励机制根源于人民群众的认可。“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3]人大代表履职的核心评判标准来源于人民，关键是看代表的履职工作，是否真实传递人民的合理诉求，是否有效解决人民的急难愁盼问题。同时，人民是评价代表履职工作的主体。当前，人大代表履职激励机制力图使人民在考核中直接“在场”，以可视化方式对履职热情高、意识强的代表给予肯定，使代表在心理层面产生社会认同感，驱动自身主动履职。此外，人民的认可还体现于制度运行

中。当人大代表的履职工作使人民的意见、诉求转化为相应的公共政策，真正发挥实质性作用并释放强大的治理效能，代表便能在制度运行中间接获得人民的肯定，由此产生的成就感可转化为激励代表履职的责任自觉。

人大代表履职的约束机制本质上是将代表履职工作置于严格的约束条件下，依据规章办法对人大代表履职行为予以全方位监督，并运用各类措施对其履职过程中的失位、失职予以惩治，引导代表依法履职、依规履职。从逻辑起点上看，约束机制根源于人民群众的监督。当前，各地积极探索以建章立制的方式规范代表履职工作，其出台的各类规章、制度、办法等是由人民意志转化而来的刚性约束，正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在规范性文件的落实过程中，人民有权以提出批评建议的方式同人大代表进行沟通，力求优化和改进代表履职工作。对于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长期未能达到为民服务、为民解难、为民代言要求的人大代表，也可以通过一定的代表退出机制，在人民同意的前提下罢免其代表资格，从而避免人大代表产生懈怠心理，倒逼人大代表不断提升履职能力、依法主动进行履职。

概言之，人大代表履职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相辅相成，是代表履职过程中的一体两面。借由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一大批素质高、履职好、负责任的人大代表获得了连选连任的机会，显著增强了代表履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进一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的实践探索

当前，甘肃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治理实效。以甘肃省人大为例，全面梳理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的实践探索，能够为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可资参考的经验借鉴，进一步提升人大代表的履职效能。

（一）构建机制体系，打好机制“组合拳”

第一，健全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甘肃省人大创造性建立列席代表“两带来”、代表建议“直通车”等制度，邀请人大代表参加地方立法、执法检查、工作调研等活动，并听取列席代表带来当地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 让人大工作更接地气、更聚民智、更得民心。2024年，省人大常委会与83名列席常委会会议代表座谈交流，推动解决各类问题149个。借由此类民意汇聚机制，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成为代表履职的直接推动力，激励人大代表积极履职、主

动履职。

第二，创新了代表履职评价机制。一方面，甘肃省人大科学设置代表履职评价标准与考核体系，指定专人管理代表履职台账和档案，并采取代表互评、单位测评等方式开展代表履职的年终考评。部分地区还将代表的履职工作进行直观的积分量化，最大限度发挥代表的示范引领功能。另一方面，甘肃省人大积极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典型事例，并编印《代表履职风采录》，以“代表风采”等专题形式对履职事迹突出的人大代表进行宣传报道，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形成社会监督与正向激励的良性互动。

第三，完善了代表学习培训机制。甘肃省人大将加强学习培训作为提升代表履职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实现代表学习常态化。2024年，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围绕提升代表政治理论素养、政策法律水平、依法履职能力，举办了6期省人大代表培训班。同时，组织各级人大代表重点学习宪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代表权利义务等相关知识，并根据代表履职需求增加应用型知识培训，分领域、分行业、分层次开展专题学习，着力提升代表的专业素养。

（二）注重动态跟踪，紧盯履职“全过程”

第一，在省级人大的规范指导层面，甘肃省人大认真落实“内容高质量， 办理高质量”总体要求，把牢“提、交、办、督”各个环节，在履职前、履职中、履职后均建立了对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在履职之前，以清单的方式明确人大代表的履职任务；在履职之中，以记录的方式收集人大代表的履职工作；在履职之后，以评价的方式考核人大代表的履职成绩。同时，甘肃省人大不断改进办理代表建议的工作方式，压实承办责任，加大跟踪督办力度，并通过听取审议省政府办理情况报告，对办理情况开展跟踪检查。如在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604件建议全部办理答复，A类建议办结率比上年提高4.9个百分点，推动解决一批群众切身相关的实际问题，使代表建议“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4]，显著提升了代表建议办理的工作水平。

第二，在基层人大的具体落实层面，甘肃各市州基层人大对人大代表实施量化动态管理，使人大代表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自身职责，提升了代表履职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如酒泉市金塔县大庄子镇人大不断探索创新代表工作方法，按照《金塔县人大代表履职管理办法（试行）》，全镇11名县人大代表、

45名镇人大代表均建立了履职档案。不仅明确记录了代表出席会议、参加调研视察、联系选民等履职情况，还对代表履职提出了明确要求，对相关内容进行量化，在结合代表向选民述职制度的基础上对代表履职情况进行民意测评，实现了代表履职动态跟踪的完整落实。

（三）强化载体作用，搭建履职“优平台”

第一，持续优化代表家站建设。甘肃省人大积极推动各级人大将家站建设同基层治理、党建阵地相融合，嵌入事关发展所需、群众所盼的基层一线。依托代表家站，甘肃省人大组织开展了多场专题调研和座谈会，使“代表工作站”成为让群众“说事”的好地方。通过代表进家、进站、进点、入网，人大代表履职更加高效，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5]，夯实了人大代表工作的群众基础。目前，甘肃省已建成代表家站室7000多个，各级人大代表以家站室为依托，深入了解民情，积极为民建言，推动解决群众提出的急难愁盼问题。

第二，加快推进信息化平台建设。数字赋能为时代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也“迫切要求地方人大在数字化理论迭代和实践跃升的驱动下推进传统行权与履职服务体系的改革进程”[6]。甘肃省人大指导各级人大组建网上“人大代表之家”，将全省各级人大代表编组进“家”，实现了所有代表意见建议办理工作从征集、提交、审查、交办、答复、反馈、存档的全过程信息化。2023年11月， “甘肃省人大代表履职平台”正式上线运行，省人大代表已开始常态化使用并进行履职登记，其中，“履职大厅”即时发布代表履职信息6000余条，图文并茂展示代表履职的良好状态，以信息公开激发了代表的履职动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时，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也积极利用信息化平台密切同代表间的联系，显著拓展了代表参与常委会工作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发挥了人大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

三、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的现存问题分析

甘肃省人大在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的建设工作中成绩斐然，但仍存在部分困境和不足。

（一）人大代表的履职规范需要进一步落实

当前，甘肃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已制定了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法规条款，为代表依法依规履职提供了必要的规范性文件。但在具体执行中，存在规定的内容难以彻底落实的问题，导致代表履职的效果同规范性文件的设想产生部分偏差。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部分乡镇人大在本辖区的

人大工作规范、工作手册等文件中的具体表述存在语义模糊、操作弹性大等问题，缺乏可量化的标准，导致代表对部分要求难以完整贯彻执行。若代表个人素质和履职意识有所欠缺，极易忽视或轻视此类规范性要求，造成规范落实不力。二是在代表落实履职规范的过程中，相应的制度性约束存在缺口，致使代表对部分规范要求的重视程度不足。如庆阳市宁县人大常委会出台的乡镇人大工作规范指出了代表履职需要进行的九个方面考核，虽对这九个方面进行分项量化，却缺少统一的量化标准和实施细则。这一量化工作大多交由乡镇人大自行组织完成，从而导致考核标准存在弹性，难以对代表工作中的部分不足和失位发挥监督警示作用。

（二）人大代表的履职平台需要进一步完善

近年来，甘肃省人大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技术赋能人大代表工作，搭建起以“甘肃省人大代表履职平台”与“甘肃省人大预算联网监督系统”为代表的信息化人大代表履职平台，不断完善以人大代表之家、人大代表联络站为主体的线下履职平台，但仍存在加强改进的方面。在线上履职平台中，甘肃省人大代表履职平台、人大代表履职通APP等虽提供了专业的线上履职渠道，但乡镇基层对线上平台的重视和利用程度有待提高。此外，部分年龄较大的代表存在不会使用线上平台的客观问题，对线上平台的可操作性提出更高要求。在线下履职平台中，由于各地实际条件等各不相同，人大代表之家建设水平也存在差异， 表现为经费保障不一、场地设施缺乏统一配套和详细的建设标准。同时，由于部分人大代表之家活动形式不够丰富、活动范围不够清楚，导致一些群众对人大代表之家的功能作用、活动机制缺乏了解。

（三）人大代表的履职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

面对新时代复杂的经济社会变化，人大代表需要在法律知识、联系群众、调研调查、科学常识等各个方面具备高水平的个人素质和履职能力，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加强人大代表工作能力建设”[7]作为一项工作重点予以推进。当前，甘肃省各级人大代表大多具有较高的履职意识、履职热情和履职责任感，但部分代表受限于个人受教育水平、生活环境等客观因素，加之其缺乏长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纵使届届胜任、阅历丰富，但在履职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知识缺失、能力缺失等问题。如陇南市人大常委会在工作过程中，发现一些地方由于生搬硬套代表比例，选出的部分基层人大代表文化水平不高，对人大的职责作用认识不清，仅起到了“举举手”“画画圈”的作用，

难以真实准确地代表和反映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四、完善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的实践路径

人大代表工作的能力水平直接影响人大工作的质量，直接关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成色。因此，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充分激发人大代表活力、促进人大代表履职，是永葆代表队伍生机活力的题中之义。应针对现存问题，汲取先进经验，不断增强和提升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的实效，将“人民性”全方位贯穿于人大代表履职全过程，真正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一）以“形式创新”完善履职激励机制，激发代表履职动力

第一，完善代表履职积分制度。目前，全国已有地区搭建起数字化积分平台，在实现人大代表履职自动录入的基础上，对代表履职活动信息全部予以赋分，将代表的履职行为，如会议出席率、议案质量、群众满意度等量化为积分，定期公示积分排名并给予通报奖励，使每位代表的履职积分“一网可览”、一目了然。应推广此类经验，加强积分排名的数字化统计与管理，推进履职清单和履职积分的信息化呈现，使代表在明确自身履职任务的基础上随时掌握自身积分排名，激发履职积极性。

第二，强化典型示范引领机制。评选先进典型可以产生显著的榜样示范作用，能够在催人奋进的同时提升代表履职的成就感、获得感。应积极举办先进典型访谈会、与先进典型“面对面”等活动，进一步加强代表事迹宣传，调动代表履职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代表的责任感、使命感，进一步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

第三，实行代表交流互鉴制度。由于代表所处领域、地域的差异性，在履职过程中面临的具体情况存在一定的特殊性。有必要发挥不同代表的独特优势，强化人大代表之间、代表小组之间乃至各省代表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座谈会、交流会等形式进行代表之间的经验分享，在履职方法、履职内容、履职形式等方面取长补短，形成互学互鉴、互促互进的交流氛围，使代表在分享学习的过程中自我反思、自我提高，激励自身更为积极主动的探索履职新方式，将代表的工作经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履职实效。

（二）以“人民监督”强化履职约束机制，深挖代表履职潜力

第一，加强代表定向履职考核。人大代表履职大多具有相应的项目清单， 为代表履职提供了基本的刚性约束。为保证项目清单得到有效落实，有必要进

一步加强履职考核工作。可综合考虑代表的工作态度、能力、成果等多方因素，围绕人民群众对代表工作的感知度、满意度，明确和统一代表定向履职的考核标准，出台相关办法，规范评价内容、评价标准、组织方法、成果运用等环节，并综合主管部门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对代表的定向履职进行打分评价。第二，推广代表定期联系机制。将代表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制度化，能够有效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倒逼代表积极主动履职。目前，已有地区明确要求基层人大应在每月确定某一日作为代表接待选民日，以“人大代表之家”为平台向人民群众定期汇报工作、接受监督。可推广此类经验，落实人大代表的固定日履职，常态化推动人大代表进站履职，并积极组织代表开展年底述职、回原选区述职等选民联系活动，以同人民群众的定期联系约束代表履职行为，“让每一位人大代表都成为上通权力机关，下接人民群众的连心桥，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表率作用”[8]。

第三，建立代表依法退出机制。代表法第六十条规定：“选民或者选举单位有权依法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为建立有效的代表退出机制提供了法理依据。针对可能出现的违法违纪、意愿不强、工作怠惰等不宜担任人大代表的情况，有必要设置履职红线，出台相应的退出条例，可在与选民沟通交流的基础上，对履职考核不达标的代表采取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直至依法罢免等阶梯式处置措施，让代表产生必要的敬畏感，增强履职的责任感、使命感。

（三）以“阵地建设”做好履职服务保障，优化代表履职环境

第一，加强代表履职平台建设，拓宽代表履职渠道。目前，人大代表之家、人大代表联络站是代表依法履职的主阵地。针对履职平台建设的差异化问题， 应以增强“人大代表之家”平台的功能作用为目标，推动硬件建设标准化、软件运行规范化。同时，应围绕社会热点、民生痛点等开展主题接待活动，不断创新履职形式，并根据人口分布、地域特点等因素，“优化联络站布局、完善联络站功能定位、进一步创新代表活动机制”[9]，与社区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等平台相结合，实现资源共享、功能互补。还应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线上履职平台，加强线上履职平台的社会宣传，可运用DeepSeek等新兴技术加强平台管理、完善平台功能，“以有效整合不同治理主体间的数据资源，提高全过程参与的衔接效率”[10]，不断提高平台利用率和群众参与度。

第二，加强工作支持平台建设，办好代表议案建议。当前，人大代表大多具有较高的履职热情，能够在大会召开或闭会期间提出大量建议。应加强和拓

宽保障、服务代表工作的机制和渠道，办好代表议案建议。可通过定期为代表寄送人大工作资料、加强履职经费保障等方式为代表履职提供强有力的后备保障，同时建立相应的议案建议办理保障机制，组织对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进行“回头看”，督促承办单位进行“二次办理”，从而为代表履职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不断提升代表履职的获得感、成就感。

（四）以“学用结合”构建履职培训体系，提升代表履职能力

第一，开展民生导向的调研式培训。课程培训是目前代表培训的主要形式，能够扩充代表的履职知识体系，对代表履职能力的提升具有直观作用。人大代表的履职需要紧扣民生问题，体现鲜明的实践导向，有必要将培训课题与选区内具体民生问题紧密挂钩，组织代表开展实地调研培训活动。可组织代表深入基层，在同人民群众的交流互动中将培训成果直接转化为具体的民生项目实施方案，在解决民生问题的同时增强代表的调研、实践、交流能力。

第二，开展任务导向的专题式培训。由于代表来自各行各业，其思想素质、文化水平各不相同，在开展相应的视察、调研、执法检查之前，有必要针对具体问题对代表进行统一的专题式培训。可根据不同课题的具体实际，提前进行专业化研究部署，组织代表进行针对性专题式培训，并以此为基础设置相应的模块化专题课程以供学习交流，以集中化、专门化的方式增进代表对调研目标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促进代表履职更为精准、有效、尽责，进一步提升代表履职效能。

厦门地区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政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宋文婷

引高言职院校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阵地，承担着为社会输送兼具专业能力与良好思想道德品质人才的重任。思政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厦门作为经济特区，在经济快速发展、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背景下， 多元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给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政教育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深入研究厦门地区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政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对策，不仅有助于提升当地高职院校思政教育水平，也能为其他地区高职院校思政教育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一、厦门地区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思政工作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厦门地区各高职院校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将思政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规划和人才培养方案。学校通过开设思政课程、举办主题教育活动等方式，逐步强化思政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核心地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观念。

（二）思政课程体系初步建立

厦门地区高职院校基本构建了完整的思政课程体系，课程设置符合教育部相关要求，为学生系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知识提供了保障。同时，部分院校还结合厦门本地海洋文化等特色，开发了校本思政课程，丰富了思政教育内容。

（三）思政教育形式多样化探索

部分高职院校尝试开展多样化的思政教育形式，如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线上思政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参观厦门革命历史纪念馆、嘉庚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举办思政主题演讲比赛、辩论赛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二、厦门地区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政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理念滞后

  1. 重技能轻思政现象仍较突出。受传统职业教育观念影响，部分厦门地区高职院校过于强调专业技能培养，将主要精力和资源投入到专业课程建设和实训教学中，对思政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足。认为思政教育只是“软任务”， 对学生就业和职业发展的直接作用不明显，导致思政教育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处

于边缘化地位。在课程安排上，思政课程的学时数被压缩，实践教学环节更是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1. 对思政教育内涵理解片面。一些院校和教师将思政教育简单等同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忽视了课程思政、校园文化建设、社会实践等其他思政教育途径。并未认识到思政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渗透到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导致思政教育的育人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二）教学方式单一

  1. 课堂教学以讲授为主。在思政课堂教学中，不少教师仍采用传统的“满堂灌”教学方式，以教材为中心，单向地向学生灌输理论知识，缺乏与学生的互动和交流。学生在课堂上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难以深入理解和掌握思政理论知识。同时，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生活和专业特点结合不紧密，缺乏针对性和吸引力，导致学生对思政课程产生抵触情绪。

  2. 信息化教学手段应用不足。虽然新媒体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但厦门地区部分高职院校思政教师对信息化教学手段的掌握和应用能力有限，比如，信息化手段仅限于超星学习通等教学平台的应用且囿于权限的限制，很多功能无法使用，影响了备课和教学效果。在教学过程中，未能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多媒体课件、在线教学资源等开展教学活动，无法满足当代大学生对多样化、个性化学习方式的需求，制约了思政教育教学效果的提升。

（三）师资队伍建设不足

  1. 师资数量短缺。随着高职院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

思政课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部分院校思政课师生比严重失衡， 教师教学任务繁重，难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教学研究和备课，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由于思政课教师岗位吸引力不足，人才引进难度较大， 进一步加剧了师资短缺的状况。

  1. 教师专业素养有待提升。部分思政课教师缺乏系统的专业学习背景，特别是部分民办高职院校，有相当一部分教师是非思政、非师范专业出身，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理论基础薄弱，对思政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不够深入，在教学过程中，难以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案例相结合，无法有效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此外，一些教师对职业教育的特点和规律认识不足，无法根据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开展教学活动，教学效果不理想。同时，教师的科研能力整

体较弱，难以达到教学和科研相辅相成的效果；教师培训和发展机会相对较少， 难以跟上时代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步伐[3]。

（四）实践教育薄弱

  1. 实践教学环节设置不足。目前，厦门地区高职院校

思政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普遍存在学时数少、内容单一等问题。实践教学往往只是简单地安排几次参观活动或小组讨论，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的实践教学方案，也难以形成比较有价值的实践成果。学生难以通过实践活动将所学的思政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无法真正实现知行合一。

  1. 实践基地建设不完善。虽然厦门拥有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高职院校与这些资源的合作不够紧密，共建单位较少，实践基地建设缺乏长效机制。部分实践基地的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实践活动的组织和管理不够规范，难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实践需求。同时，学校对实践教学的经费投入不足，也限制了实践教育活动的开展。

（五）家校社协同机制不完善

  1. 家庭思政教育缺失。部分家长对思政教育的重要性

认识不足，过于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和专业技能培养，忽视了对孩子思想道德品质的塑造。在家庭教育中，缺乏与孩子的思想沟通和交流，未能给予孩子正确的价值引导。同时，家长自身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也会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些家长的不良行为和错误观念可能会误导孩子。

  1. 学校与社会合作不紧密。高职院校与社会各界在思政教育方面的合作不够深入，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社会上的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等未能充分参与到高职院校的思政教育中来，无法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思政教育合力。同时，社会舆论环境复杂多变，网络上的不良信息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而学校在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社会现象和网络信息方面缺乏有效措施。

三、厦门地区名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对策

（一）更新教育理念

  1. 树立“德技并修”的育人观念。高职院校要深刻认识到思政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将思政教育与专业技能培养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树立“德技并修”的育人观念。学校领导要加强对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加大对思政教育的资源投入，将思政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规划和绩效考核体系，

确保思政教育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同时，通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全体教师树立“课程思政”意识，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每一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1. 深化对思政教育内涵的理解。职业院校和教师要全面准确地把握思政教育的内涵，认识到思政教育不仅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还涵盖课程思政、校园文化建设、社会实践、心理健康教育等多个方面。要构建大思政教育格局，整合学校内部各部门的资源和力量，形成协同育人机制。同时，要加强对思政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不断探索思政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提高思政教育的实效性[4]。

（二）创新教学方法

  1. 推行多样化教学模式。教师要改变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式，积极探索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式、项目式等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创设生动有趣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互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例如，在讲解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可以组织学生开展模拟法庭、道德辩论等活动，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思辨能力。

  2. 加强信息化教学手段应用。学校要加大对信息化教学设施的投入， 为思政教师提供良好的教学条件。教师要积极学习和掌握新媒体技术，利用网络平台、在线课程、虚拟现实等信息化教学手段开展教学活动。例如，开发思政课程在线教学资源，建设网络学习社区，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效果，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实现精准教学。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1. 扩充师资数量。政府和学校要制定相关政策，加大对思政课教师的引进力度，提高思政课教师岗位的吸引力。可以通过提高薪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提供发展机会等方式，吸引优秀的专业人才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加入思政教师队伍。同时，鼓励其他专业教师参与思政教育工作，培养一批具有“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专业教师，缓解思政课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

  2. 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学校要加强对思政课教师的培训和培养，建立健全的思政课教师培训体系。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专题培训和研修班，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鼓励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和学术

研究，通过完善资源支持与激励机制；将科研成果与职称评聘、绩效考核、评优评先直接挂钩；提高科研工作在考核中的权重；对优秀科研成果给予额外奖励等方式激励和支持教师进行科学研究。同时，加强对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 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价值观，以良好的师德风范去影响和教育学生。

（四）强化实践教育

  1. 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打破“理论灌输”的单一模式，让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深化对理论的理解、增强价值认同、提升实践能力，实现“知行合一”。制定科学合理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方案，增加实践教学学时数，丰富思政课实践教学内容。打破“参观打卡式”实践的浅层化倾向，围绕思政课核心模块设计主题化、序列化的实践内容体系，实现实践与理论教学的精准衔接。例如，打造“行走的红色课堂”，设计红色研学项目；打造“社会观察课”， 聚焦“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生态文明”等国家战略，设计调研类实践项目； 打造“实践体验课”，开展“红色剧本杀创作演绎”“主旋律微视频拍摄”，用年轻化方式传播正能量等。

  2. 加强实践基地建设。立足厦门“红色基因、特区特质、产业特色” 的地域优势，加强与本地文化单位、企业、社区等的合作，建立稳定的思政教育实践基地，例如，与厦门革命烈士陵园、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旧址纪念馆等共建“沉浸式研学基地”；联合厦门经济特区纪念馆、自贸区创新展示中心等打造“发展实践课堂”，对接自贸区企业建立“开放型思政实践点”；依托厦门“海洋经济、电子信息、文旅服务”等优势产业，联合行业龙头企业，如厦门港务集团、象屿集团等单位共建“专业＋思政”实践基地；联合社区、文旅机构设立“服务型实践岗”等。同时与实践基地共同制定实践教学计划，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并加强对实践基地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实践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5]。

（五）完善家校社协同机制

  1. 强化家庭思政教育作用。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和联系，提高家长对思政教育的重视程度，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定期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活动， 向家长传授科学的教育方法和理念，帮助家长提高家庭教育能力。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孩子的思想道德教育，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为

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

  1. 加强学校与社会合作。高职院校要主动与社会各界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

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例如，推行“双导师带教”模式，校内思政教师负责“理论引导”，社会导师（如社区工作者、公益项目负责人）负责“实践指导”。另外，健全“长效保障机制”，通过制度设计确保思政育人的连续性和实效性，如签订“思政育人合作协议”，明确校社双方权责（如学校负责学生组织管理，社会单位提供实践岗位和安全保障），并约定资源共享内容（如社会单位开放数据案例供教学使用，学校为社会单位提供志愿者支持）；设立“实践效果反馈平台”，通过学生实践报告、社会导师评价、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等，定期复盘实践中的思政育人成效，动态优化实践主题和形式。通过校社合作，使思政教育从“书本理论”走向“社会实景”，从“单向灌输” 变为“双向互动”，让学生在接触社会、服务社会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家国情怀、职业精神、社会责任感”的内涵，实现“知行合一”的育人目标。

结厦语门地区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 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通过对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师资队伍和协同育人等方面存在问题的分析，本研究提出了针对性的优化对策。未来，厦门地区高职院校应进一步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不断提升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和吸引力，培养出更多具有坚定理想信念、良好道德品质和扎实专业技能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厦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踏访校园寻需求研思并行促师培 关于宝鸡市幼儿园、小学教师培训情况的调研报告

陕西省宝鸡教育学院高扬

为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等文件要求，深化宝鸡市基础教育改革，落实宝鸡教育学院“勤、严、细、实”工作要求，根据本院基层调研的工作安排，小学教育教学研究室的4位成员先后深入宝鸡高新第三小学、岐山县蔡家坡镇三原小学、岐山县蔡家坡第三幼儿园、岐山县杏园逸夫小学和岐山县蔡家坡第二小学，展开全面且深入的实地调研，致力于全方位、深层次地把握基层学校的真实状况。

一、调研的目的和内容

调研教师的培训需求。细致了解教师在专业知识更新、教学技能提升、班级管理技巧、师德师风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的具体需求，为后续的培训工作提供精准导向。调研教学实践现状。通过走进教学现场，全面了解教师的教学方式、课堂教学效果、学生参与度及教学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并广泛收集具有代表性的教学案例。

调研班主任的班级管理工作。深入了解班主任的工作内容、所采用的班级管理策略、营造的班级整体氛围及学生行为规范教育的具体载体等方面的情况，为优化班级管理提供参考。

调研培训效果。全面了解市级培训在组织水平、资源分配、培训师资水平等方面的情况，同时广泛收集一线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对培训工作的改进建议， 以提升培训质量。

训后跟踪回访。对宝鸡市范围内参加由本院承办的“省级培训”小学校长高级研修项目、“省级培训”陕西省幼儿园园长高级研修项目、小学校长提高培训、小学校长任职培训、小学学科骨干教师培训的部分学员进行跟踪回访。了解学员将培训所学应用于教学实践的具体情况，包括成功案例、遇到的挑战及相应的解决方案等。同时，收集学员对未来培训内容的期望和建议，为科学制订后续培训计划提供依据。

二、调研的实际情况

小学教育教学研究室的4位成员进入5所学校观察了10节小学、幼儿园教师

的课堂，涵盖了幼儿语言、幼儿科学、小学语文、小学道德与法治、小学音乐等学科领域。课后与科任教师、学校领导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及座谈，并参与主题讲座3场，参加学校的教研活动2次（教育集团联合教研活动和名师学习共同体联合教研活动），全面了解学校的教学管理模式、师资队伍建设情况及教学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一）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1. 学校发展有特色

经过深入调研发现，5所学校在教学方法与创新、课程设计与开发、教育技术应用、班级管理与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学科专业知识更新等关键的教育领域均具有独特的亮点，且基本能够紧密贴合学校的实际情况，稳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工作。

宝鸡高新第三小学借助现代化的教育理念和充足的教育资源，积极探索、创新教学方法，深入推进精细化管理模式，广泛开展项目式学习和小组合作探究活动，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主动性。在课程设计方面，学校精心打造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校本课程，涵盖艺术、科技等领域，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学校广泛运用教育技术，多媒体设备先进且普及，教师在智慧课堂中能熟练运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大幅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岐山县蔡家坡第三幼儿园则以游戏化教学为特色，在幼儿语言和科学教学中，教师巧妙地将教学内容融入趣味十足的游戏活动，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成长。在班级管理方面，幼儿园注重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社交能力，并且十分关注幼儿的心理健康，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帮助幼儿建立积极乐观的心态。

  1. 城乡学校有差距

然而，城乡学校之间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与城市学校相比，乡村学校在引入新教学理念和方法时面临较大的困难。在课程设计方面，由于资源有限， 乡村学校的课程内容较为单一，难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在教育技术应用方面，乡村学校的硬件设施相对落后，部分教师对新技术的掌握和运用不够熟练，难以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优势。

此外，师资队伍建设不均衡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城市学校师资力量雄厚， 教师学历层次普遍较高，且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能够为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有力的支持。而乡村学校则面临着师资短缺的困境，

且存在教师年龄结构老化、教师学历层次相对较低、骨干教师流失等现象，导致师资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二）教师培训需求方面

  1. 期待培训机会，但参与动力不足

问卷调查情况显示，有63.04%的教师迫切期望通过培训提升教学水平，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有28.26%的教师是根据学校安排参加培训学习的。此外，近三年来，未参加过市级以上培训的教师占比达50%。这一系列数据清晰地表明，当前教师接受培训的频次明显不足。基于此，作为培训者，我们有必要紧密围绕教师的实际需求和教学工作的具体情况，精心策划并开展具有连续性、高效性的培训活动，切实满足教师提升专业素养的诉求。

激发教师主动参加培训的要素有哪些？问卷调查情况显示，教师学习的主要动力是解决教学问题、专业成长需求和兴趣驱动。10年以下教龄的教师以“自我专业成长”为首要需求，20年以上教龄教师以“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为首要需求。超过一半的受访教师认为“感兴趣内容”是参加培训的最大动力，而“完成继续教育的规定学时”是教师参加培训的重要外在约束。

  1. 培训方式较多，但缺乏实践环节

87．72%的教师在问卷中表示，他们接触到的学习方式以“专家讲座”为主，

    1. %的教师参加过“观课议课/课例研修”，只有33.33%的教师有机会到其他学校参观考察，而参与过跟岗研修，接受过个性化指导的教师占比不足20%。这反映出教师培训在实践环节存在不足，难以有效满足教师提升实际教学能力的迫切需求。

三、对教师培训内容的启示

在AI时代的浪潮下，教育领域正经历着深刻变革，面对这一挑战，我们的教师培训工作需要进行全面且深入的调整。

一是增加案例分析与研讨环节。收集大量真实且具有代表性的教学案例， 让教师深入剖析案例中的教学方法、师生互动情况和教学效果等内容。通过共同体研修、结构化研讨、头脑风暴等交互模式，增强学习者的体验感，让教师在有深度、有温度的对话中，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并且从他人的经验中获得启发。

二是开展同课异构活动。安排不同教师针对同一教学内容进行教学设计与

课堂实施，然后组织大家共同观摩、评价。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可以直观地看到不同的教学思路与方法所产生的不同效果，进而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三是建立稳定的实践基地。拓展跟岗研修的机会，让教师深入优秀学校的课堂，亲身感受先进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并与讲授教师进行交流，将他人经验与自身的教学实践紧密结合。

四是加强培训的针对性。针对乡村教师，培训应侧重于基础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同时，加强对基础信息技术工具的培训，帮助乡村教师提升教学技能，增强教学效果。针对城市教师，由于其接触的教育资源较为丰富，培训内容可倾向于前沿的教育理念和创新教学方法，引导城市教师将丰富的教育资源转化为高质量的教学实践。

五是关注薄弱学科和特殊教育需求。针对城乡学校普遍存在的对体、音、美等小学科重视不足的情况，在培训内容中应加大对这些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教学方法的培训力度。同时，开展跨学科融合教学的培训，让小学科教师学会将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此外，针对融合教育的开展情况，为普通学校教师提供特殊教育知识和技能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特殊儿童的心理特点、个别化教育计划的制订与实施等，让教师能够更好地支持特殊教育学生，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得到适宜的教育。

四、未来开展教师培训的方向

2011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指出要按照“统筹规划、改革创新、按需施训、注重实效”的原则，完善培训制度，统筹城乡教师培训，创新培训模式机制，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面对基层教师的培训需求，我们应及时调整培训实施策略。

（一）精准施策，真正走向多方协作的深度学习

教师学习需要系统地建构和优化。教师培训需要“自上而下”的战略规划，也需要“自下而上”的需求诊断。本院将把教师培训需求与宝鸡市教育战略规划有机结合，形成共同发展目标，立足教师专业成长规律和岗位实际需求，开展分层分类的精准培训，满足不同层次教师的个性化学习需求。例如，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宝鸡高新第三小学教育集团开展了联合教研活动、岐山县蔡家坡第三幼儿园教育联盟实施了名师共同体教学活动，这类“名校+”和“名师+”的教学管理模式代表着学校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在培训中设置与之相匹配的内容模块尤为重要。

在培训内容上，针对“名校+”教学管理模式，可以专门开设关于名校文化传承与辐射、集团化办学的组织与管理策略等课程的培训。邀请名校的管理者分享在联合教研活动中如何统一教学进度、共享优质教学资源、促进教师间的交流与合作等经验。针对“名师+”的教学管理模式，培训内容应聚焦名师的教学艺术、引领辐射能力培养等内容。针对名师工作室的建设与管理，培训内容应聚焦如何组建自己的教学团队、如何发挥名师的引领作用、如何带动更多教师的专业成长等内容。

通过这样系统的培训设置，不仅能够进一步强化“名校+”和“名师+”的管理模式，还能让教师在培训中实现聚焦主题的多方协作深度学习，真正满足不同层次教师的个性需求，为区域教育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进而推动宝鸡教育事业朝着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二）注重跟踪反馈，全方位关注培训的整体设计

培训的整体设计涵盖了前期精准诊断、过程注重体验、训后反馈跟踪等关键环节。

前期精准诊断是学习全流程设计的起点。在培训开展之前，培训单位应通过问卷调查、参观访谈、听课交流等方式全面且深入地了解学员的知识储备、技能水平、学习风格、职业需求及潜在问题，精准定位学员的现状和需求，为后续的培训内容和方式的选择提供科学依据，确保培训有的放矢。

过程注重体验是提高培训参与度和效果的核心。在数字化时代，如何运用AI技术赋能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同时发挥人的优势开展培训工作，已成为当前培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培训者要以学员为中心，打造多样化、互动性强的培训环境。一方面，采用丰富的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小组讨论、主题沙龙、圆桌论坛、情景模拟等，满足不同学员的学习偏好，激发他们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在班级管理中，班主任要关注学员的情感体验，并及时给予鼓励和支持，当学员在培训过程中遇到困难时，班主任应给予耐心的指导和帮助，营造轻松、积极的学习氛围。

训后反馈跟踪是确保学习效果的重要环节。在培训结束后，培训者应及时收集学习者的反馈意见，了解他们对培训内容、教学方法、学习体验等方面的评价和建议。同时，培训者应跟踪学员在实际工作或生活中对所学知识和技能的应用情况，评估其学习成果的转化效果。通过反馈和跟踪，培训者可以发现学员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后续进一步优化培训设计提供依据，不断提

高培训的质量和效果。

踏访校园寻需求，研思并行促师培。通过此次调研，我们真实了解了宝鸡市部分小学、幼儿园教师对培训的真实需求，为制订下一阶段的培训计划和方案提供了真实的、具有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尽管调研工作仍存在局限性，在分析、讨论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但这些兼具实践应用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的调研成果，将持续优化教师培训体系，为宝鸡市基础教育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乡村振兴背景下高校对口帮扶问题及对策研究

新疆农业大学陈焕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以来，便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家高度重视高校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高校参与乡村建设。然而，在实施过程中，高校对口帮扶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探究乡村振兴背景下高校对口帮扶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1. 高校对口帮扶价值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1. 高校对口帮扶价值

高校对口帮扶是指高校利用自身的资源和优势，与乡村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人才培养、科技推广、文化传承等方式，助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其核心内涵在于发挥高校的智力和资源优势，为乡村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和服务，促进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1]。具体而言，高校对口帮扶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第一，高校作为知识和技术的聚集地，能够为乡村提供急需的人才支持。通过定向培养、短期培训、实习实训等多种形式，高校可以源源不断地为乡村输送各类专业人才，满足乡村振兴对人才的需求。第二，高校在科技研发和创新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可以将先进的科技成果推广到乡村，促进农业产业的升级和转型。例如，通过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养殖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等，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增加农民收入。第三，高校还承担着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使命，可以通过文化交流、教育普及等方式， 推动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升乡村的软实力和竞争力。总而言之，乡村振兴战略为高校对口帮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遇，高校对口帮扶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

        1. 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高校对口帮扶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已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效，主要体现在产业升级和治理优化等方面。产业升级也是高校对口帮扶的核心成效之一。例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助力合阳县形成了1万亩集中连片樱桃、10万亩红提、2万亩红薯、20万亩苹果、30万头生猪和30万亩花椒的“112233”产业布局，这一布局充分结合了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市场需求。高校的专家团队深入田间地头，

为农民提供专业的种植、养殖技术指导，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设备和管理经验，推动了当地农业产业向规模化、现代化、产业化方向发展。特色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大幅提升，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农民的收入也随之增加。在治理优化方面，绵阳师范学院的“3联3促4强化”组织帮扶模式成效斐然。该模式通过基层党组织联建、驻村干部联动、“一对一”结对帮扶联动，夯实了乡村振兴的组织保障；扎实推进促党建阵地建设、促乡村基础设施完善、促乡风文明提升，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发力强化干部队伍建设、强化乡村产业发展、强化特殊群体保障、强化致富带头人培育，确保帮扶工作久久为功[2]。帮扶村因此获得了省级“六无”平安村、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等多项荣誉称号，乡村治理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

      1. 高校对口帮扶存在的问题

        1. 高校层面的帮扶短板

在高校对口帮扶乡村振兴的工作中，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影响了帮扶工作的质量和效果。

          1. 帮扶认知偏差

部分高校在开展帮扶工作时，只注重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任务，忽视了乡村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将帮扶工作简单等同于完成任务指标，追求短期的政绩和表面的成果，缺乏对乡村实际需求和长远发展的深入思考。例如，在产业帮扶中，不考虑当地的自然条件、市场需求和产业基础，盲目引进不适合的产业项目，导致项目难以落地实施，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资源，也无法为乡村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

          1. 帮扶方式同质化

“三下乡”“支教”等传统帮扶形式占比超过60%，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为乡村带来了帮助，但长期单一的模式容易导致帮扶效果的边际递减。同时， 一些高校的帮扶方式缺乏特色和创新，未能充分发挥各自的学科优势和专业特长。许多高校在帮扶过程中只是简单地复制其他高校的做法，没有结合帮扶村的实际情况进行个性化的设计和实施，使得帮扶工作难以满足乡村多样化的需求。

        1. 帮扶村层面的响应困境

在高校对口帮扶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帮扶村自身也存在响应困境，影响了帮扶工作的深入推进和成效发挥。

          1. 主体性缺失

“等靠要”思维在部分乡村较为普遍，村民习惯依赖外部力量的支持，缺乏主动参与乡村建设和发展的意识。他们将改善生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高校的帮扶上，认为只要等待高校的援助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而忽视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局外人”思维使得村民在帮扶项目实施过程中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对项目的参与度不高，甚至出现抵触情绪，导致帮扶工作难以得到村民的有效配合，影响了帮扶项目的顺利开展[3]。

          1. 需求表达模糊

部分乡村对自身的需求认识不足，无法准确清晰地向高校表达。例如，在教育帮扶方面，一些乡村对“小五科”教师、数字教育资源等的需求未明确， 高校难以根据乡村的实际需求提供精准的帮扶。由于缺乏明确的需求导向，高校在帮扶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情况，导致帮扶资源浪费，无法达到预期的帮扶效果。

          1. 内生动力不足

村民参与教育改革、产业发展等帮扶项目的积极性较低，以教育改革为例，村民参与积极性低于40%。这主要是因为村民对帮扶项目的预期收益缺乏信心，担心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无法获得相应的回报。此外，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村民的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使得他们对新的发展模式和技术接受度较低，不愿意尝试改变现有的生活状态。

        1. 校村协同机制的断裂

在高校对口帮扶乡村振兴工作中，校村协同机制的断裂成为影响帮扶成效的关键因素，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称、利益联结松散以及地方政府协调缺位等方面。

          1. 信息不对称

高校调研深度不足，仅有35%的高校开展长期跟踪调研。部分高校在开展帮扶工作前，未能深入了解帮扶村的实际情况，对乡村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文化特色等方面的信息掌握不全面、不准确。这种信息获取的局限性，导致高校制定的帮扶方案与乡村实际需求脱节，无法精准施策。例如，在产业帮扶中，由于对市场需求和乡村产业发展潜力调研不足，高校引入的产业项目可能不适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市场环境，最终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1. 利益联结松散

在产业帮扶中，村民分红占比低于20%。高校与帮扶村在产业合作中，往往更注重自身的科研成果转化和社会效益，而对村民的利益分配重视不够。这种利益分配的失衡，使得村民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不高，对高校的帮扶工作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由于利益联结不紧密，高校和帮扶村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缺乏共同的目标和动力，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1. 高校对口帮扶的优化路径与实践策略

        1. 强化顶层设计，构建“政策－考核－执行”闭环

          1. 制定差异化政策

不同地区的乡村在自然条件、产业基础、文化特色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一刀切”的政策难以满足多样化的帮扶需求[4]。应根据乡村的实际情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帮扶政策。例如，对于生态环境优美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乡村，可以出台支持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政策，鼓励高校在旅游规划、营销推广等方面提供帮扶；对于农业资源丰富的乡村，则侧重于制定农业科技研发、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扶持政策。这样能使高校的帮扶工作更贴合乡村实际，提高帮扶的精准度和实效性。

          1. 明确责任主体

高校应根据帮扶村的需求和自身的优势，制定详细的年度帮扶清单，明确每个项目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5]。这样可以避免在帮扶工作中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确保各项帮扶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例如，在教育帮扶方面，明确由教育学院负责支教人员的选派和教师培训工作；在产业帮扶方面，由经济管理学院承担产业规划和市场对接的任务。通过明确责任主体，提高帮扶工作的执行效率。

        1. 打造多元共同体，激活校村双向赋能

          1. 构建“高校-乡村学校-城市学校-社会机构”教育共同体

参考“责任共同体”理念，高校可联合乡村学校、城市学校和社会机构， 整合各方资源，形成教育合力。高校可凭借其丰富的教育资源和专业的师资力量，为乡村学校提供教师培训、课程开发等支持；城市学校可与乡村学校开展结对帮扶，分享先进的教学经验和管理模式；社会机构则可以提供资金、物资等方面的援助。例如，高校组织城市学校的优秀教师到乡村学校开展支教活动，同时邀请乡村学校的教师到城市学校交流学习，社会机构为乡村学校捐赠教学设备和图书等。通过这种教育共同体的构建，能够提升乡村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为乡村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1. 打造“高校-企业-农户”产业共同体

借鉴华南农业大学荔枝全产业链模式，高校与企业、农户紧密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产业协同发展。高校利用自身的科研优势，为企业和农户提供技术支持和创新方案；企业负责产品的加工、销售和市场拓展；农户则专注于农产品的生产。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可以帮助企业和农户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企业通过订单农业等方式，保障农户的收益，同时将农产品推向市场；农户按照企业的要求进行标准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通过产业共同体的构建，能够推动乡村产业升级，增加农民收入。

          1. 建立“高校-村‘两委’-村民”治理共同体

参考河南农业大学“1+1+N”党建共建模式，高校与村“两委”、村民共同参与乡村治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高校的党员师生可以与村“两委”成员开展结对帮扶，共同制定乡村发展规划，解决乡村治理中的难题；村“两委”则负责组织村民参与乡村建设和发展，维护乡村社会稳定；村民积极参与乡村事务的决策和管理，提高自身的参与能力和民主意识。通过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能够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促进乡村和谐稳定发展。

        1. 推进精准帮扶，实施需求导向的项目创新

          1. 调研为先，设计在后

推进精准帮扶，以需求为导向进行项目创新，是提升高校对口帮扶乡村振兴成效的关键举措。高校应组织专业团队深入帮扶村，全面了解当地的自然条件、产业基础、文化特色、村民需求等情况。例如，华中农业大学在实施“摩峰模式”时，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到当地教育资源匮乏、教师教学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基于此，设计出“支教+教师培训”的帮扶方案，既为学生提供了优质的教学服务，又提升了当地教师的教学能力，实现了“注血+造血”的双轮驱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进行严格的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方案，确保帮扶项目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1. 开发特色项目，精准帮扶

高校应充分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和专业特长，结合帮扶村的实际情况，开发具有针对性和特色的帮扶项目。例如，中国美术学院开展的“美丽乡镇生态+”设计帮扶项目，利用其在艺术设计方面的专业优势，为乡村进行景观设计、建筑改造、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等，提升了乡村的生态环境和文化内涵，促进了乡

村旅游业的发展。这种特色项目不仅满足了乡村的个性化需求，还为乡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 激发内生动力，促进帮扶的自我发展

受“等靠要”思维影响，部分乡村缺乏主动发展的积极性。可借鉴广西高校志愿者的“校地合作”模式，鼓励乡村主动参与到帮扶项目中来。高校可以通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向村民普及乡村振兴的政策和意义，让村民认识到自身在乡村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重要作用。同时，引导乡村挖掘自身的资源优势，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规划，主动寻求发展机会，实现从“要我发展”到“我要发展”的转变。

      1. 结语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中，高校作为其中的重要力量，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帮扶工作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高校与帮扶村双方共同努力，持续深化合作，不断探索创新。高校要继续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创新帮扶模式，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聊城市东昌府区于集镇为例

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盛媛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农民是农村和农业的主体，农民问题是实现乡村振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关注的重点和难点。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有其自身的保守性，很难进行自身的解放，因此需要对农民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思想政治教育是解决新时代农民问题的内生动力，新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对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引领农民精神文化建设、解决农民问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研究于集镇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发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不足，提出具体的对策，以提升农民的思想道德素养，改善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营造良好的农村文明风气。

  1. 乡村振兴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已经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稳步前进，党和国家的发展背景和任务都已发生深刻的改变，并且呈现出新的特征，整体形势与具体内容也与以往有所不同。因此，新时代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质上是在契合农村新形势的基础上，以新的教育内容来助力农村新目标与新任务的实现，是一项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对于国家的总体目标以及阶段性目标的达成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 思想政治教育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内生动力

农业、农村、农民是我国的“三农”问题，其中农民是农村和农业的主体， 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突破口。毛泽东曾强调“，农业问题是全国的基础性问题”[2]。

现阶段，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环境、工作条件、基础设施和医疗保健等方面得到明显的提高，但是农民在思想、精神层面上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民薄弱的法律意识、功利思想、保守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农村的发展。要解决农民思想、精神层面上的问题，最关键的任务是要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农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农民的主人翁意识，激励他们积极投身解决农民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中，让他

们自觉地将自身的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联系起来，从根本上激发农村地区的内生动力，从而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打开重要的突破口。

    1. 思想政治教育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环节

我国已成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脱贫攻坚战如期完成，为世界脱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我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但是返贫现象仍然面临十分严重的问题。返贫是一个不断复发的过程，具有易发性和频繁性[3]。从内部因素来看，由于贫困户的抗贫能力、思想文化水平较差，再次融入社会再生产面临巨大困难。从外部因素来看，一旦遇到重大自然灾害、政府政策不到位的情况，脱贫农民就无法获得持续性的帮扶，很容易再次陷入贫困。因此需要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防止大规模返贫现象的发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4]。做到物质层面的扶贫与思想、精神层面扶贫相结合，就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对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统揽全局作用。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扶贫、扶智的过程中，不断激发农民的内部因素，从而不断影响外因，不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1. 思想政治教育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指出“：做好2025年“三农”工作，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5]。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总结历史经验和立足现实需要的基础上，把乡村振兴摆在国家发展的重要位置。实现乡村振兴不仅要实现“物质”的现代化，也要实现“精神”的现代化。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精神匮乏，农村一些地区存在迷信权威、打架斗殴、聚集赌博等不良现象，阻碍文明乡村建设。一些农民的思想一直停滞不前，以各种理由拒绝参加政府组织的相关工作，严重阻碍乡村振兴的推进。因此，推进农村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迫在眉睫。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思想政治教育宣传活动，不断改善农民在思想层面的问题，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的引领作用，扫清农村地区思想政治的障碍，引领农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精神保障。

  1.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于集镇位于聊城市南郊，现辖52个行政村，总人口4.1万人，耕地面积6.2万亩（1亩约等于667m2），以大棚种植业为主，第二、三产业不发达。在脱贫

攻坚战的进程当中，各村人民同心协力，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成功脱贫。近年来，于集镇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为本地区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提供了强大助力。然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

    1. 教育队伍建设薄弱，教育客体排斥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作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力量，肩负着引导农民树立正确价值观、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使命，其作用不容小觑。于集镇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现状却呈现出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当前于集镇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规模较小，通常仅由1~2人组成，且成员年龄普遍偏高，多在50岁左右，这使得党组织建设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老龄化特征。与此同时，大部分领导干部的学历层次较低，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入理解和系统把握，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上依然采取原有的、固有的、僵化的模式，这就造成他们对于上级的政策不能及时、正确地传达给老百姓。在处理一些问题上，存在一些私心，解决问题建立在私人感情的基础之上。

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教育客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核心对象， 其构成与特征对教育效果具有决定性影响。农村老年人处于社会变迁的末端， 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传统农业社会阶段，与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存在较大差距，难以主动接受和理解新时代的思想观念与政策要求。青少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对象。然而，青少年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受到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双重影响。由于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家庭教育功能弱化，导致部分青少年缺乏必要的思想引导和行为约束。部分留在农村的年轻劳动力受小农思想影响，注重物质利益，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较低。当个人利益与政策要求发生冲突时，这部分人群容易产生抵触情绪，甚至歪曲事实、虚假传播，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造成阻碍。此外，他们还常以农忙为由拒绝参加党组织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一群体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受到限制。

    1. 教育方法单一，教育内容过时或复杂

我国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人们实现物质保障的同时，对精神层面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是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工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缺乏创新。

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领导干部多采用传统的“灌输式”方法，如“直接命令”“下达任务”“发放宣传页”等，这些方式往往停留在表面，仅满足于完成上级任务，缺乏与农民的深度交流与反馈机制。例如，为了完成上级的打卡任务，领导干部仅将政策和法律法规读给农民听，并拍照留证，但其中的专业术语农民难以理解，导致其被动接受新思想，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观念，甚至弱化了农民的主体性，难以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部分领导干部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重视不足，缺乏主动探索新方法的动力。他们习惯于传统的教育模式，认为“灌输式”方法最为高效，却忽视了新时代农民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需求。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就是人的思想态度，通过教育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激发人们自觉参与社会活动的主动性，完成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人翁责任[6]。然而，在于集镇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长期以来，教育内容过度聚焦于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宣贯，偏重理论阐述而缺乏生动实例支撑，呈现出明显的“空洞说教”特征，内容较为抽象、枯燥且教条化，难以契合农民的认知习惯与实际需求，同时也未能深入挖掘其内涵与时代价值，忽视了教育内容应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更新的必要性。

    1. 教育载体局限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承载并能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或信息的形式[7]。教育载体的选择直接影响农民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长期以来，于集镇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在载体运用上呈现出较为单一的特征， 主要依赖于会议与大喇叭这2种传统形式。在会议传达过程中，参会人员将会议核心内容以口头形式向农民进行转述，但在此过程中，部分代表往往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主观意识融入其中。这种主观倾向的介入，不仅可能导致政策解读的偏差，还可能使农民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时产生误解，从而削弱教育的实际效果。此外，大喇叭作为一种传统的宣传工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快速传播信息，但由于其传播范围受限，且农民在农忙时节耕作地点与村委会距离较远，导致许多农民无法及时听到大喇叭传达的内容，进而容易错过上级领导下达的重要通知，遗漏关键信息。这种单一且存在局限性的教育载体模式，难以满足新时代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多元化需求，亟待通过创新与优化来提升其传播效果与教育质量。

  1. 乡村振兴背景下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具体对策

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是维护乡村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因此，当地政府应该不断优化教育队伍、解决农民现实需要、创新教育方法、丰富教育内容、拓宽教育载体，补齐于集镇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短板和漏洞。

    1. 优化教育队伍，解决农村现实需要

      1. 优化教育主体队伍，提升专业素养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化亟待从教育主体入手，通过系统性改革与创新，提升教育主体的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进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当前，应着重增加具备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背景的专职人员，这些人员不仅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掌握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技巧，能够精准应对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复杂问题。同时，通过建立人才引进保障机制，调配年轻村官、优秀志愿者、选调生等人才到基层，吸引更多高学历、高素质人才投身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马克思认为“，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8]。思想政治教育者应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紧跟时代步伐，更新教育内容。例如，通过集中学习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开展专题教育活动，将时政热点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增强教育的时效性与针对性。此外，建立动态考核体系与多元评价体系，激励教育者不断提升自身教育水平，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始终充满活力。

      1. 促进产业发展，满足农村文化需求

为了落实党中央提出的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了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于集镇政府应该积极地招商引资，让适合于集镇发展的产业落户，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带动于集镇经济的发展，从而减少年轻劳动力的外流，优化于集镇农村年龄结构。年轻劳动力是进行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客体，而且年轻劳动力接受新思想的能力强，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协助村干部宣传新政策，减轻村干部的宣传压力。激发农村的内生动力除了满足农民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外，农民的合理文化需求在于集镇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开展农村书屋阅读行动，积极引导农民养成好读书、读好书的习惯，营造“全民读书”的良好氛围，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激发农民的潜在活力。开展结对帮扶行动。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深入了解民意， 开展思想政策宣传，持续激发农村的内生动力。通过满足于集镇农民对于文化的需求，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就会显著提升。

    1. 创新教育方法，挖掘农村思政元素

      1. 丰富教育方法，促进教育内容内化

在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进程中，必须充分考量于集镇的地域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等多方面因素，从而精准选择适宜且高效的教育策略。领导干部需摒弃单一的灌输式传统方法，在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还可运用激励教育法，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随着农民思想政治意识的逐步提升，可逐步引导其开展自我教育，使其按照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主动规范自身行为，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内化于心与外化于行。

      1. 聚焦新时代指导思想，丰富思政教育内涵

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农民的政治意识，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要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朴民风中的重要作用[9]。因此，要深入挖掘于集镇爱国主义教育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祭祀祖先和开展历史英雄追忆活动，激发农民的爱国热情。与此同时，要深入挖掘于集镇道德品质和家庭美德教育资源，积极宣传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的思想道德，把孝敬父母、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互助基本行为准则贯穿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把更多、更优秀的传统文化注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1. 传统教育载体的优化与拓展

教育载体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的实际效能。在于集镇，大喇叭与开会这2种传统的教育载体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功能与价值，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传播手段。大喇叭能够快速、广泛地传播信息，尤其适合老年人群体，而开会则可以通过村代表的引领作用，因地制宜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然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农民的信息获取渠道日益多样化， 传统教育载体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创新教育载体成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必然选择。创新教育载体并非是要彻底摒弃这2种基础载体，而是要在保留其优势的基础上进行优化与拓展。

在基本教育载体的基础上，于集镇可以进行大胆创新，拓宽教育载体。互

联网的发展，已经让农民接触到微信、抖音、快手等软件，于集镇各村也都有自己本村的微信群，这样微信群就成为一种新颖的教育载体。领导干部在第一时间可以通过微信传达重要文件。同时，也可以通过推荐微电影、短视频、电视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这种方式减少了教育客体的排斥心理，潜移默化地传播着主流价值形态，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1. 结束语

加强于集镇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是切实提高于集镇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必经之路，是于集镇社会转型的强大推动力量。而于集镇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敏锐地发现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深究问题背后的根源，不断地积累经验、深化认识，推进于集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展开，是于集镇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努力的目标，这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下“职农互助”育人模式创新研究 基于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实践探索

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沈爱凤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其核心在于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而人才振兴是这一系统工程的关键支点[1]。当前，我国乡村面临人才“空心化”、技能供需“错位化”、产教融合“表层化”三重困境[2]，传统职业教育助农模式往往囿于单向度技术输送，难以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能。

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以其“双元育人、多元协同”的优势，为重构职业教育与乡村发展的共生关系提供了新范式[3-4]。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以实践为导向，通过制度创新回应了城乡融合发展国家战略需求。

已有研究表明，职业教育通过与产业的深度对接，能够有效缓解乡村人才短缺问题，并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能[5]。外部资源输入需与乡村主体性结合， 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2]。在此基础上，“职农互助”模式应运而生，其核心在于通过职业教育与乡村产业的双向互动，构建人才流通协同机制。

因此，探索“职农互助”育人模式的实施策略，将有助于破解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人才短缺难题，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1. “职农互助”是对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特色”的提炼

作为对传统学徒制的扬弃与发展创新，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特点有二：

    1. 以现代学徒制实现对传统学徒制的超越

现代学徒制实践导向更为明确，校企合作关系更为紧密，师生角色身份更加多元，这一模式与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培养路径高度契合。具体而言，一方面，学生身兼传统学生与企业学徒双重身份，劳动成果直接为企业所用，享受学徒薪资待遇；另一方面，教师既包括高职院校授课教师，也包括企业技师，企业技师直接传授业界实操知识，形成“双导师制”联合培养模式。现代学徒制的“现代性”特征还体现在国家层面的深度参与上，学徒不再单纯被视为雇主的私有资源，而是被视作社会共有的宝贵人力资源[4]。国家制定相关政策规范，推动跨部门合作机制的落实，以确保学徒制的有效运行。

    1. 以中国特色体现职教育人的价值取向

当下，中国现代制造业70%的人才由职业教育培养[6]，这一数据充分彰显

职业教育在中国现代产业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是现代化产业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现代学徒制历经时代变迁，并在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形成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与多种运作机制。尽管这些西方国家在学徒制的外在特征上有所差异，但其内核是一致的———均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发展目的均为适应不同阶段资本扩张需求，因此天然具有产业规模集聚化、属地去乡村化的整合趋势，而中国特色正体现在独特的城乡共生而非互斥的关系之中。农村革命的历史经验及脱贫攻坚的现实实践彰显乡村主体性。笔者对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研究，即意在借由这一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激活乡村现实资源，同时使这一资源助益于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笔者提出“职农互助”新模式：首先，“职农互助” 在宏观层面以国家政策为指导，在实践层面由职业院校及乡村基层党组织具体负责，鼓励农民进院校、学生进田间。其次，“职农互助”的根本出发点是打通乡村振兴人才流动机制，使学生在实践中融入乡村建设，农民在参与育人过程中锻造主体意识，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融合发展的诠释。

在育人机制上，“职农互助”育人模式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双重突破：一方面，将学徒制的实践场域从工业车间延伸至广袤田野，构建职业院校与乡村产业“双主体协同”新型关系；另一方面，突破“城市中心主义”的教育供给逻辑，以“农民进课堂”的知识反哺与“学生下田野”的实践浸润形成双向赋能机制。这种创新不仅回应了《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4号〕中

“推动校企深度合作”的政策导向[7]，而且在实践层面探索教育链、人才链与乡村产业链、创新链的耦合路径。

  1. “职农互助”赋能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1. 四位一体———明确“职农互助”主体与顶层架构

在“职农互助”模式中，明确“政府—院校—企业—农民”（政校企农） 主体和顶层架构是该模式能够深化校企合作的重要前提。在“政校企农”四位一体模式中，各主体地位平等。政府在其中扮演引导和支撑的角色，通过出台相关政策，为职业教育与农村产业合作提供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引导企业与职业院校积极参与乡村振兴。职业院校致力于培养符合农村产业发展需求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调整专业设置，重构课程体系，以培养适应农村产业发展的实用型人才[5]。农村产业主体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和就业机会，同时从职业院校获得技术支持和创新动力，推动自身产业的升级和发展。企业在合作中发挥桥梁作用，将学校的教育资源与农村的产业资源有效结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1. 双师型师资赋能“职农互助”———优化现代学徒制师资队伍

双师型师资队伍是“职农互助”模式的重要支撑，高素质的双师型师资队伍能够有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从学校到企业，教师在乡村企业挂职期间，可以深入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和技术需求，使教学内容更加贴近实际工作， 更好服务对接乡村的实际发展需求。从企业到学校，企业实训课程、实习课程及企业导师（特别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参与，能够将企业的实际需求和先进技术引入学校。企业导师将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技术传授给学生，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专业技能、更深入地理解乡村振兴的意义。

    1. 职业认证赋能“职农互助”———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新型职业农民本质上是专业技术性人才[5]，通过职业认证，能够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水平和社会认可度。在农业生产领域，获得职业技能证书的农民掌握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在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领域，获得职业技能证书的农民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职业认证能够促进职业教育与农村产业的深度融合。通过职业认证，企业可以了解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为企业选拔优秀人才提供依据。职业院校可以了解企业的技术需求和发展方向，为学校调整专业和构建课程体系提供参考。

    1. 全流程共建机制赋能“职农互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1. “双主体”协同构建课程体系

  1. 构建岗位导向课程体系。由企业主导，针对农业生产、加工、电子商务等产业链核心环节，制定《新型职业农民岗位能力基准》，明确技能层级与知识体系要求。

  2. 将农民实战经验融入课程设计。选拔优秀职业农民参与课程研发， 将其在田间管理、市场风险规避等方面的实战经验转化为教学资源，丰富课程资料库。

  3. 校企联合开发活页教材。依托企业真实项目，开发系列化、模块化课程单元（如“农产品网络直播营销策略”），确保每季度技术参数与市场资讯的实时更新。

  4. 引入企业化教学准则。推行“企业导师工坊”模式，邀请企业技术骨干定期入驻校园，指导实践教学方案的制订，并将ISO质量管理、6S管理等企业标准深度融入教学流程。

  5. 制定双轨课程标准。理论课程遵循国家教学标准，实践课程则依据企业内部培训标准，如将京东农业基地的“冷链物流操作流程”直接转化为实践训练手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对接。

      1. 构建全生命周期技能培养体系

实施“三段递进”工学结合培养模式（见表1）。该架构通过农民在“产品

—供应链—在地化服务”环节的深度参与，弥补电商专业学生“重流量轻产品、重数据轻体验”的短板，培养既能驾驭数字化工具、又扎根乡村产业的“新农商”人才，助力乡村振兴与农村电商升级。

  1. 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职农互助”的实际作用

    1. “政校企农”四位一体成为区域发展新增动力源

“职农互助”模式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一种创新实践。它着重于职业教育与农村发展的深度整合，旨在实现职业院校与农村产业主体之间的互利共赢。

当前，越来越多的职业院校在发展过程中主动对接地方发展需求，通过“区校一体”有效构建“政校企农”合作矩阵，优先服务所在区域农业发展，利用地理优势和合作便捷性，实现职业院校与农村产业的紧密合作。职业院校可以与当地的农业企业、农村合作社等建立合作关系，为当地农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技术服务。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技术咨询等活动，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通过与企业合作开展科研项目，推动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鼓励职业院校与农村产业主体合作，为合作项目提供政策保障。政府可以设立专项基金，支持职业院校与农村企业合作开展的农业科技创新项目。

    1. 推进“职农互助”产业链和创新链“双链”一体化

随着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加快并落地乡村基层，广大农民既是产业链一端的从业者，又因乡村数字化生产模式和服务体系的推广与完善能够在日常

生产生活中及时学习新政策、运用新技术、解决新问题，成为创新链一端的实践者，“职农互助”模式具备了产业链与创新链“双链”一体化的实现基础。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优势的加持下，引导合作企业特别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市场主体向农村布局，能更好满足农村集体企业实际发展需求，解决农村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通过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可提升农村产业的竞争力；通过开展农产品加工、销售等业务，可延长产业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提升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在农产品加工领域，企业可以利用自身的技术和设备优势，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开发多种产品，提高农产品的市场价值。在销售环节，企业可以通过电商平台、物流配送等渠道，将农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拓宽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1. 打造满足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的院校特色专业

应面向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新生态，满足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需求， 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产业，促进专业设置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和有机衔接[8-9]。随着农村电商的深入发展，在“职农互助”培养模式下，职业院校可以优化电子商务专业，培养掌握农村电商运营、网络营销等技能的人才，大胆启用并鼓励农民主播进校园，为学生提供从种植生产到包装销售全流程的实操讲解，为农村电商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持。随着农业智能化的发展，职业院校可以开设农业智能装备应用等专业，培养掌握先进农业技术的人才，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1. “职农互助”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笔者所在学院立足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为理论内核，构建了“专业链对接产业链、人才链激活创新链”的“职农互助”实践范式。其管理工程系紧扣区域乡村振兴战略需求，依托跨境电子商务与旅游管理两大专业群，创新形成“政校企农”四位一体的产教融合共同体，通过“双线并行”的育人机制推动职业教育与乡村发展的深度融合。

    1. “职农互助”模式的运行机制

      1. 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构建逻辑

学院以“在地化服务”为原则，联合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吴江分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吴江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下辖的五个行政村等多元主体，搭建“教育赋能—产业反哺”

的双向循环系统。通过签订《兴农联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明确3方权责：企业提供技术标准与市场渠道，乡村提供实践场景、与直播产品相关的知识，院校提供智力支持与人才储备，形成“需求牵引—资源整合—价值共创”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1. 双线并行的实践路径

实行双线并行的实践路径：专业竞赛驱动型路径、产业需求导向型路径。专业竞赛驱动型路径：以“邮政杯”全国直播大赛为载体，创新“三段递进”培养模式。学生通过“田间课堂”（参与蔬菜种植生产全流程）、“反哺课堂”

（农民传授加工包装技术）、“实战课堂”（直播策划与运营）的三阶段学习， 完成从认知建构到技能转化的闭环。产业需求导向型路径：以苏州市吴中区西山青种枇杷项目等特色农产品项目为基础，构建“校村双导师制”。由教师与村支书共同指导学生开展“文化溯源—品牌策划—流量运营”一体化实践。如在“西山杯”校园直播大赛中，通过42场直播将枇杷销售半径从50km扩展至全国，并植入“太湖生态”“枇杷药用文化”等叙事元素，品牌搜索量环比增长136%。

    1. “职农互助”模式的创新价值

      1. 人才培养的范式突破

该模式通过“双重身份学徒制”（学生兼具学习者与乡村创客的角色），实现了能力培养的3个转化：从标准化技能训练向复杂情境问题解决转化，从单一岗位能力向农产品全产业链认知转化，从技术应用向乡土文化传承转化。2023年校企联合评估显示，参与项目的学生农业电商运营能力达标率100%，创新提案被企业采纳率超40%，就业对口率达92%，显著高于传统培养模式。

      1. 产业振兴的乘数效应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数商兴农”实践如建立农产品电商大数据分析中心），推动农业经营主体从“生产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型。以西山青种枇杷为例，其线上销售的份额由原先的不足5%显著跃升至34%。借助大数据技术，农业经营实体能够精确捕捉市场趋势，及时根据市场方向调整生产计划，有效解决农产品供需失衡难题，加速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步伐。

  2. 产业链价值重构。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芜菁（大头菜）项目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以及文化价值的挖掘与传承，实现从传统农产品向现代化、品牌化、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变。这一过程不仅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和品牌影响

力，还带动了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为传统农产品加工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1. 乡村治理的协同创新

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下辖的群幸村创立了名为“兴农驿站”的平台，借助学生团队的力量，对村民主播进行系统培训，利用直播平台展现当地独特的农产品。群幸村计划在农田开发和农业发展上持续深耕，通过“短视频+直播+电商”的融合模式，促进本地特色产品在线上、线下市场的广泛销售，从而为乡村振兴注入创新活力。这种“教育介入—能力提升—治理优化”的链式反应， 为破解乡村“空心化”提供了新思路。

  1. “职农互助”模式的制度性壁垒与系统优化策略

在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框架下，“职农互助”模式在实践中遭遇了制度张力与系统适配性的双重挑战，亟须从治理结构优化、动力机制重构、供给体系升级3个核心层面寻求突破。

    1. 协同治理的制度壁垒与突破策略

      1. 制度壁垒的深度剖析

  1. 主体协同的结构性冲突。职业院校与乡村产业主体间的合作存在显著的“三重鸿沟”：在资源禀赋上，前者侧重于知识资本的累积，后者则主要依赖土地与劳动力资源；在目标导向层面，教育的公益性追求与产业的经济性需求间存在明显张力；在功能定位上，人才培养的长期性与产业发展的即时性需求难以有效对接。这些结构性冲突导致双方的合作大多停留于浅层的“项目式”互动，难以构建深度协同的长效机制。

  2. 制度供给的碎片化问题。现行政策体系主要面临的难题：缺乏统一标准，学徒权益保障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支撑；缺乏动态调整机制，质量评估指标与产业升级步伐严重脱节；缺乏协同平台，跨部门统筹机构缺失。

      1. 突破策略

  1. 构建“三纵三横”治理框架。纵向构建“省—市—校”3级乡村振兴产教融合领导小组，横向搭建“教育—农业—人社”跨部门联席会议机制，以增强治理的协同性与系统性，促进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利用。

  2. 完善制度供给体系。地方政府可依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现代学徒制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19〕12号），制定《乡村振兴现代学徒制实施细则》，明确学徒的劳动关系、保险保障等核心条款，并建立基于“负

面清单”的动态管理制度，以确保政策的时效性与适应性，为“职农互助”模式的深入实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1. 激励相容机制的缺陷与重构路径

      1. 激励相容机制的现存缺陷

  1. 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激励错位。在协同机制中，职业教育机构与乡村主体作为双重代理，面临多重委托方的差异化诉求。前者注重人才培养的长周期性与系统性，后者则关注产业发展的即时性与实效性，两者差异导致行动逻辑矛盾。该差异引发两大问题：一是动态适应性障碍，技术迭代与教育周期不匹配，人才供需错位；二是评价偏重显性成果，忽视技能与岗位匹配及技术转化，造成激励偏差。

  2. 利益联结机制缺陷亦阻碍协同效应。一是契约关系不稳定，缺乏市场机制，主要依赖政策，合作不紧密；二是风险共担意识不足，现有模式重成果轻成本，主体在面对不确定性时趋于保守。

      1. 重构路径探索

1）设计“双螺旋”激励模型。构建“人才培养贡献度—产业服务绩效”双重评价体系，将院校考核与乡村生产总值增长率、新型经营主体培育数量等经济指标挂钩，以增强双方的协同动力，促进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1） 创新利益分配机制。推行“基础服务费+绩效分成+知识产权共享” 的复合模式，如学院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吴江分公司、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群幸村通过约定直播销售额的一定比例作为人才培养基金，实现了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为“职农互助”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供需适配的系统性滞后与升级策略

      1. 供需适配的系统性滞后分析

  1. 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脱节。随着乡村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新兴职业如“农业大数据分析师”“乡村旅游策划师”等不断涌现，但职业院校的专业调整周期往往滞后于市场需求2~3年。以某电商专业课程为例，区块链溯源、农产品算法推荐等前沿技术内容的占比不足15%，这反映了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严重脱节。

  2. 能力供给与岗位要求不匹配。现代农业人才需要具备“技术应用— 商业运营—文化传承”的复合能力，但现有培养方案中文化素养类课程占比过低，跨学科实践项目的覆盖率不足，这导致人才培养与岗位要求之间存在显著

差距。

      1. 升级策略

  1. 建立“三新四链”专业建设机制。围绕新农业、新业态、新技术， 推动专业链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如开设“智慧农业技术” 微专业，并设置“数字营销—非遗活化”等跨学科课程模块，以满足新兴产业的多元化需求。

  2. 制定“双元四维”能力标准。地方政府需依据本地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需求，制定《乡村振兴技术技能人才标准》，从技术技能、商业思维、文化素养、生态理念4个维度重构培养目标，以提升人才的综合素质和适应能力， 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1. 结束语

笔者论证了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创新的路径，探索“职农互助”模式在乡村人才振兴中的价值。研究发现，在制度创新层面，该模式通过“政校企农”协同机制，重塑了职业教育与乡村发展的关系，将“双元育人”理念拓展至城乡融合领域，构建了良性循环体系。通过“外源输入”与“内生激活”的耦合推动乡村振兴转型，凸显了制度创新的作用。在实践效果上，学院的实践表明，“职农互助”在人才培养、产业升级及社会治理方面成效显著。在人才培养上，实施“双重身份学徒制”，实现了学生从技能训练到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跃升，参与合作项目的学生就业对口率高达92%；在产业升级层面，助力农产品线上销售增长及产业链增值；在社会治理方面，依托“兴农驿站”等平台构建了链式反应机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乡村“空心化”问题。在理论贡献上，“职农互助”模式丰富了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展现了中国智慧。针对优化策略，笔者进行了“三纵三横”框架、“双螺旋”模型及“双元四维”标准的探索，强调立法保障、动态调整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支撑模式优化。研究认为，“职农互助”这一职业教育模式有助于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提高产教融合质量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乡村治理提供“技术赋能+制度创新

+文化传承”的中国方案。

新时代大学生国防安全意识培养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西藏农牧大学亢桀

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高等学校应当设置国防教育课程，加强国防教育相关学科建设，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使学生掌握必要的国防理论、知识和技能，具备较强的国防观念[1]。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高校应当注重对大学生的国防安全意识进行培养，以切实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与责任担当。

一、新时代大学生国防安全意识培养的重要性

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大学是培育高层次人才的摇篮，学生毕业后就业面较广，这些行业关系国家发展，关系人民健康，也与国家的国防建设息息相关[2]。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肩负为国家输送高素质人才的重任，强化国防安全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是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关键举措。

二、大学生国防安全意识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重视程度偏低

作为大学生，应提高自身的国防安全意识，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对于广大高校而言，也应充分认识到国防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做好对大学生国防安全意识的培养。但是，目前部分高校在开展国防安全教育的过程中，存在重视程度偏低的问题。受信息获取的局限性、历史文化的独特性等因素的影响，部分高校对国防安全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深刻，在对大学生进行国防安全意识培养的时候，存在重视程度不足的问题[3]。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相关的课程体系和评价机制不够完善，教育内容单一，教育模式也较为传统，无法有效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教育资源投入不足

大学生国防安全意识的培养过程中，高校对各类教育资源有着一定的需求。但是，目前在教育资源方面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的国防安全教育成效。首先，存在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4]。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许多有益于国防安全教育的活动和项目难以顺利开展，例如教育基地建设和军事体验实践活动开展等。其次，教材和教学设施较为陈旧。现有国防安全

教育教材未及时更新，难以反映最新的国防安全形势和理论成果。教学设施的缺乏和老化，则限制了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和现代化。另外，师资力量不足也是影响大学生国防安全教育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多高校缺乏具备深厚国防知识背景和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无法保证国防安全教育的质量。

（三）政策支持不到位

长期以来，国家十分重视高校的国防安全教育问题。但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到位的问题。在实际的高校国防安全教育中，为高校所提供的政策倾斜和支持偏少[5]。同时，对于高校与不同部门、组织等的沟通与交流，引导较少，导致高校、社区、相关部门、部队等的沟通与合作不足。另外，缺少对高校国防安全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对于高校国防安全意识培养成效及存在的问题等，缺乏系统研究，不利于高校国防安全意识培养效果的持续提升。

三、进一步提升大学生国防安全意识的相关对策

（一）提高对大学生国防安全意识培养的重视程度

首先，对于不同的高校而言，应加大国防安全教育在学校的普及力度，高度重视对学生的国防安全意识培养问题，将其纳入学校日常教育工作的重要位置。在学校的课程体系中，设置完善的国防安全教育课程，通过相关课程的开展，系统培养学生的国防安全意识[6]。为增强国防安全教育实效性，高校还应积极构建长效机制，构建“课程—实践—文化”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完善课程与评价体系，优化课程设置，将国防安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确保课时充足、内容系统。建立“理论考试+实践表现+活动参与”综合评价体系，如撰写国防主题论文、参与军事实践，避免单一纸笔测试，量化衡量教育效果，定期调研学生国防安全意识，动态调整策略。同时，定期组织开展国防安全知识讲座，邀请相关专家，结合丰富的历史实例和时事热点，以及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具体的国防安全案例，对学生进行国防安全相关知识的讲解，通过观看纪录片、师生互动问答等方式讲述英雄人物事迹、普及国防教育知识，以培养学生的国防观念，增强其国防安全意识，将国防安全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其次，丰富、创新国防安全教育模式，积极依托互联网，应用各项新型技术手段，拓展国防安全教育宣传渠道。高校要创新形式手段、丰富载体内容， 借助VR、AR、人工智能技术，开展网络攻防演练、开发国防安全教育游戏，让学生沉浸式体验军事场景，提升兴趣，增强国防安全意识。学校还可以积极整

合各方资源，创新教育形式，开展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国防安全教育、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等活动，让国防安全教育更加生动有趣，以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提高其对国防安全的认知水平。例如，高校可以开展主题鲜明、特色突出的国防安全教育月活动，着力强化广大师生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国防安全观念和忧患意识。组织广大师生参与唱诵革命歌曲、讲述英雄事迹，讲好革命故事、传递家国情怀，参加“爱我国防”征文、讴歌英雄等活动，凝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思想共识。通过积极创新教育方式，实现国防安全教育从传统的“大水漫灌”向精准化的“精准滴灌”转变， 使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沉浸式体验中深植大学生的心田。

另外，各高校还可以积极与部队进行沟通与合作，邀请部队官兵进入高校校园，对大学生进行国防安全教育，培养学生的国防安全意识。高校可以与当地驻军、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合作，邀请现役或退役军人进校宣讲军营故事[7]。高校还可以组织学生深入军营，通过实践活动，近距离观察、感受军营生活， 加深对国防安全的理解和认识。通过组织学生进军营参观，感受军队现代化建设成果，增进了解，培养其国防安全意识。例如，为全面提升大学生的国防安全意识，西藏农牧大学联合当地驻军部队不定期开展各类体验活动，通过建设国防教育馆、开展大一新生军训、开设军史课、邀请官兵到校演讲等各种方式，推进校地军民实践育人常态化发展。通过清明祭英烈、留言缅怀、英模故事同讲等活动促进育人成果转化，实现“震撼性体悟—体系化共建—持续性转化” 的育人闭环，深化师生对国防建设的理解，增强师生国防安全意识和责任感、使命感。

（二）加大大学生国防安全意识教育资源投入力度

为更好地培养大学生的国防安全意识，在下一步工作中，还需要加大大学生国防安全意识教育资源投入力度。首先，在资金投入方面，各地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国防安全教育的资金投入，为高校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支持，确保相关资金可以全面覆盖大学生国防安全意识培养的整个环节，包括教材开发和教学设施建设以及师资力量建设以及国防安全教育活动举办等。同时，政府部门也可以积极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高校大学生国防安全意识培养工作中，丰富资金来源，构建多元化的资金渠道。

其次，加强对教材和教学设施的更新与建设。在教学设施方面，针对以往相关设施较为基础、陈旧的问题，高校可以加大投入，积极对现有的教学设施

进行优化和改进，合理引入各种新型的教学手段和教学工具，例如各种在线教学平台和在线模拟训练系统等，以提升国防安全教育效果。例如，高校可以将国防安全教育融入“指尖课堂”，通过“云端授课-弹幕互动”双向互动机制，打破传统教育时空限制，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领悟的同频共振，实现国防安全教育从“指尖”到“心间”的深度渗透，筑牢新时代国防安全教育数字防线， 更好地培养学生们的国防安全意识。在教材方面，高校可以结合本校国防安全教育的实际情况以及教育需求，积极组织专家团队进行国防安全教育教材的编写，提高教材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和新颖性，将国家安全教育、意识形态教育、反邪教科普及反诈宣传等内容有机融合，以更好地对学生进行国防安全教育[8]。在教学中，还应注意依据高校不同学科的教学内容和特性设计针对性的国防安全教育内容。例如，文科专业可借助“国际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等课程，针对热点议题分析，帮助学生明晰各国利益立场、探寻国际问题根源解法。理工科专业可以结合国防科技前沿，增加航天、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等案例进行教学，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探索热情。对于体育类专业，可以融入军事体能训练，强化学生的组织纪律和心理耐受力。

另外，强化国防安全教育师资力量建设。针对以往国防安全教育师资力量不足的现实情况，在下一步的国防安全教育工作中，高校应积极建设国防安全教育师资培训基地，重视对现有教师的系统培训。定期举办培训班和研讨会， 鼓励思政教师、辅导员参加国防教育专题培训，分享教学经验，不断丰富其国防安全教育相关知识，鼓励教师积极学习各种新型教学技术，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高校也可以与军队院校共建师资，提升教学能力，聘请校外专家， 邀请退役军人、军事专家、国防科研人员担任兼职教师或举办讲座，增强专业性。同时，应当积极吸收更多优秀教师。各地要通过必要的政策引导，吸引更多具备国防安全知识背景与丰富国防安全教育经验的教师到高校任教。

（三）完善相关政策支持

在政策支持方面，首先应加大对高校的政策倾斜和支持力度，在资金投入、基础建设、教材开放等方面给予更多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确保各大高校有足够的资源开展国防教育。这一过程中，相关部门需要制定详细的资金分配方案，明确具体的绩效目标，明确有关政策要求，对资金使用、项目执行及效益实现进行管理、监督和检查，组织实施绩效管理工作等。各高校应做好项目申报、实施、预算执行、资金使用和绩效管理等工作，按有关规定加强财务管理，确

保专项资金使用安全、规范和有效。资金实行“谁使用、谁负责”的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将专项资金用于偿还债务、支付利息、对外投资、人员经费等支出，不得用于带队教师、承办服务机构、随行家长参加研学等支出。

其次，鼓励和支持高校、社区、相关部门、部队等积极进行沟通，并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活动，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国防安全教育活动，通过各方合作的不断扩大，深入推动各类国防安全教育以及相关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培养大学生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爱国情怀、扎实的学识以及良好的身心素质。从而有效提高国防安全教育的吸引力，提升国防安全教育效果，以更好的对大学生的国防安全意识进行培养。例如，宿州学院在对学生进行国防安全教育的过程中，积极地与淮北市烈山区人武部合作，让大学生们在实践中接受生动的国防安全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他们的国防安全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在活动中，学校组织学生们参观淮北市烈山区周圩子淮海战役后方医院遗址，并聆听讲解员讲述国防故事。通过丰富的史实和详尽的数据，讲解员深入浅出地讲述国防和国防意识的重要性，通过一系列历史事实和国际形势的分析，阐述了国防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进而引导学生们认识到大学生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国防后备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树立牢固的国防安全意识，才能更好地担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通过实践活动，很好地培养了学生们的国防安全意识，涵养其家国情怀。

另外，加强对高校国防安全教育的理论研究以及实践探索。对于各地的政府部门和教育部门等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高校国防安全教育工作，组织相关专家、学者深入到不同的高校中进行走访调查、实地调研，广泛收集本地区高校国防安全教育工作的实际开展情况、开展效果，了解高校在学生国防安全教育方面实施的各种教育教学措施，在学生国防安全意识培养方面取得的成效， 以及在国防安全教育方面的实际需求等。尤其要注意分析高校在学生国防安全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完善教育方法和手段，形成系统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指导措施，以促进高校国防安全教育水平的提升。

四、结语

总之，新时代背景下，对大学生进行国防安全教育，培养其国防安全意识至关重要。在具体的培养过程中，高校以及相关部门、社会力量等应积极参与其中，针对存在的问题，予以积极努力，不断完善高校国防安全教育水平，切

实提升学生的国防安全意识。

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问题及对策探析

黑龙江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凤

（2025年10月20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治理主体、治理内容及治理方式” 的社会治理核心逻辑，提出一系列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思想、新观点以及新论断[1]，为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

一、党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党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地位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基层社会结构正经历深刻转型，新兴组织、民间团体及新社会阶层崛起，推动基层组织结构从一元化转向多元化。传统治理模式难以适配复杂社会环境与群众多样化需求，需通过基层党建创新治理路径。当前，基层矛盾呈现多样性，不稳定因素增加，需以党建为引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基层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步入崭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追求，在基层社会领域体现得尤为突出，既涵盖对政治生活的需求与个人利益实现的期望，又体现在对高品质生活与精神文化追求的深化。基层党组织需以此为指引，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促进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提升群众幸福感与满意度，切实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党建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第一，党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引领者。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的执政根基。

[3]党建的引领作用体现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推动改革发展、加强基层民主管理等方面，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保障。第二，党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者。基层党组织通过组织活动、整合资源等方式推动治理有序进行，体现在加强组织建设、培养骨干、推动志愿服务等方面，提供组织保障。第三，党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服务者。基层党组织作为服务前沿，通过提升党员队伍水平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体现在解决问题、改善民生、促进社区发展等方面，提供重要支撑。

（二）党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基层组织建设就一直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我们党始终把基层组织作为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落实。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的核心地位，推动基层治理体系的健全和完善。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是对我们党长期执政经验的总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实践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和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在基层的全面覆盖，可以有效地提升基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同时，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还能够激发基层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引领力量，主要发挥三大作用：一是思想引领，通过强化党员教育提升政治觉悟，筑牢治理思想基础；二是组织保障，完善基层组织体系与制度机制，确保治理有序推进；三是示范带动，党员率先垂范激发群众参与，形成共建共治格局。三者协同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完善与治理能力提升。

二、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基本问题

（一）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思想认识不足

在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中，有的地方对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一定误区。[4]第一，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在一些地方，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导致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发挥得不充分。第二，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在一些地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忽略了“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的重要性，导致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第三，对“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树立意识不够， 将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分割开来。在部分地方，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被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没有意识到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降低了公众参与度，很难适应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二）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融合程度不高

部分地区治理实践显示，基层党建虽获各级党组织重视，但与基层社会治理协同不足。基层党组织协调效能未充分凸显，其党建模式常独立于社会治理环节，存在形式主义风险。第一，基层党建在社会治理中呈现出“淡化”态势。经过深入调研，不少地方基层党组织对自身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认知

尚显模糊，许多基层党组织倾向于认为社会管理主要依赖政府的力量，党建工作只聚焦于组织建设方面，并未充分发挥其在推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第二，党建活动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衔接尚显薄弱。党建活动内容与形式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单一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的能力。

（三）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机制不完善

党组织是领导社会治理的核心力量，但现有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机制存在不足，影响效能。第一，党组织领导下的各治理主体职责定位问题模糊不清。在当前基层社会治理进程中，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边界划定、权责分配存在模糊不清的现象，这些都制约了各主体主要职能的发挥，限制了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同时，基层党组织的组建、运作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组织架构不健全、制度不完善、活动开展不规律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得基层党组织在推动改革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等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第二，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管理不规范问题突出。一些基层党组织在深入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方面存在不足，对党的相关政策法规的理解尚未达到全面透彻的程度，导致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同时，部分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责任心不强，工作作风不扎实，对党员教育管理不到位，忽视了基层的党风廉政建设。第三，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队伍建设存在短板。面对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复杂形势，一些地方党组织领导下的社会治理队伍素质不高、能力不足，党员带头作用发挥不突出，难以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的要求。

三、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对策

“纵观各国治理实践，如果社会治理跟不上经济发展步伐，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经济发展难以为继，整个社会也可能陷入动荡”。[5]为此，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并探索在新时代下如何解决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核心问题的策略。此举不仅旨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效能，更是旨在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6]，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石。

（一）提升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思想认识

各地区要充分认识到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将基层党组织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确保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7]为推动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发展，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构建“党建引领、县乡主导、社区主战场、群众参与”的基层治理新模式，实现基层治理科学高效有序，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提衣领、牵牛鼻，办好基层事关键在党组织带头人。党建引领发展、绳牵治理，通过整合资源力量发挥政治组织优势，是推动发展、优化治理的核心。

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根本保证。“基层党组织应以‘网格化+’管理模式为手段，实现区域资源整合，提升服务效率和治理效能”[8]，将党组织领导与服务职能深入基层治理各环节，确保政府、社会与居民自治和谐互动，推动更高层次发展。贯彻落实“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深刻认识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整体性，通过深化理解二者关系提升公众参与度，更好适应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需求。

（二）深化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社会治理的有机融合

基层社会治理需统筹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党委领导为核心，协同政府、社会组织及公众等多元主体，构建“一核多元”治理格局，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党委领导是核心，需要各方共同参与努力。

第一，明确并坚定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各治理主体应严格界定自身的权责范畴，确保职责明确、分工合理。基层党组织应自觉肩负起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使命，为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发展提供清晰的方向指引和目标定位，不断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能力和效能，确保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取得实效，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这一对策明确了党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核心政治作用，是引领和推动治理进程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也强调了多元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性和作用。

第二，转变政府角色。基层政府摒弃传统“管理者”心态，明晰“有限政府”职能权限，树立服务导向、精准定位角色，稳步推进职能转变、争做“有为政府”；通过权力下沉、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治理，不再将政府与群众简单视为“主体与客体”，而是激发群众积极性，将其作为平等治理主体，实现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良性互动，推动二者高效对接，促进公共服务向专业化、精细化发展。

第三，激发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并促进居民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社会组织作为党政与群众之间的桥梁，应积极参与基层治理服务项目，以有效促进

基层治理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过程中应充分发挥群众自治功能，使得群众的事群众议、群众的事群众定，将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增强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提高基层治理和服务的精准化水平。实践证明，构建“一核多元”的协同合作基层治理结构有助于形成“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良好基层治理局面，促进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三）完善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

社会治理创新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为了更好地应对各种社会挑战，我们需要在多个层面和渠道上发力。其中，社会治理方式方法的革新和改善尤为关键。这是因为，社会治理的顺利推进需要科学有效的治理体系作为支撑，革新和改善治理方式方法可以进一步推动治理体系的完善，提升社会治理成效。

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是核心任务，需通过改革创新完善机制、丰富内涵形式，确保社会事务管理高效有序；扩大治理力量参与广度与深度，形成全民共建共治格局。具体而言，应构建深化“四治融合”体系：政治治理突出党的领导，实现基层利益最大化；法治治理加强法律宣传执行，提升群众法治素养；德治治理是基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组建“小板凳+N”草根宣讲大联盟，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强化德治教化；自治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补充，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需加强自治组织建设，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促进其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中的参与。通过提升群众治理意识和能力，推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构建“四治融合”体系，以应对社会问题并提升治理水平，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基础。

结语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需要各方力量的紧密协作和持续努力。各参与主体应围绕党建引领原则，灵活应对基层治理环境的变迁，不断创新。党组织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向纵深发展。同时，基层群众在社会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党建工作需充分激发群众积极性，主动纳入群众意见建议，提升公众参与度，以适应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要求。

新时期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工作 以神农架林区阳日村为例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王玉香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而定点帮扶则是实现这一战略的重要机制与创新路径。本文以湖北省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阳日村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该村在新时期依托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定点帮扶单位优势，探索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乡村治理、人才振兴与文化振兴协同推进的实践模式。

一、新时期定点帮扶工作的新内涵与新要求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地转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新时期的定点帮扶工作不再是简单的“输血式”扶贫，其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工作目标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帮扶单位从“扶贫工作队”升级为“乡村振兴助力团”，更强调规划引领、资源链接和能力建设；从给钱给物转向激发内生动力，探索可持续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乡村建设、治理效能和精神文明。

二、阳日村概况与振兴面临的挑战

阳日村地处神农架林区东部，作为阳日镇政府所在地和林区东大门，具有一定区位和资源优势，但也面临以下发展困境：生态约束较强，村庄地处自然保护区，可利用土地有限，开发建设受严格限制，传统工农业发展路径难以施行；产业基础薄弱，以传统种养殖为主，规模小、链条短、农副产品附加值低，缺乏主导产业；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严重，“空心化”“老龄化”问题突出；道路与社会保障等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仍存短板，与林区内其他镇相比存在差距。

三、定点帮扶在阳日村的实践探索与路径分析

作为阳日村定点帮扶单位，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湖北建院”）历经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十年帮扶，协同村庄走出一条“生态优先、文旅融合、系统振兴”的新路径。

  1. 科学规划，绘就“绿色蓝图”

  1. 规划谋远，擘画阳日未来。驻村工作队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深化乡村振兴战略，指导阳日村编制2021—2025年村庄发展规划，致力于将阳日村打造为生态宜居、暨美且智的乡村振兴示范点；推动形成金果梨、红高粱、油菜、

高山土豆、苍术药材等种植业，以及五黑鸡、中蜂、黑毛猪等养殖业规模，构建“合作社＋农户＋企业”发展模式；围绕生态、写生、民宿主题，发展绿色经济，推动“金果梨”“五黑鸡”等特色种养殖产品成为全省知名品牌；推进南河流域综合整治，加强阳日村三桥四路、南河两岸公园及沿河河道、灯光电力、水网等设施的维护管理；完成吴家湾步游道亮化工程，使其成为村民及游客休闲打卡地；依托地域优势，全力打造吴家湾写生基地，促进神农架东部旅游产业发展。

  1. 设计赋能，助力品牌推广。学校为阳日村定制设计的文创产品—视觉识别系统（VIS）于2024年初移交。该系统包含阳日村村标及78种实用产品设计，并在神农架林区阳日镇12个村中率先完成商标注册与专利产品认证，塑造了阳日村独特的品牌形象。目前，阳日村村标已广泛应用于农产品商标、包装盒、手提袋、文化衫等载体。在工作队的推动下，学校投入资金拍摄村庄宣传片《阳日东升》，全面展示阳日村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及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方面工作成果，提升村庄知名度与影响力。

  1. 产业赋能，激活“造血机能”

帮扶的核心是产业。湖北建院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为阳日村量身定制了多项产业发展项目。

  1. 光伏电站发挥效益。学校投入专项资金100万元，助力阳日村建设320.79千瓦光伏电站项目。该项目于2024年1月14日正式并网发电，截至2025年

7月累计发电50万千瓦时，实现集体经济增收21万元。

  1. 加工车间投产运营。2024年初，学校投入30万元帮扶阳日村建设面积180平米的农产品深加工车间，车间已于2024年10月投产运营。目前已完成多批订单，实现产值50余万元，带动10余人就业。同时，在学校教工食堂设立特色展架，并开通线上渠道帮助阳日村销售农副特色产品，助力村民增收。

  2. 药材基地管护良好。学校投入10万元，在阳日村五组建设联农带农药材种植基地，种植苍术20亩，联结带动农户41户，有效推动阳日村产业结构调整，引导村民从传统农业向绿色、特色产业转型，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目前，苍术长势良好，套种的红高粱已获丰收，解决20人就业。

  3. 写生基地建成运营。在学校党委与阳日镇党委、镇政府共同努力下，工作队与村两委密切配合，吴家湾写生基地于今年4月成功接待首批44名湖北建院写生师生。截至2025年5月，基地累计接待湖北建院、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师生

十一批次共535人开展写生、暑期社会实践及党建活动，实现产值近100万元。基地村民向工作队赠送锦旗和感谢信。《人民日报》、学习强国、今日头条等20余家媒体对吴家湾写生基地进行了宣传报道，显著提升了基地影响力。

  1. 电商赋能“新农人”。依托湖北建院物流管理学院专业师生团队，帮助阳日村搭建电商服务站和网络直播平台，专业教师以“讲解+实操”的模式，围绕平台搭建、电商销售等知识，向阳日村民进行电商直播培训，培训本土“新农人”直播带货，销售农副产品，解决地理空间限制农产品销售问题。2025年， 阳日村近4万斤金果梨一周售罄。

  1. 教育帮扶，推进“人才振兴”

驻村工作队秉持“帮一人，帮全家”的理念，两年来，为阳日村及周边村的50多名高考生提供志愿填报指导工作，助力他们进入理想大学；学校派出的暑期社会实践团队32人，开展了“三闾书院古建测绘”“心理健康青春行”“七彩假期圆梦工程”和“电商助农培训”等实践活动，为乡村文化保护、青少年成长和农产品销售贡献了湖北建院力量；同时，关注留守儿童发展，开展了“有你有我，心向未来”主题心理健康课程，为乡村教育注入温暖与希望。

  1. 治理铸魂，培育“文明乡风”

驻村工作队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激发主体活力。

  1. “党建+”工作机制，激活发展动力。工作队严格落实“三会一课” 制度，每季度组织村党支部专题学习，锤炼党员党性修养。校领导多次赴阳日村讲授专题党课，指导支部建设，规范党员发展程序，转正预备党员1名，发展积极分子7名，培养后备干部，为村党组织注入新生力量。协同村“两委”班子将党建工作与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形成“党建+”工作机制。

  2. 创新治理模式，构建多元共治格局。工作队积极推动村党组织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 确保村务公开透明，涉及财务公示、救济评议、产业奖补、公益岗位、监测户、低保户、五保户纳入程序等事项。建立健全村民议事协商制度，定期召开院坝会，讨论制定居民公约，促成吴家湾小区成立自治委员会。

  3. 深耕文化沃土，滋养乡土文化。为展示阳日文化魅力，开展编制草鞋、编竹器等手工艺展演，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工作队投入专项资金购置音箱、球服、文化衫等，为村民搭建多彩舞台，2024年成功举办村校篮球联谊赛5次、篝

火晚会2次、露天电影4次；参加乡村年货集、妇女节文艺汇演等系列文化活动， 吸引超3000人次参与。

四、帮扶成效与启示

  1. 帮扶成效

通过持续的定点帮扶，阳日村发生了显著变化。2022、2023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分别为52万元、78万元，2024年达到183万元，村民人均收入从2300元跃升至15575元，增长近6倍。阳日村获评“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社区）”、全省村集体经济“进步村”“经济发展先进村”等荣誉称号。湖北建院乡村振兴工作被《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学习强国等20多家主流媒体宣传报道。

  1. 帮扶启示

阳日村的实践为新时期定点帮扶工作提供了宝贵启示：精准定位是前提， 必须立足资源禀赋，找准发展优势，杜绝“千村一面”；生态底色是生命线， 对于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是唯一选择，要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市场主体是关键，帮扶单位要善于“搭台”，引入专业市场主体“唱戏”，而非大包大揽；内生动力是根本，所有帮扶措施都要围绕“人”展开，培养本地人才，激发村民参与的热情，实现从“要我振兴”到“我要振兴”的转变。

五、结语

新时期的定点帮扶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阳日村的振兴之路仍在继续，其以生态农文旅为核心、三产融合发展的模式，为神农架乃至全国同类型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实践范本。未来，还需在应对市场风险、吸引和留住人才、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深度融合发展等方面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

新时期中职学校德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甘肃省古浪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马国洋

新时期各行各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和一定的技能水平，还要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对此，中职学校要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现代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然而，目前部分中职学校对德育工作不够重视，存在德育目标不明确、德育内容单一、德育方法缺乏创新等问题，使得中职学校德育工作实效性不高。基于此，中职学校要把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放在首位，组织一线教师分析德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积极探索解决策略，加强实践研究，切实提高德育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一、新时期中职学校加强德育工作的必要性

  1. 学校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前社会竞争日益激烈，中职学生的思想品德不仅决定了自身的竞争力， 还反映了学校的办学实力和水平。中职学校要重视和加强学生的德育工作，对接社会需求，不断提高学校德育工作水平，让道德规范、文明公约落实到行动上，切实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与时俱进，确保学校在改革大潮中不被淘汰。

  1. 助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

中职学校生源日趋多样化，学生整体素质参差不齐，大多数学生对自我的认识不足，缺乏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未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有的学生存在自卑心理，封闭自我，心理问题突出；有的学生内心脆弱、敏感多疑，行为易走极端。中职学校重视和加强德育工作，能够帮助学生重新认识自我，重拾学习自信心，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助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1. 学生个人发展的内在需求

中职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他们开始对社会、对人生有了自己的认识与理解。德育工作是帮助学生形成良好道德品质和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通过参加德育实践活动，学生能够形成尊重他人、勇于担当、关爱社会等优秀品质，这些品质是他们未来成为合格公民和优秀人才的基础，同时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逐步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学会如何与他人沟通、合作、解决冲突，实现自我价值。

二、新时期中职学校德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 德育师资力量薄弱

德育工作的质量和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德育教师的素质和能力。然而，目前部分中职学校存在德育师资力量薄弱的问题，对德育工作的认识不到位， 缺乏具体、有效的德育工作培训机制，导致出现了德育教师数量不足、专业化程度低等问题，制约了德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有的学校德育教师的数量明显不足，使得德育工作无法深入开展，难以收到预期的教育效果；有的学校的德育教师缺乏专业的德育知识与技能，德育工作的专业性与针对性不高，无法满足当前中职教育的发展需求，影响了学校德育工作的创新性与实效性。

  1. 德育目标定位不明

部分中职学校制订的德育目标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德育目标与学生的实际需求脱节；部分学校制订的德育目标缺乏时代性，未能及时更新、调整德育目标，德育目标与社会实际需求不符。学校德育目标定位不明，导致德育工作的方向性与针对性不足，难以有效指导德育实践活动，导致德育工作实效性低。同时，部分学校在制订德育目标时重智育、轻德育，重知识传授、轻实践锻炼，重防范、轻疏导；部分学校德育工作目标对学生行为的限制和防范过多，耐心疏导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较少，这样容易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收不到预期效果，从而造成德育工作的困难局面。

  1. 德育内容不够丰富

中职学校德育工作内容不够丰富，存在一些问题。部分学校的德育内容仍停留在传统的道德观念和规范上，缺乏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内容，不能及时反映新时期对学生的德育要求，难以引起学生的共鸣；部分学校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学习内容与学生实际脱节，学生对此兴趣不高，缺乏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部分学校的德育内容过于注重理论知识传授，忽视了对学生实践能力和行为习惯的培养，无法将所学知识与实际行为相结合，使德育工作浮于表面。

  1. 德育方法传统、单一

部分中职学校德育方法过于机械化，缺乏创新性与灵活性，学生参与度不高，难以有效消化和吸收德育知识，德育效果不明显。同时，德育过程缺乏个性化教育，忽视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部分德育教师往往采用一成不变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没有充分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未能根据学生的特点和需求

进行个性化教育。另外，学生缺少具体的德育实践活动机会，不能参与到真实的德育情境中进行体验和感受，德育工作难以深入人心。

三、新时期中职学校德育工作的对策

  1. 转变德育观念，提高德育水平

  1. 转变德育观念，坚持德育为先。

要想真正解决德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升德育工作实效，中职学校要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坚持德育为先，把德育摆在首要位置；教师要转变传统的德育观念，正确认识德育工作的重要性。在德育实践中，教师要立足学生的发展要求，热爱、理解和尊重学生，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思想品德教育与文化课学习相结合，既要做到重视专业技能教育，又要重视思想品德教育，逐步提高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同时要积极营造民主、和谐的德育氛围，让学生在良好的德育氛围中实现自身道德水平的发展，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1. 注重专业培训，提高德育水平。

教师是德育工作的执行者，其自身的德育水平与德育工作的实效性有着直接联系。中职学校要建立健全德育工作培训机制，积极为一线德育教师提供培训和学习的机会；要选派责任心较强的教师外出考察，学习先进的德育观念、德育知识与技能，不断提高教师的德育水平。同时，学校要组织教师学习《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提高教师职业道德素质；结合网络研修，建议教师选择德育相关的讲座或课例，认真学习，拓宽德育视野，提高德育水平。另外，学校可以定期开展与德育相关的教研活动，让教师交流在德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或困惑，分享成功的德育案例，在交流、研讨中提升教师的德育素养；可以针对德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小课题研究，通过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师生对德育工作的看法，积极优化德育工作策略，切实提高德育工作质量。

  1. 明确德育目标，培育时代新人

  1. 德育目标要体现政治性。

中职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需要精准定位德育目标，有的放矢，培育时代新人。德育目标要体现政治性，让学生通过接受思想品德教育，树立远大理想抱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热爱伟大祖国，发奋学习，努力提升思想政治素质和文化素养；培养学生高雅的审美品位，热爱劳动、尊重劳动，养成自尊、自信、自强、乐群的优秀品质，真正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德育目标要体现时代性。

在制订德育目标时，教师要紧扣时代主题、弘扬时代精神，真正凸显德育目标的时代性。教师通过开展具体的德育实践活动，教育和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高扬理想风帆，唱响时代主旋律，大力弘扬时代精神，把个人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要求学生能静下心来学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1. 德育目标要体现民族性。

德育目标的民族性，即教育和引导学生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进而培养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的新时代栋梁之材。对此，中职学校要积极开展文化自信教育，探索“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载体和途径，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融入教育教学，教育和引导学生做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的人。同时，教师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学生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培育传统美德，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外，教师要引导学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1. 丰富德育内容，提升道德修养

  1. 加强行为规范养成教育。

行为规范养成教育是中职德育工作的核心内容，旨在帮助学生明确行为准则，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职业道德。对此，教师在开展德育工作时要重视行为规范养成教育，培养学生的文明素质。首先，重视文明礼仪教育。文明礼仪是人际交往的基础，也是一个人文明素质的体现。教师应该从日常问候、待人接物等方面培养学生的文明习惯。其次，重视纪律规范教育。纪律是维护集体秩序和稳定的重要保障。中职德育工作应该强化纪律规范教育，让学生明确学校的各项规定，自觉遵守纪律，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最后，重视校园公德教育。校园公德是维护校园环境、促进和谐校园建设的关键。中职学校德育工作应该加强校园公德教育，让学生爱护校园环境、尊重他人、关心集体。这样， 通过文明礼仪、纪律规范、校园公德教育，能够逐步将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加强身心健康教育。

身心健康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德育教师要重视身心健康教育，给学生传授心理健康知识，促使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品质。同时，学生要学会调

节自己的情绪，以平和的心态对待生活中的人和事，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此外，教师还要强化学生的生命意识，将安全教育、青春期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融合起来，增强学生“珍爱生命，远离危险”的自我保护意识，引导学生加强体育锻炼，保持良好的体能和健康的体质，促使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1. 创新德育方法，提升德育实效

  1. 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德育。

每个学科都有其独特的教学内容和特点，教师要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从育人的角度审视教材，挖掘教材中蕴含的德育元素，将德育内容与学科知识相结合，在传授学科知识与技能的同时，渗透思想品德教育，以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例如，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赏析文学作品，引导学生揣摩人物的内心情感，感受人物的优秀品质，进而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 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分析历史事件，引导学生理解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在思想政治教学中，教师在教学“就业与创业”相关内容时，可以选取与中职学生未来职业相关的真实案例进行分析，使学生直观感受到职业道德对个人职业生涯的影响，从而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更加注重培养自己的职业素养。

  1. 在实践活动中渗透德育。

学校要紧扣新时代主旋律，以思想品德教育为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让学生在活动中认识思想品德教育的价值，以活动育人，提升德育工作实效。中职学校可以利用每周的升旗仪式，让学生围绕“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等主题，发表国旗下讲话，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可以组织学生到社区、养老院、孤儿院等地打扫卫生、陪伴老人或儿童、进行环保宣传等志愿服务，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关爱他人的意识；可以通过参观企业、职业讲座、角色扮演等方式，开展职业道德教育，让学生了解不同职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帮助学生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及目标；可以开展以“感恩”为主题的班会、演讲比赛、手工制作等活动，引导学生感恩父母、教师、同学和社会，培养感恩意识；可以组织开展法制专题讲座，组织模拟法庭、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培养学生的法治观念和自我保护能力。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德育实践活动，不断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

  1. 在家校合作中渗透德育。

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还需要家长的参与和支持，形成教育合力。中职学校应该明确家长在德育工作中的职责，如关注孩子的日常行为和心理健康、参加学校的德育活动等，这有助于家长认识到自己在孩子德育成长中的重要性，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学校的德育工作。同时，学校应该建立有效的家校沟通平台，定期发布德育动态，及时沟通学生的表现，保证家校之间信息互通，使家长能够及时了解学校的德育工作计划和孩子在校的德育表现，做好孩子的德育工作。另外，学校可以组织家庭教育讲座、开展家访活动、制作家庭德育指导手册，为家长提供教育指导和建议，鼓励家长以身作则，做孩子德育成长的榜样，促进孩子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总之，开展好学生德育工作，是新时期中职学校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教师要认真分析当前德育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积极探索应对策略，转变自身的德育观念，明确德育目标，丰富德育内容，创新德育方法，不断提高德育水平， 使学生能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为学生的成长成才奠定基础。

行业特色高校课程思政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重庆交通大学为例

曾令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关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伟业。行业特色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方阵，是面向特定行业、具有显著学科背景和服务面向的战略力量。新时代赋予其立足行业、服务国家的新使命，需以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为路径，全面推进肩负起时代赋予行业特色型高校的新使命、新责任，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将行业精神与价值观引导深入融入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全过程，培养大批特定行业领域高素质人才，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自2016年上海首次提出课程思政育人理念以来，学界对课程思政的研究经历了从理论性问题探讨到实践性问题研究，再到育人模式及协同机制探索三个阶段。曾雪琴等［1］认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在于，立足不同学校的定位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深化课程思政特色化体系建设。贺武华等［2］对课程思政研究文献进行了聚类分析，指出当前研究手段和方法较为单一，未来应以问题导向，加强实证研究。王婷婷等［3］系统分析了1978—2021年间CSSCI期刊发表的文献，发现课程思政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及各专业课程分类开展课程思政等方面，在育人内涵阐释和专业教材蕴含的思政元素挖掘方面尚显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交通是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要求加快交通强国建设。新时期，交通教育被赋予新使命，承担着培养高水平交通科技人才和优秀交通劳动者的重任。交通行业特色高校拥有深厚的行业背景和专业特色，其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行业需求紧密相连。该类高校通过课程思政教育，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展现其独特的优势和特色。近年来，学者围绕行业特色高校的课程思政建设路径和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如翟文豹［4］提出要以系统观念推进课程思政“全要素”建设，推动课程思政由泛在化向品质化特色化体系化发展。郭瑾莉等［5］认为，行业特

色高校要把握课程思政工作体系的系统性、教学体系的全域性和内容体系的有机性，才能构建高质量课程思政育人体系。郭建新［6］则对行业特色高校红色校史研究中，系统凝练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业职业要求”三大核心课程思政元素，并对其内涵与育人价值进行深度挖掘，为行业特色高校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新思路。王启宝等［7］围绕某一门具体课程开展了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践探索。在实践方面，全国高校交通运输类专业课程思政研究联盟的成立及其举办的两届学术研讨会，为交通行业特色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有力引领。然而，当前针对交通行业特色高校课程思政的理论研究仍显不足，特别是其系统性和全面性方面。因此，结合行业背景和专业特色深入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研究显得尤为迫切。

二、交通行业特色高校课程思政教育现状

本研究自编的调查内容涉及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识与理解、课程思政内容体系、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等方面，旨在了解交通行业特色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本次调查通过线上网络问卷形式开展，向重庆交通大学专业课教师发放问卷58份，回收有效问卷55份，有效回收率94．8%。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均为系主任/副系主任，其中年龄在34~41岁占比52.73%，41岁以上占比34.55%，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占比87.27%，调查对象均为骨干教师，具有一定代表性，调查结果可信度较高。

（一）课程思政建设的认知现状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多维度认知状况，涉及建设方案的规划、实施力度的评估、建设成效的考量，以及对课程思政改革态度的反馈等。调查显示，多数教师对课程思政建设展现出了全面且深入的理解，并形成了成熟的个人见解。

聚焦课程思政建设的具体实施情况，当被问及“学校是否已制定并出台了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方案或相关文件”时，81.8%的教师知晓已出台，重庆交通大学于2019年已出台了《本科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实施意见》，详细规划了思政元素融入各专业课程的方案，确保做到“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在调查“学校在专业课程思政精品项目的建设进展”时，87.3%的教师表明工作正稳步推进中，另有9.1%的教师表示计划即将启动，而还有3.6%的教师表示不清楚情况。上述数据表明还有部分系主任对学校课程思政相关政策了解不够，在执行落实上有差距。

关于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推行力度，81.8%的教师认为学校在此方面采取了

积极措施，而12.73%的教师则评价为力度一般。这表明学校在推动课程思政建设的广泛性和深入性不足。在评价专业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时，数据呈现出积极态势。由图1可知，14.55%的教师认为效果极其显著，36.36%的教师认为效果较好，45.45%的教师认为效果一般，而仅有3.6%的教师认为效果欠佳。这一系列数据表明课程思政取得一定成效，但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就课程思政改革的态度而言，20%的教师认为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结合紧密且形式多样，18%的教师认为课程能够紧密结合时事，富有教育意义；41.8%的教师观察到，在一些专业课程中，教学方法单一或思政元素融入不够自然，导致学生对课程思政的态度相对平淡。这一反馈为进一步优化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提升学生参与度提供了依据。

（二）课程思政内容体系建设现状

课程思政内容体系建设包括：思政元素在专业课程中的融入情况，融入的具体内容、程度、面临的挑战、优先次序及必要性，以及对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及其内涵的理解。调查结果显示，在认知层面上，教师对“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的必要性”持有高度共识。

由图2可知，61.8%的教师认为“非常有必要”，30.9%的教师持“比较有必要”的观点，仅有5.5%的教师表示“说不清楚”，认为“不太有必要”的比例1.8%。进一步考察融入程度，25.5%的教师认为实现了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的深度融合，38.2%的教师认为实现了较为显著的融入，而36.4%的教师则认为处于一般水平，如图3所示。面对融入难度，43.6%的教师坦言这一过程极具挑战性。在融入的优先性考量上，83.6%的教师表示会较多地考虑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的结合，这深刻反映了高校教师对课程思政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与积极态度。

由图4可知，关于在专业课程中应体现的思政元素，教师普遍认同家国情怀

（83.64%）、职业伦理与素养（56.36%）、理想信念（54.55%）等核心价值应作为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在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时，教师着重强调将专业人才的社会责任融入教学（89.09%），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72.73%），并加强工程伦理教育（52.73%）。同时，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科学精神的培养相融合（50.91%）。

在教学方法层面，教师倾向于采用多元化的教学策略，如图5所示。其中， 案例教学（76.36%）和讨论式教学（58.18%）尤为突出，情景式教学（40%）和讲授式教学（38.18%）也是常用的教学手段。教师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采用多

种形式进行思政融入（图6），在知识传授中融入历史人物故事、中国科技成就，以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占比87.27%；通过分析超级工程案例，加强品德教育， 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占比70.91%；借助经典阅读，拓宽学生的精神视野，占比54.55%；强调实践环节中的学思结合、知行合一，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占比58.18%。

在课程育人模式的构建上，教师围绕责任担当（81.82%）、创新实践

（61.82%）、发展理念（45.45%）、社会人文（43.64%）等维度展开，充分展示了其在课程思政教育的必要性、价值及教学策略上的深刻理解和良好实践， 体现了较高的政治敏锐性和教育责任感。

（三）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现状

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现状考察主要包括专业课程中思政元素融入的顾虑，体系构建面临的问题、制约因素，以及推进体系建设的有效策略等。由图7可知，教师对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的顾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52.7%的教师担忧“缺乏专业的教师团队”；二是，“教学时间紧张”，占比高达69.1%；三是，“难以精准把握课程思政教育的核心内涵”，占61.8%；四是，“学生参与度不足”，占比45.5%。

进一步审视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56.4%的教师认为体系尚不完善，而高达%的教师认为课程思政教育存在形式主义倾向，如图8所示。此外，教学方式单一（56.36%）、专业思政教师团队短缺（38.2%），以及教师参与积极性不高（34.55%）等问题亦普遍存在。深入分析制约因素，排名前三的分别是课程思政授课团队的素质与能力（60%）、课程思政知识体系设计的科学性（60%），以及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的完善度（50.91%）。

在探讨推进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的有效措施时，58.2%的教师主张全面修订课程大纲，以实现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的深度融合；63.64%的教师强调通过学科文化建设，营造潜移默化的育人环境；50.91%的教师倡导积极交流经验，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模式；41.82%的教师建议构建专业教师课程思政胜任力模型，以提升教学质量；47.27%的教师认为需要激发授课者参与课程思政的积极性。综上，教师对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建设有着深刻理解和积极态度， 他们不仅能够准确识别体系构建中的核心问题与制约因素，还能提出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改进措施。这不仅体现了教师对课程思政育人价值的深刻认同，也为高校进一步推进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

三、交通行业特色高校课程思政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课程思政偏于形式主义，精准把握课程思政内涵有待提升

全面把握高校课程思政内涵，是有效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基础。调查显示，61.82%的教师认为课程思政就是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增加“思政教育内容”。这表明教师并未真正理解并把握课程思政内涵，课程思政停留在表层，缺乏教学实践上的自觉。例如，重庆交通大学2024年春季学期的同行听课结果反馈， 海岸动力学、建筑减灾防灾无课程思政内容，专家建议加强课程思政教育，增加课程思政内容，把教书和育人有机地结合起来；道路交通安全工程、港航专业英语课程思政融入不够明确，教学方法单一。这一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受学科课程理念影响，重视知识技能培养而忽视理想信念和道德教育。高质量的课程思政必须遵循教学的教育性原则，既要有量的基础，也要有质的要求［8］。因此，课程思政不是简单地“做加法”，而是要立足专业课程挖掘思政元素并有机融入课程教学，本质上将教书与育人相融合，在每一堂课上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85.45%的教师认为课程思政教育偏于形式主义，课程思政教育还未真正融入专业课教学及评价体系。一是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内容的深度不足，在逻辑层面、知识层面、理论层次，以及价值引领上有待补充；二是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过程的温度不够，课程思政主要以枯燥乏味的宣传话语为主，容易引发学生的抵触情绪。

（二）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不完善，在知识体系的设计上还有待完善

课程思政是以专业学习与职业发展为载体，将价值观教育有机融入教学全过程的育人理念，其体系构建需涵盖系统化的知识内容与符合思政教育规律的结构框架。调查显示，56.36%的教师认为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尚未形成，课程思政建设缺乏系统性的顶层设计，思政元素挖掘和使用存在重复低效或“硬融入”的问题，内容脱离专业课程实际，各门专业课程思政零散且无法形成合力。以交通土建类专业为例，在探讨其专业的课程思政内容设计时，应当巧妙地融合并彰显一系列具有鲜明交通行业烙印的交通精神，如“两路”精神、“铺路石”精神、青藏铁路精神、港珠澳大桥精神等。这些精神不仅是新时代交通领域卓越成就的集中体现，而且深刻展现了中国交通建设者自力更生、勇于开拓的创新勇气，以及在面对艰难险阻时，敢于担当、不懈奋斗的坚韧精神。教师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将这些鲜活的交通精神及具体案例与专业教育相融合，帮助学生深刻理解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激发其

投身交通建设事业、服务国家战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概言之，将此类精神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思政教育，不仅能够丰富教学内涵，提升教学深度，而且能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主义精神。这一教学设计策略对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交通土建专业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从同行听课反馈看，专业教师在课程教学中并没有深入去挖掘交通发展史、重大工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主观上缺乏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的自觉意识。受科学主义范式影响，高校在课程教学评价上过度关注“专业问题”而忽视“价值问题”，教师在课程教学中“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分道扬镳，违背教学具有“教育性”这一原则。60%的教师认为课程思政知识体系设计是主要的制约因素。一方面，专业课程与思政理论课未能同向同行，在专业课中仅仅简单的嵌入思政元素，未能与思政理论课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另一方面，专业课之间“各自为政”，各门专业课的课程思政未能形成协同，只关注学科知识之间的衔接，而忽视课程思政内容之间的连续性特征。

（三）课程思政教学授课方式单一，在丰富教学形式上有待创新

课程思政建设的重点在课堂，课堂教学是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主渠道，而教学方式是影响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制约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的因素占比前三的依次为教师素质和能力（60%）、课程思政知识体系设计（60%）、课程思政评价体系（50.91%），说明教师在课程思政方面的能力素质亟待提升，课程思政知识体系有待完善，特别是部分教师在授课中并未同步对学生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原因在于教师的认识局限。69.09%的教师最大的顾虑是“教学时间有限”，认为融入课程思政内容将占用专业知识讲授时间，说明对课程思政内容片面第被理解为“专业之外的东西”，在课程思政教育中的授课方式也比较单一。

该问题根源在于高校专业课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普遍存在“学科知识扎实而教育学素养薄弱”的结构性矛盾。其对学科专业知识体系掌握深入，教育学理论储备不足；对教育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多停留在经验性的认知层面，缺乏学理支撑和理性建构。而当前碎片化、非系统化的教师职前培训难以弥合这一专业鸿沟，成为制约课程思政实效的关键短板。当前部分教师在教学上存在专业课程与课程思政“两张皮”现象，主要表现为，仍然沿用单项知识传递的灌输式教育，而课程思政育人的本质要求通过师生深度互动实现价值浸润式教育。其深层症结在于教师对专业课程与课程思政的融合机理缺乏系统

性认知。在工具理性思维主导下，将知识传授视为核心目标，未能充分把握课程思政“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同频共振”的育人本质。

（四）学生参与度不够，对课程思政的价值认同有待提高

课程思政建设的成效与学生密切相关［9］。学生是课程思政最直接的学习者、感受者、获益者［10］。调查显示，持“学生参与度不够”意见的教师占45.45%，说明学生在课程学习中更加关注知识技能的掌握，而忽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养成，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师生缺乏对价值理性的追求。一方面，学生认为课程学习就是掌握知识，获取技能，从而获得职位道路上的“敲门砖”；另一方面，教师觉得只要完成教学任务，让学生顺利获得“学分”就达成了教学目标。32.72%的教师认为课程思政的主体参与度是重要的制约因素。一是教育主体对课程思政内涵理解有偏差，套用思政理论课模式，造成部分专业课程思政教育“异化”；二是教育主体对现行的课程思政理念认同度不高，误以为课程思政是增加负担或画蛇添足，未能从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高度形成课程思政建设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四、交通行业特色高校课程思政教育问题解决的对策

针对交通行业特色高校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应坚持问题导向，在遵循认识论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基础上，把握课程思政教育内涵、完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强化课程思政教育团队培训、强化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的价值认同，进一步构建交通行业特色高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一）深刻把握课程思政内涵，摆脱思政教育形式主义桎梏

  1. 精准定位交通专业人才培养规格

在交通强国建设战略引领下，传统交通行业与产业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升级。因此，交通行业特色高校需明确交通专业人才培养的精准定位，为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构建奠定坚实的方向与基调。

  1. 界定交通专业人才的核心素质。《交通强国建设纲要》高屋建瓴地指出，要培育顶尖的交通科技人才，并锻造一支素质过硬的交通行业队伍。在新时代的浪潮中，交通行业特色高校应精准把握交通人才的核心素质特征，致力于培养兼具全局视野、深厚专业素养、强烈爱国情怀与卓越匠心精神的交通领域精英。具体而言，“全局意识”倡导学生超越个体利益，以整体福祉为重； “专业素养”则强调扎实的专业知识与卓越的职业技能；“爱国情怀”激励学生树立国家意识，为交通运输事业的繁荣贡献力量“；工匠精神”则鼓励学生

追求卓越，精益求精，勇于创新。

  1. 修订更新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作为交通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交通行业特色高校应基于自身的办学条件、独特优势及历史积淀，精准定位自身在交通人才培养体系中的角色与使命。对于研究型高校而言，应聚焦引领交通科技前沿、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科技领军人才培养；对于教学型高校，则应紧密对接交通行业产业升级与技术革新的需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为交通行业输送高质量的技能人才。

  2. 重构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以交通专业人才培养规格为引领，深入探索为谁而教、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进而精准设定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在目标设定过程中，应充分挖掘交通行业及相关学科的内在思政价值与知识体系， 强化交通教育与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明确综合交通复合型人才的育人目标与逻辑框架。基于此，对课程思政教学目标进行系统化重构，分篇章、分单元地细化教学目标，以拓宽课程广度、深化课程内涵、提升课程温度为目标，从知识、逻辑、价值、技能等维度强化教学目标建设，增强专业课程的知识性与人文性。同时，教学目标应紧密贴合时代需求，充分体现时代性。

  1. 注重课程思政资源内涵式开发

  1. 凝练交通行业课程的核心思政主题。交通行业特色高校教师在开展课程思政教学之初，需通过自我教育与学习，精准把握交通行业发展的脉搏，从专业课程知识体系中提炼出丰富的课程思政资源，并对这些资源进行深入剖析与研究，确保在全面理解专业、课程、思政及学生需求的基础上，精准把握每节交通行业课程的核心思政主题。从而，避免课程思政教学流于形式，确保教师能深刻领会每节课的实质内涵，为课程思政教学的顺利实施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教师还需以核心思政主题为核心，结合专业学科特性，深入挖掘并拓展课程思政元素。

  2. 构建交通行业课程的核心思政资源库。在明确课程核心思政主题后，教师应聚焦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目标，与专业教学团队及课程设计人员紧密合作，对已挖掘的课程思政元素进行深度开发与整合。首先，深入挖掘交通行业知识体系中的思政教育点；其次，对思政教育点进行精炼与总结， 探索其与专业知识点的有机融合方式；最后，构建专业知识点与思政教育点相互交织的“立体网状”关联体系。基于该体系，设计富有针对性的课程思政教学策略，并借助教学工具生动展现课程思政教育点，将分散的课程思政教育点

整合成系统完整的思政教育知识体系，形成交通行业独具特色的课程思政资源库。

  1. 有效运用交通行业特色课程思政资源。教师及专业人员开发的交通行业课程思政资源，应广泛应用于教学实践中。鉴于教师在资源设计与开发过程中的深度参与，他们对课程思政教育知识体系、各教育项目及其关键点均有着清晰而深入的理解，因此，能够精准把握专业知识与课程思政的结合点。通过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教师能够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升其课程思政学习理念，进而增强思政教育的实效性。此外，交通行业内的特色高校还应加强校际合作，共享课程思政资源内涵式开发的宝贵经验，共同构建可广泛应用的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提升交通行业思政教育的整体水平。

  1. 构建交通行业课程思政元素体系

  1. 多类型划分交通行业课程思政元素。依据交通行业人才培养的核心要求，即培养具备爱国情怀、专业素养、工匠精神，以及全局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践行“价值引领、知识探究、能力培养、人格养成”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理念。具体而言，可将交通行业课程思政元素细化为四大维度：一是知识维度，侧重于爱国敬业情怀的培育，通过追溯国家交通行业学科的发展历程，展现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努力与成就，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二是技能维度，强调“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渗透，借助专业课程，引导学生认识到新工科领域的发展需求，鼓励他们勇于突破技术瓶颈，持续创新；三是素养维度，融入“工匠精神”，如在“系统工程”课程中穿插钱学森等杰出人物的贡献与风范，树立工匠精神的典范；四是行为维度，注重“团队协作行为”的培养，通过实践课程中的小组合作，解决实际交通问题，增强团队协作能力。

  2. 多维度深入挖掘交通行业思政元素。教师应紧扣交通行业特性，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化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系统提炼并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这要求深入剖析专业课程内容，结合课程特色、思维方式及价值导向，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中，实现潜移默化的育人效果。同时，思政元素的挖掘应基于教材但不拘泥于教材，需对教材内容进行创新性的再梳理，构建新颖、可行且具借鉴价值的交通行业特色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体系，确保体系的连贯性、连续性和模块化，促进课程间、章节间思政元素的相互衔接与递进，形成螺旋上升的教育效应。

  3. 分层次将思政元素融入交通行业课程教学。这一过程需确保思政元素

与专业课程教学的有机融合，既要保证专业知识的教学质量，又要有效推进课程思政建设，避免增加学生负担或延长课时。具体而言，一方面需精选课程内容，实现知识点与思政点的有机融合，使思政元素自然而然地融入专业知识体系；另一方面，需在课程标准中明确体现工匠精神、敬业精神、创新精神，以及爱国情怀等价值导向，细化各单元、章节的价值目标引导，深化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同时，在教学方法上，应紧密结合交通行业的最新发展动态与研究成果，采用案例教学等手段，确保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的时代性、前瞻性和开放性，持续保持育人的热度与活力。

（二）优化课程思政教学内容设计，形成系统协调的课程教学实施体系

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构建旨在构筑一个闭环式的教学生态系统，该体系需依托全面而周密的课程思政教学整体设计，以确保其能够顺畅贯穿于教学实践的每一个环节。在这一体系中，各个教学环节相互衔接、紧密配合，共同促进育人与育才的深度融合。具体而言，通过聚焦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体系的丰富性、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与课程思政教学支撑体系的稳固性三大核心，从而有效推动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向更高层次、更深层次迈进。

  1. 重塑交通行业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体系

重塑交通行业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体系，对于明确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的核心要点、确保教学目标的精准实现、提高交通人才培养质量，以及促进国家交通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1. 应深入挖掘交通行业发展史中的思政元素。交通行业课程应紧密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结合学科专业的最新进展、行业发展的未来趋势，以及学生的学习需求，不断更新、丰富和优化课程教学内容。在构建课程思政教学内容时，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系统研究交通行业技术的起源、演进历程及其变革动因，科学评估并总结不同历史阶段交通行业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而揭示其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基于历史视角的教学内容重塑，不仅能够使学生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洞悉交通行业发展的动态趋势，还能有效培养他们的历史思维与人文情怀，增强教学内容的历史厚重感与人文深度。

  2. 紧密结合国际国内时事动态挖掘思政教学资源。交通行业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应紧跟时代步伐，及时反映行业研究的最新成果，将学科前沿知识融入课堂教学，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同时注重课程的人文价值导向。此外，还应将所挖掘的思政元素与国际国内大局紧密关联，引导学生在关注时

事热点、社会问题及重大事件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立场观点，学会运用所学知识分析交通行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既要对中国交通行业在世界舞台上的发展水平有清晰认识，又要明确其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定位，进而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

  1. 应着力构建“知识+能力+素养”三位一体的教学内容体系。这一体系的构建，要求教师对课程教学中的知识体系、能力体系及素养体系进行全面审视与重构。在知识传授方面，应确保学生掌握与交通行业课程紧密相关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及社会人文科学等基础知识，帮助他们构建起交通行业学科的整体知识框架；在能力培养方面，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岗位适应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专业领域内的交流能力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使他们能够主动适应交通行业科技的快速发展；在价值引领方面，则需树立学生的唯物辩证观和科学思维，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敬业精神、正确的职业观与劳动观，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感，激励他们为交通行业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争做新时代的“大国工匠”。

  1. 重构交通行业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的变革，旨在突破传统单一的科学主义评价框架， 有效融合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通过构建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对课程思政教学实践进行全面引导、严格监督与科学检验，确保课程思政教学的时效性与实效性，最终形成交通行业课程思政教学的闭环生态系统。

  1. 强化同行参与，提升教学评价的专业导向。同行专家（包括资深教师、教学督导等）作为评价体系中的关键力量，凭借其深厚的课程思政教学经验和对课程内容与知识体系的深刻理解，能够精准把握课程思政教学的核心要求。他们通过现场观摩、数据收集与分析，对教师的教学目标设定、内容构建、方法运用、资源调配、课程组织及思政元素融入等环节进行全面评价，实现过程性评价与诊断性评价的有机结合，旨在精准反馈教学现状，为教师提供针对性的指导与督促。

  2. 倡导教师自评，促进教学反思与成长。教师作为课程思政教学的直接执行者，其自我评价是自我诊断、激励与成长的重要途径。通过自评，教师应审视课前准备是否充分，教学目标是否明确对接交通人才培养需求，思政元素是否得到深入研究与有效融入；同时，反思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关系、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度、课程思政与专业教学的融合度以及教学方法的创新性，并对自身

的思政教学素养与能力进行客观评价，以此推动个人教学能力的持续提升。

  1. 鼓励学生参与，发挥评价的积极作用。学生作为课程思政教学的直接受益者，其评价意见对于检验教学效果、优化教学策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不仅能帮助他们自我检验学习目标的达成情况，特别是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层面的成长，还能促使他们回顾教学过程中思政内容如何激发学习兴趣，增强专业使命感与责任感。此外，学生评价还能反映其辩证思维、整体思维与系统思维等能力的提升情况，以及对交通行业专业素质与能力的理解深化程度，包括家国情怀、工匠精神、探究精神与创新精神等综合素养的培育成效。同时，学生评教结果也为教师提供了宝贵的反馈，帮助教师更精准地把握学生需求，优化教学策略。

  1. 优化交通行业课程思政教学支撑体系

交通行业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支撑体系，作为推动课程思政教学有效实施的关键支撑，其优化与完善对提升课程思政有效性具有重要作用。

  1. 拓宽课程思政教学资源渠道。教师应着力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交通行业课程的深度融合，依托丰富的线上多媒体资源，构建包含“课件、教学视频、录像资料、图片集、辅助视频、动画演示、作业题库及习题集”等基础资源，并融合行业发展前沿动态、经典工程案例等拓展资源的数字化教材库。这一举措旨在将思政元素自然融入教学过程，通过多维度的感官刺激，提升学生的学习参与感与体验感，使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思政教育的熏陶。同时，加强与企业及实验基地的紧密合作，转变传统教学模式，搭建课程思政教学交流平台， 通过分享典型经验、组织现场教学观摩、开展教师教学培训等多元化方式，促进教师间思政教学经验的交流与互鉴，持续丰富教学内涵。

  2. 创新课程思政教学工具与方法。交通行业特色高校教师应勇于突破传统“灌输式”教学的局限，积极探索并实现课程思政教学工具与方法的转型升级。教师可灵活运用AIGC以及虚拟仿真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有效化解课程思政教学中的痛点，特别是对于“难以言表”的思政元素，通过AIGC或虚拟仿真进行情景再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探索欲。此外，教师还可以围绕交通类专业特色，举办课程思政专题讲座，利用在线会议平台拓宽教学受众范围，增强教学辐射力。同时，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开设课程专属公众号，定期发布课程思政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便捷的线下学习途径，促进教学资源的有效传播与利用。

（三）强化课程思政团队培训，发挥教师思政教学主导作用

在构建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过程中，除了凸显教师的主导角色外，还需强化团队合作意识，促进教学团队协同更新教学方法，从而在教学实践中合力推进体系的完善。

  1. 强化课程思政教学的重视与落实

  1. 高校要构建高效的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协作机制。一是，建立一套高效、和谐的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协作模式，确保思政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与共享。通过定期召开专题研讨会，促进团队成员间的深度交流与经验分享，不断提升思政育人的实效性。二是，发挥资深教师的传帮带作用，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 加速新教师的成长，整体提升教学团队的素质与能力。三是，推进教研活动的制度化、常态化和规范化，强化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训，优化教科研环境，实现教学与研究的深度融合，营造更加优良的思政育人氛围。

  2. 高校要完善课程思政教学的监督与检查体系。鉴于课程思政教育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必须建立健全针对交通行业特色高校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监督与检查机制，为教学考核评价提供坚实保障。例如，设立专门的交通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管理机构，并在各学院层面构建分级监督机制，定期对教师的教学工作进行全面的评估、检查与调整。同时，加强队伍建设，提升管理效能，确保考核评价机制的有效执行与持续优化。

  3. 建立科学的课程思政教学反馈与评价机制。专业课教师作为课程思政教学的核心力量，其反馈意见对于体系的完善至关重要。在设定明确、量化的教学考核评价指标及实施定期检查监督机制的基础上，应高度重视并畅通专业课教师的反馈渠道。通过定期收集、分析教师的意见与建议，及时反思课程思政教学，并进行调整与优化。鼓励教师结合自身教学实践提出建设性反馈，充分发挥其在体系构建中的主体作用，确保课程思政教学能够精准对接学生需求，实现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1. 强化教师课程思政教学素养与能力

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在于教师先受教育，高校教师的思政教学素养与能力直接关乎课程思政教学的品质与成效。然而，当前高校在课程思政教学领域的师资能力尚显不足，亟须通过教师思维的革新、系统的团队培训及定期的思政教学能力评估，形成教师“人人讲思政，人人讲好思政”的新局面。

  1. 转变教师观念，深化课程思政教学素养。教师应深刻体悟思政育人的

深远意义，明确自身肩负的立德树人职责，摒弃“唯知识技能论”的偏颇观念， 转而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专业教学之中，以此增强课程的人文底蕴与思想深度，加深学生对课程精髓的理解。教师的思政教学不应停留于表面的知识传授，而是对专业课程内容的深刻洞察，精准对接交通强国战略人才需求，提炼出学生必备的伦理准则、精神追求及实践策略，培育出符合党、国家及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交通人才。同时，教师应紧跟新工科建设的时代脉搏，积极响应教学改革号召，从行业标杆中汲取灵感，创新交通类课程的思政教学模式，深挖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树立为交通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的崇高理想，培养出兼具全局视野、专业素养、爱国情怀与工匠精神的交通人才。

  1. 加强团队建设，提升课程思政教学水平。鉴于当前交通行业特色高校教师在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方面的融合不足，亟须强化团队培训工作。这包括完善教师的职前、在职及继续教育体系，将思政教育思想深植于心，提升教师的思政育人意识与能力。通过定期举办课程思政教学研讨会，邀请行业专家深度剖析人才培养目标与专业知识结构，指导教师以科学的方法把握课程思政精髓。此外，引入企业导师作为兼职思政教师，构建多元化的教学团队，利用企业模范与技术骨干的实践经验，通过鲜活案例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丰富课程思政的内涵与外延。

  2. 优化团队管理，构建科学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评价体系。良好的组织与管理机制能够激励教师不断反思与改进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将思政教学能力纳入教师考核评价体系的核心指标，对表现优异的教师给予表彰与激励，树立榜样，增强教师的职业成就感与自我效能感。同时，制定完善的团队管理制度，引导教师积极投身于课程思政教学实践，规范教学行为，树立优良教风，共同推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1. 强化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创新

在构建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过程中，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对于自然且紧密地联结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内容至关重要，它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专业知识背后的价值内涵，确保思政育人的实效性。当前，交通行业特色高校在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中面临教学方法单一、缺乏吸引力的挑战，如“填鸭式讲授”“生硬嫁接”等模式，导致课堂氛围沉闷，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因此，创新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体系，增强教学实效，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1. 强化现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深刻改变了课

程思政教学的面貌，为教学方法的革新提供了强大动力。高校应紧跟时代步伐，构建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体系，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教育模式，充分利用混合教学的优势，丰富教学手段，提升教学互动性。具体而言，可结合课堂讲授与实践考察的线下教学，辅以自主学习、直播授课等线上形式，运用新媒体技术优化课程内容设计，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从而有效提升思政教育的效果。

  1. 拓展课程思政教学的方法途径。为实现课程思政教学的最佳效果，高校教师应积极探索并应用多种适应专业课程特点和育人目标的教学方法。多元教学法的灵活运用，旨在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培养他们关注、分析并解决交通行业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案例教学法能够引导学生深入剖析真实案例，培养问题意识和解决策略；情景教学法则通过模拟技术原理和施工场景，让学生亲身体验工匠精神的精髓，增强职业认同感和责任感。这些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将为交通行业课程思政教学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其向更高水平发展。

  2. 创新课程思政教学模式。交通类专业课程应致力于挖掘其内在的育人价值，巧妙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想信念教育等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结合。这要求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深刻反思与改革，摒弃单一的知识灌输方式，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范式，如线上线下融合教学、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场景项目式学习等新型模式。这些模式能够促进师生、生生之间的深度互动，激发课堂活力，使思政教育在潜移默化中润泽学生。

（四）强化受教育主体对课程思政教学的价值认同度，形成课程思政合力

  1. 全方位改进思政教育，提升学生价值认同度

首先，优化校园环境，比如定期针对学生开展思政教育讲座，及时更新学校宣传栏，宣传先锋模范和先进事迹，发挥同辈群体的正面引导，加强德育对学生的激励作用。其次，树立平等的师生关系。“亦师亦友”的平等交往是促使创造性和塑造价值认同的重要基础［11］。建立以学生体验为主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课程思政教学过程做到“围绕学生、服务学生、关心学生”，能够使得学生自主参与课程思政建设。最后，丰富教学内容。以教学的供给侧改革为突破口，教学内容改革充分考虑学生个体成长发展，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心理效能感与道德素质等各个方面，促进学生价值认同度的提升。

  1. 完善学生考核评价方式，强化课程思政要求

首先，设立多元化的过程性课程考核方式。课程考核采用课堂发言、小组讨论、读书笔记、作评、论文等方式，考核结果具备探究性和个性化，考核中注意贯穿思想政治要领和强化学习过程性考核，特别要注重对学生的学习态度、课堂纪律、学术诚信的考察，增加核心价值观、德育等方面的考核内容，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其次，建立课程考核综合评价机制。高校应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纳入考核评价过程中，把家国情怀、社会责任、道德情操、文化修养、思想品质等课程思政内容有机融入考核评价标准中，并按照多维度、过程性考核评价方式，形成量化指标，全方位、全时段地对学生进行综合考核评价。

  1. 落实学生课程思政实践，发挥思政实践育人效力

首先，明确思政实践育人内涵。引导学生在课程学习中积极参与实践活动，以正确的价值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为追求，基于实践锻炼，自觉主动地将理论知识内化为实践经验、将道德内化为习惯。其次，开拓交通行业实践思政育人方式。注重课堂教学与实践性教学相结合，通过校内实训平台、合作科研机构、产学研基地等拓宽育人途径，加深学生对基本理论的理解，激发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专业技能和应用能力都能得到有效提高。最后，推进理论思政与实践思政融合。通过理论思政与实践思政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素养，进一步加深对党、国家及社会发展的认识与理解，在联系交通行业发展实际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五、结语

采用调查法对重庆交通大学课程思政教育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剖析，对形式主义倾向的显现、教学体系的非系统性、教学方法的单一性，以及学生参与热情匮乏等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策略，为行业特色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案例及示范借鉴。然而，课程思政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一项持久且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高校、教师、学生乃至整个社会的协同努力与持续投入，切实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推动课程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职业本科院校党建带团建实施路径研究 基于学生党支部党建品牌建设实践探索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莫鹏巧

职业本科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培养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具有学生生源类别多样，强调实践和职业技能特点，围绕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效发挥党团组织培养功能，是新形势下党建带团建工作面临的新问题。本研究以问题为导向，以信息工程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红“芯”育匠带“活”青力量党建品牌建设实践为基础，探索职业本科院校“党建带团建”的创新路径。

  1. 职业本科院校党建带团建的内涵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要“推进职业院校党的建设与事业发展深度融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高校是青年人的聚集地，党建带团建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党组织通过思想引领、组织建设、活动联办等方式带动共青团发展，形成党团共建格局，这对于巩固青年思想阵地、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1]。党建带团建是党、团建设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新时期进一步做好党的青年工作， 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以及加强基层团的建设的重要途径，党建带团建工作蕴含着党对团的全面领导，是共青团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开展好党建带团建工作是一项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的重要工作。职业本科聚焦“素质+技能”的职业导向，注重实践、技能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在实践场域更注重校企合作育人，基于职业类型教育特征下以就业为导向的党建带团建差异化路径实施是职业本科党建带团建工作研究的应有之义[2]。

  1. 职业本科党建带团建的特点

2．1政策导向下的制度体系逐步健全

自2022年《共青团中央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关于改革创新高校共青团工作切实增强思想政治引领实效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实施以来，职业本科院校认真贯彻落实相关的文件精神和要求，制定将共青团工作纳入学校党的建设和

思想政治工作总体格局[3]，已初步构建“党委统筹、党团联动”的协同机制， 将团建目标纳入党建责任制考核框架工作机制。在进行党支部划分时，有意识地以专业群进行党支部划分，为实现党建工作与技能人才培养的融合提供了组织基础。

2．2组织形态与育人路径的职业化转型

区别于普通本科院校，职业本科党建带团建更强调实践场域的拓展，具体表现为组织载体多元化，通过校企合作支部联合、校企联合开展主题党日等灵活形式，强化与企业联动作用，注重以“技能服务社会”为主线，更注重结合职业技能开展的社区志愿服务等活动[4]，形成“做中学、学中悟”的思政教育闭环。

  1. 3数字化手段应用拓展，新媒体阵地建设加速

针对职业本科学生生源来源和培养层次的多样性，实践实习的时间较普通本科长，呈现在校时间短，流动性强、实践场景分散的特点，党团组织需要采用“线上+线下”双轨模式。通过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传播党的理论，结合“青年大学习”等提升参与度；线下更注重开展沉浸式教育，增强组织黏性。

  1. 职业本科党建带团建的核心困境

3．1主体维度：学生政治认同的结构性矛盾

职业本科院校生源构成复杂（含中职生、普高生及社会考生），培养类别多样（含专科、四年制本科、专升本、中职升本），学生认知基础与价值取向呈现显著异质性。调查显示，超40%的学生将“提升就业竞争力”视为首要目标，对党团活动的参与动机多源于功利性需求，而非内在政治认同。此外，学生不同培养类别、实习周期长（通常为6~12个月）不等，导致组织生活碎片化，弱化了党团教育的连续性。

    1. 内容维度：职业性与政治性的整合张力不足

职业本科教育注重以就业为导向和强调实践以及技能培养为目标，凸显职业性的导向，而目前职业本科的党建、团建工作活动形式、内容与普通本科同质化，党建带团建工作存在“两张皮”现象。一方面，思政教育内容未能有效对接职业岗位需求；另一方面，企业参与党团共建的积极性不高，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中政治引领功能被边缘化，导致实习阶段党团教育陷入“真空化”风险。

    1. 机制维度：资源供给与评价体系的适配性缺失

党务工作者的思政理论水平与职业教育规律把握能力存在短板，此外现有考核体系过度量化（如以“活动频次”“参与人数”为核心指标），忽视职业素养提升、社会服务效能等质性维度，难以体现职业教育类型化特色。

  1. 4组织维度：党团组织协同育人机制缺失

目前从学校层面已将团建目标纳入党建责任制考核，加强党建带团建的协同机制，但在具体落实中，尤其在二级学院基层党组织与团组织协同育人机制上存在缺失，党团黏性不够，党团组织活力不足[5]。

  1. 信息工程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党建带团工作实施路径探索

信息工程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党建“双创” 工作及学校“双高”建设要求，聚焦“党员发展质量，党建带团建工作实效、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两张皮”现象”[6]3个突出问题，逐步探索“五带一优化”党建带团建“带”的机制，增强“带”的实效，形成了“党建+思想”“党建+队伍”“党建+专业”“党建+实践”的“党建+”四向融合育人模式，提升党员发展质量，破解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两张皮”的现象[7]，提升党建育人的深度、厚度和精度。

4．1带思想建设，保持党团组织先进性

通过教师党员和学生党员两支队伍，以“红芯讲堂”“榜样在身边”“红芯工匠说”等平台，邀请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技术能手、优秀校友、红芯育匠先锋班优秀学员到团支部开展理论宣讲、参加主题团日等“党建+思想”融合，强化政治引领，提升青年团员及学生党员的思想政治建设。

    1. 带组织建设，巩固和健全团的基层组织

制定《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党员联系班级制度》，实现党员结对团支部活动， 实现学院自然班级党组织成员全覆盖，支部党员主动参与指导团支部活动、建设等，有效增强了各班级与党组织的联系，成立学生党员“启新”学习班，加强学生党员政治学习，强化对学生党员的教育和引领；通过党员参与网格化工作，团推优工作等结对共建，共同开展活动，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和朋辈效应，实现支部“传帮带”，为发挥学生党员对共青团员的引领作用搭建桥梁，增强团支部的组织活力；通过红芯育匠先锋班的学生党员带动和协助做好先锋班的思想教育管理，发挥党组织与团支部以及凝聚群众的重要作用。

    1. 带队伍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团学干部队伍

党支部主动关心、参与和指导团组织干部培养，学生党支部联合团委制定团委学生会干部培养计划，引导和输送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加入团组织，担任团组织学生干部，让有条件的团支部由团支部的学生党员担任团支部书记，吸纳优秀的学生干部加入党组织，增强团委学生会干部的整体战斗力；联合教师党支部根据学生专业特点打造“党建+专业”的模式，成立红芯育匠先锋班， 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实现“党建+队伍”融合。

    1. 带阵地建设，提高团组织的服务能力

组成党员先锋队和团员志愿者服务队，通过开展志愿服务，结对共建和三下乡实践等活动，充分发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推进线上线下党团工作平台与阵地建设，在超星思政园地课群开展思想汇报和时事热点学习，分享心得。定期召开优秀校友分享会到校友企业开展主题党团日等活动，带领青年学生深入企业和社会，参与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学有所思，学有所获。

    1. 带作用发挥，提高团员队伍质量和认同感

依托“旗帜社”平台，吸引、接纳青年团员，形成“1234”党员教育管理模式，线上线下教育齐抓共管，通过定期组织参加理论学习、主动汇报思想、参加志愿服务、学习情况、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情况、获奖情况等方面对旗帜社成员进行考核，依据考核结果作为团推优和推荐学生参加青年马克思主义青年工程等的依据，通过竞争和考核模式，让学生清晰认识到自己与别人的差距， 激发社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青年团员积极参加“旗帜社”的各项活动，切实强化青年团员的理论学习、党性锤炼、志愿服务、作用发挥，让思想端正、作风优良、成绩优秀成为青年团员的追求，推动良好的学风和作风养成；定期召开先锋班经验分享，及时发挥先锋班学员的专业带动作用，并及时吸纳具有专业技术特长的学生加入党组织，接受组织教育和培养。

    1. 优化团推优工作，推荐优秀团员加入党组织

学生党支部书记兼任学院团委书记，直接指导团委学生开展团支部推优工作培训，学生党员参与、指导联系团支部团推优工作的方式，进一步规范团推优工作，确保团支部推荐优秀的团员加入党组织，为党支部吸纳优秀团员奠定良好的基础。

  1. 7探索深化党团协同机制，增强党团组织活力

建立“党—团—班”三级联动机制，将主题党团日、班会三融合等，实现党务、团务、班务深度融合，整合第二课堂资源，推动党团活动与专业技能竞

赛、志愿服务相结合，形成“科创赋能”“技能下乡”等特色载体。

  1. 党建带团工作实施成效

通过聚焦青年成长成才的特点，党支部有的放矢，创新党建带团工作机制，学生支部建设在“七个有力”（管理党员有力、教育党员有力、监督党员有力、宣传师生有力、凝聚师生有力、组织师生有力、服务师生有力）方面建设效果更加凸显，团支部“五方面”（思想引领、组织运行、干部队伍培养、团员作用发挥、活动开展）功能发挥好。

  1. 1聚焦专业实践，学生服务本领明显提升

党支部联合教师党支部在带领青年学生在学习中提升才干、提高本领。学生考取华为专家级认证HCIE共21人次，1个学生考取红帽架构师认证。参加技能竞赛成绩喜人，2024年、2025年共荣获全国职业技能竞赛银奖1项，铜奖1项，广西区职业技能竞赛一等奖7项，二等奖13项，三等奖9项。

    1. 聚焦管理创新，青年学生形象认同明显提高

党团员形象发挥得好，党团组织形象就得到大家认同。党支部创新，从制度层面规范学生党员发展过程管理，依托“旗帜社”平台培养、发展、管理入党申请人、入党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使支部的管理科学化、考核更加优化， 从制度层面做到择优入党。通过线上线下教育齐抓共管，提升学生理论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专题组织生活会“四微”模式的运用，回应了党员的现实需求，实现了对学生党员教育管理的全覆盖，实现党员素质大提升。2024届毕业生党员中，11名党员以优异成绩获得专升本资格，继续深造学习。学生荣获区级奖励50余项，通过系列管理实践创新，建立起来了大家党性意识，树立起来了党员及团员形象，赢得了同学的点赞认同，极大地发挥了党团员辐射作用。

    1. 聚焦党建带团建机制创新，党团组织活力得到增强

党务、团务、班务深度融合，有效激发了党团组织活力。党支部荣获2022

—2023年度先进基层党支部，2024年校级五星级党支部；入选区第二批样板党支部培育单位；2024年学院班级荣获先进班级8个，五四红旗团支部5个，主题团日3个，“十佳”优良学风4个，示范班级11个，文明宿舍32间。各项集体获奖均有提升。学院在运动会中荣获第三名的好成绩；学院荣获军训先进组织。支部的建设经验在学校“七一”表彰大会上进行经验分享，党班团一体化建设经验在高校三方论坛进行分享。

    1. 聚焦志愿服务，青年学生责任担当明显增强

支部通过创新党建实践平台，打造“党建+志愿服务”模式，让青年学生在志愿服务中提高本领，提升服务意识。每年在校园内开展计算机组装与维修等志愿服务活动不少于2次，且进入社区开展计算机义务维修和防电信诈骗宣传等，暑期深入开展“三下乡”活动，根据农户需求开展直播助农培训活动，切实为师生和群众提供便利，得到师生员工和群众好评，活动得到多家媒体的报道。学生在志愿服务中学以致用，体验服务师生的幸福和快乐，志愿服务活动成为了行动自觉。

  1. 结束语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党建带团建工作内涵挖掘深度有待加强，与企业协同育人机制需完善。另外数字化赋能党建工作有待进一步提升，信息工程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将继续深化党建带团建工作机制，以“红色基因”与“信息芯片”的有机融合为基础，形成“思想引领有深度、组织建设有力度、服务师生有温度、品牌传播有影响”的生动局面。下一步将持续深化“红芯育匠”党建品牌，为培养新时代信息技术人才贡献更大力量。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施中的问题及对策

王爱芬

从2012年至今十余年间，国家先后有十余部与心理健康有关的纲要、指南、通知等文件颁布实施。从国家政策上体现了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关注。2023年4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

（以下简称《专项行动计划》），对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与具体工作路径，同时把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初步形成了全社会、全方位、全过程关注的心育生态。可以说，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受到了高度重视和关注，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科学发展。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中小学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多年来，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到内容，学生心理辅导的规范到心理辅导课的落地实施；从心理师资力量的不断增强到全员参与心育，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正在走向规范化、体系化和科学化。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存在实效性不强，形式大于内容的现象，成为制约当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科学发展的瓶颈。

一、现实困境：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施中的问题

近年来，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已成为当前全社会的共识。但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普及推进过程中，仍面临多重困难，亟需进行系统化改革。

（一）教育理念偏差：重“危机干预”轻“发展预防”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对学生全面发展的日益重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已成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但许多学校的心理健康工作仍存在明显的理念偏差——过度强调“危机干预”，而忽视“发展预防”。多数学校将心理健康教育等同于心理问题筛查与危机干预，即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重在学生心理问题的解决与危机应对，对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还停留在“解决心理问题”层面，认为心理健康教育只是针对少数有问题的学生，而忽视了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进而导致当前普遍存在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问题化”和“医学化”倾向，没有将全体学生作为服务对象，没有将提升所有学生的心理潜能和培养学生的积极心理健康素养作为工作目标。心理教师的主要精力也放在“危机个案”上，而非面向全体学生的心理发展指导。这种模式不仅忽视了

对学生发展性的心理辅导，还导致了社会大众尤其是家长和学生的“病耻感” 现象，不愿意或耻于面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不仅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学生的心理状况，还可能加剧心理健康问题的恶化。2012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中指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总目标是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为他们健康成长和幸福生活奠定基础。”也就是说，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是立足于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要优先关注全体学生的健康成长，同时为有心理困扰或心理问题的学生提供帮助。

（二）课程体系薄弱：形式化与碎片化并存

心理健康教育辅导课是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渠道，国内教育实践表明，心理健康教育辅导课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极为重要且独特的载体，是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课程实施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成效。但当前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突出表现为形式化与碎片化并存的现象。由于许多学校将心理健康教育简单等同于心理问题干预或心理咨询，忽视了其发展性和预防性功能，导致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目标偏离了促进学生心理素质全面发展的根本宗旨，缺乏针对性，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和实际需求。这种脱离实际的课程目标设定使得课程实施效果大打折扣，难以真正满足学生的心理成长需要。到目前为止，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小学尚未完全进入课表，即便在课表上排了也会经常出现不上课或被其他课占用的情况；有的学校尽管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了课程体系，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课程往往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存在为上课而上课的现象，尤其是没有围绕学校师生实际心理需求或存在的突出问题来展开，从而使心育课程陷入形式化境地，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在课程实施方面，当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内容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征。一方面，内容缺乏系统性，各学段、各年级之间的教学内容缺乏有机衔接，难以形成连贯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主题选择随意性比较大，往往根据教师个人兴趣或临时决定确定教学内容，缺乏科学规划和长远考虑。课程内容更新滞后，未能及时反映当代学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这种内容上的碎片化严重影响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连续性和实效性。

（三）专业资源匮乏：师资力量与发展通道的双重困境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尽管教育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着师资力量薄弱与发展通道不畅的双重困境。在师资力量方面，一是心理健康教育师资数量严重不足，专职教师稀缺与兼职化现象严重，专职心理健康教师配备率低，区域、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二是兼职教师专业能力有限，由于缺乏专职教师，许多学校采取“兼职化”模式，即由其他学科教师兼任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然而，这些教师大多未接受过系统的心理学培训，仅依靠短期讲座或网络课程获取相关知识，很难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这种现状使得当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参差不齐。随着国家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视，各级各类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心理服务机构也把关注点投入到对教师的培训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心理健康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但是目前大部分培训没有针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没能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必备的素质和能力入手，存在不够系统、理论性过强、操作性不足、无法落地实践运用等问题。三是专业督导机制缺失。心理健康教育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教师在实际工作中常面临复杂案例，需要专业督导支持。然而，目前大多数学校缺乏心理督导机制，教师遇到棘手问题时难以获得有效指导，影响了教育效果。四是心理健康教师面临职称晋升困难与职业认同感低的问题，在现行的教师职称评定体系中，心理健康教师往往面临“学科边缘化”问题。许多地区未设立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职称序列，心理健康教师需依托其他学科评职称，导致教师职业发展受限。这种职业发展瓶颈使得部分优秀心理健康教师选择转岗或离职，进一步加剧了师资流失问题。

（四）硬件资源浪费：心理辅导室重“建设”轻“使用”

中小学心理辅导室作为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场所，是学校心理教师开展个别辅导和团体辅导，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成长并帮助学生排解心理困扰的特定场所。早在2015年，教育部就发布了《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指南》， 大大提升了全国心理健康教师的配备和心理辅导室的建设，尤其在2023年，随着心理健康工作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我国中小学心理辅导室覆盖率已超90%。但在实践层面，许多学校的心理辅导室存在“重建设轻使用”现象，日常使用率低下、硬件资源闲置或使用不当，使得心理辅导室的功能定位与运行实效存在差距，已成为制约学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效能发挥的关键瓶颈。究其原因：一是空间配置不合理，建设标准“一刀切”，造成资源浪费。许多地区在推进心理辅导室建设时，采用统一的硬件配置标准，未考虑不同学校的规模、学生特点及实际需求。例如，部分小型学校盲目按照标准建设，导致辅导室空间过

大，大部分高端器材使用率极低，沦为“摆设”，造成严重浪费。又由于教师培训不足，设备使用技能欠缺使得设备无法真正服务于学生心理辅导需求。二是心理辅导室开放时间不足，部分学校心理辅导室要么只在“心理健康周”或上级检查时开放，日常大门紧闭，学生难以获得及时的心理支持；要么开放时间不固定，学生预约困难。一些学校虽然制定了开放时间表，但执行随意，导致学生无法形成稳定的辅导习惯。三是缺少规范的、科学的辅导工作制度，如缺少辅导室的值班制度、预约制度、辅导反馈制度，以及辅导档案建立与保密制度、危机干预与转介制度等，使学校心理辅导室经常处于无序状态。四是家长和学生对心理辅导室工作认识不足或不了解，认为走进心理辅导室有“病耻感”，造成心理辅导室“形备而实不至”的典型现象。

（五）测评和干预效果欠佳：简单化解读和干预的无力感

当前各学校已经普遍开展了学生心理健康监测，对了解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和预警提供了基础。但是，心理监测、心理问题排查及预警是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心理筛查的间接性、相对性、动态性、主观性，容易被学生当成考试题目，寻求正确答案造成社会期待效应，对答卷真实性影响甚大，再加上目前存在的筛查工具都是“舶来品”，导致对结果的解读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和局限性，而学生的阻抗、当时情绪状态、身体状况等都会影响监测的效果，从而造成对学生心理问题的误报、漏报和夸大报告问题等现象持续存在；尤其是普遍存在的把一次筛查结果作为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公布，而没有对初步筛查结果进行进一步评估，这种简单化的解读引发了大众的恐慌，导致学校存在不敢测或不信任监测数据的现象，对学生心理筛查工作存在一定的负面甚至抵触情绪，不能主动及时预警学生的心理问题，加剧了学生心理筛查的无效性倾向。而学校心理危机干预是目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短板。心理工作者都清楚，在心理筛查、心理辅导过程中如果发现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需要进行及时的辅导和干预，严重的要进行转介。但是，由于学校心理健康专职教师较少，专业水平有限，心理辅导难度较大，效果不乐观。尤其是对于疑似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对其进行专业的初步评估是否需要及时转介对学校来说都是具大的挑战。目前业界也没有一套具体的、科学的、规范的中小学生心理问题的干预流程或规范可供参考，这就让学校及心理教师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即便是通过多方努力，初步确定了学生可能存在严重心理问题或需要转介，但如何进行主动的、针对性的、及时的辅导？如何转介、该向什么机构转介？如何与家长进行沟通

等都没有明确的、通畅的途径和方法。因此，心理教师经常处于无措或无力的状态。

（六）协同机制缺位：家校社联动不足

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中小学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其重视程度有了大幅度提升，但是，长期以来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被认为是学校的事，导致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普遍存在“学校单打独斗”的现象，“家”“校”“社”互不相关，且家庭、学校和社会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权责划分模糊，常常出现角色定位不清与推诿现象，学校无法与家庭、社会形成合力，无法有效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心理问题，制约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在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方面，三方协作机制尤为薄弱。当出现严重心理问题时，学校、家庭和专业医疗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转介机制，导致干预时机延误。在具体实践中，家校社各方在资源整合方面表现出明显的被动性，学校期待家庭重视学生心理健康，但是家长心理健康知识储备不足，无力提供帮助；家长希望学校能提供专业的帮助，尤其部分家长和学生对心理健康问题有“病耻感”，害怕被贴标签、被歧视，不愿积极配合学校；学校期望社会提供专业支持，社会却等待学校主动联系，各个主体间的责任分工、流程衔接、相互协同等缺少科学规范的工作机制，导致工作效率低下。

二、实践探索：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施对策

为应对当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问题，需从多个方面进行系统性变革，以推动心理健康教育科学化、规范化发展。

（一）理念升级：从“治病”转向“育人”

随着积极心理学和教育生态学理论的发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正经历从“矫治问题”到“促进发展”的范式转换。首先，学校要大力宣传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理念和知识，通过对教师、家长、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宣传，建立“预防-干预-发展”三位一体的新型教育理念。在目标维度上，构建包含基础性目标—部分学生心理问题预防、发展性目标—全体学生心理素质提升、卓越性目标—全体学生积极品质培养的三级目标体系；在对象维度上，面向全体学生而非仅关注问题群体；在方法维度上，采用积极心理学导向的发展性策略， 将心理健康教育的理念和具体的操作技术融入到日常的课堂教学和管理中，实现心理健康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有机融合。同时，教育行政部门要从政策层面加强引导和专业支持，通过试点先行、典型示范等方式，推动心理健康教育理念

的根本性转变，最终实现从“矫正问题”到“促进发展”的范式升级，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的心理基础。

（二）课程重构：目标与效果并重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的形式化与碎片化问题严重制约了教育效果的发挥。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系统层面进行整体规划。首先，要明确课程定位，构建科学的课程目标体系。进一步明确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目标定位， 即提升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这是重构科学、系统、有效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内容的基础。其次，加强内容整合，形成系统的课程框架。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心理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课程内容体系。如针对全体学生的发展性课程（如情绪管理、人际交往等）和部分学生的干预性课程相结合，除了全面实施、面向全体，还要根据不同学段各有侧重、纵向分段进行针对性的课程设计，以关注各个年龄阶段学生成长中可能出现的发展性需要和问题，形成系统的课程框架；第三，创新实施方式，提升教学实效性。要探索以校为本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方案。各学校要针对学校的实际和时代发展过程中学生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难点，增强课程的校本化建设意识，积极拓展课程资源，解决学生的实际成长性问题。在开发或建构适合学校实际需要的心理健康教育辅导课的过程中，各学校要从发展心理学的高度和学生当前存在的心理成长需求出发，厘清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脉络体系、目标架构，把符合学校特色或本校学生需要的主题放到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中进一步去定位、强化，实施真正适合本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这就需要专职心理教师要主动与班主任进行充分的沟通，达成关于本校学生心理发展目标和课程活动主题的共识，实施具有针对性的课程内容。

（三）师资资源整合：构建心理健康教育多元化支持网络

随着社会对学生心理健康重视程度的日益提升，加强中小学教职人员的心理健康教育能力已成为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环节。首先要加大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的系统培训。心理健康教育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领域，它要求从业者要具备扎实的心理学理论基础、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敏锐的问题识别与干预能力。所以，要对中小学心理健康专兼职教师必备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分模块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和实践操作能力等方面的培训，通过提升专兼职心理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辅导、咨询服务和预防干预能力，形成专业化心理健康教师队伍。二是加强对班主任和科任教师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普及培训。班主任是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与预防的中坚力量，是学生心理问题的初级发现者和干预者，为此， 要强化班主任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为班主任提供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专业培训。而通过对所有学科教师的心理培训，帮助其提高心理健康意识和能力，自觉将心理健康教育理念和操作技术融入到日常教学活动中，提升全体教师读懂学生、理解学生的能力，帮助教师在学科教学、班级管理、家校协同中有效使用心理健康教育策略方法。同时，在与学生的日常接触中，能够有意识地发现学生的心理问题或心理问题的隐患，及时预警，形成全员心理健康教育的强大合力，实现心理健康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有机融合。三是提升心理健康教师地位和专业发展通道，将心理健康教师的专业发展统一到学科专业发展序列，让心理教师与其他学科教师一样享有同等的评先评优职称竞升机会， 切实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四）辅导室效用：从“摆设”变为“实用资源”

心理辅导室是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阵地，要充分发挥心理辅导室的作用，从“摆设”转向能真正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实用资源”。一是优化空间配置，学校要根据自身规模和学生需求合理规划辅导室功能，避免盲目追求“高标准”。二是学校要加大对心理辅导室功能的宣传力度，扭转学生和家长对心理辅导或心理健康教育理解上的偏差，如学生只要有心理和情绪问题，就可以尝试进行心理辅导，就像去学科教师办公室请教问题一样。三是要规范心理辅导室的相关制度，保证辅导室的开放时间，制定稳定的开放计划， 提高设备利用率，确保辅导室高效运行，让学校的心理辅导室真正成为学校师生的“加油站”。四是主动开展心理辅导工作。心理辅导教师不应该等学生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才“逼”着学生前来辅导，而应主动出击。2021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要“针对学生在学习、生活、人际关系和自我意识等方面可能遇到的心理失衡问题，主动采取举措”， 主动为学生提供适合他的心理健康服务。所以，心理教师要主动走进班级、走近学生、走近班主任，要聚焦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小学生会出现哪些新的心理健康问题？学生和学校教师、家长对于心理健康教育有哪些新的需求？要围绕学生存在的发展性问题和发展性需求为出发点，主动开展相应的心理辅导工作，确保学校心理辅导室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使心理健康辅导活动更细化、更精准、更有效。

（五）完善危机预警机制：提供更精准的干预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是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重大民生课题，2023年《专项行动计划》要求“每学年面向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中等职业学校等学生至少开展一次心理健康测评”，也就是说，学校除了要开展全程、全员、全域的系统性心理健康预防教育，帮助学生完成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发展任务，还要建立规范的心理危机预警干预机制。首先，要建立静态的心理筛查和动态的心理观察相结合的预警工作机制。科学规范心理筛查的相关程序，严格心理筛查工具的甄别和使用流程，科学开展心理筛查工作，根据心理筛查和班主任、心理委员、同伴、家长等相关人员的日常观察，把普查得分高或者行为异常的学生确定为初步预警对象。其次，由专职心理教师或学校邀请的专业人员通过谈话、量表或进一步观察，对进入预警名单的学生进行二次评估或者三次评估，初步确定问题等级，分级干预。第三，对于有极少数具有严重心理问题或有心理疾病征兆的学生，要开展家校医结合的联合评估与干预，必要时联系家长转介，学校心理教师要保持跟进，共同参与辅导。这就要畅通学校、家庭与医疗系统之间的转介机制。通过这种前瞻性的预防措施、精准的危机评估、有效的团队协作、强有力的社会支持，为“不同层级学生的心理需求提供相应的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1］，形成学校体系化、可操作的干预体系，护航学生的健康成长。

（六）校家社协同：全口径促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每个人都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导致学生心理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家庭、学校、学生个体，也包括社会大环境。要成为学生心理健康的促进者，需要构建一个学校主动领航、家长热情参与、社会良好环境支持的全面护航体系，要着眼于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来整合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和力量，让学生本人、家庭成员、社会力量等都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中来。一是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学校要加大心理健康教育的理念宣传和普及工作，消除人们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误解，开设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培养所有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素养，积极推进全科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二是提高家长家庭教育能力。家庭是维护学生心理健康的非常重要的支持系统，是学生心理健康发展重要的资源、起点和基石， 学校要加强家校沟通，指导并引导家长主动关注孩子心理健康，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养育观念，尊重孩子心理发展规律，理性确定孩子成长预期，为孩子的心理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提高社会各界在学生心理健康中的促进作用。

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应积极营造良好社会环境，通过媒体、网络等平台广泛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高公众对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减少社会压力和焦虑情绪对学生的影响。进一步完善社会联动机制，提升社会心理服务人员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能力，真正发挥有效作用，形成协同育人良好氛围，共同为学生心理健康保驾护航［2］。

中职学校手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衢州中等专业学校徐清

当前，多数中等职业学校实行寄宿制管理，学生生源分布较为广泛。受限于地理因素，家长往往难以亲自接送学生往返。在此情况下，学生随身携带手机，对于满足交通支付、与家长保持联系等基本需求具有现实必要性。此外部分中职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手机依赖现象。综合上述因素，中职生普遍持有个人手机，并倾向于申请携带手机入校。尽管各中职学校已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手机管理，但在实际管理中仍面临诸多挑战，管理效果欠佳，甚至偶发因处置不当而引发的恶性事件。因此，探索并实施有效的手机管理策略至关重要。

  1. 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

    1. 管理理念偏差：重管控轻引导，忽视个体差异

当前中职学校手机管理存在显著的理念偏差。学校管理方往往追求速效的管控成果，而相对忽视了教育引导的根本价值。

“一刀切”式管理。从制度设计到执行层面，普遍缺乏对学生个体需求及差异性的充分考量。许多学校制定的《手机管理制度》倾向于采用简单化、强制性条款对学生进行约束[1]。例如，规定一经发现违规使用手机即请家长或给予纪律处分。此类规定虽具表面威慑力，实则教育效果有限，易导致学生“口服心不服”，执行难度大，制度本身亦逐渐丧失实际效力。

管理关系对立化。手机管理过程常形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对立态势。管理者视其为维护校园纪律的必要手段，而学生则普遍感知为对其个人自由的过度限制。这种对立关系易诱发学生的抵触、逃避甚至对抗行为。例如，尽管学校部署了班主任、值周教师等管理力量进行巡察，学生仍会采取多种隐蔽手段违规使用手机，如藏匿于储物柜、枕头或卫生间吊顶等，在高压环境下滋长了规避与欺骗行为。

教育引导功能缺位。在刚性管理模式下，针对学生的教育引导工作常流于形式。教师和管理人员在执行过程中，过度聚焦于监督与约束，未能有效开展关于合理使用手机的观念教育及自律能力培养。学生对手机过度使用的潜在危害，如学业成绩下滑、视力受损、社交能力弱化等[2]，认识不足。同时，学校缺乏系统性的教育活动，以提升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与自律意识，导致其在面对手机诱惑时缺乏正确的判断力与应对策略。

    1. 执行方式僵化：师生压力积聚，管理效能受损当前管理方式对师生双方均产生明显压力。

教师工作负荷与职业倦怠。手机管理已成为班主任工作的主要压力源之一。班主任除在承担常规教学管理职责外，还需额外应对频繁的学生手机违规行为， 进行反复教育、批评和处理，工作负担与心理压力剧增。加之手机管理问题的复杂性与反复性，管理成效不易显现，易使教师产生无力感与挫败感。长此以往，将影响其工作积极性与满意度，进而波及班级整体管理质量与学生教育效果。

学生逆反心理与行为对抗。处于青春期的中职生，其好奇心和自主意识较强。学校过于严苛的“高压线”式管理规定，易被学生解读为缺乏人文关怀的“刁难”，从而激发“禁果效应”，即“越禁止越想做”的心理。学生倾向于寻找管理漏洞，以各种方式规避监管，如利用巡察间隙快速使用手机、购置廉价备用机专门在校内违规使用等。此类对抗行为不仅增加管理难度，还可能泛化至对其他校规的抵触，破坏校园整体管理秩序。

    1. 管理过程低效：持久消耗资源，效果难以巩固

手机管理呈现长期性与反复性特征，导致管理效能低下。

管理疲劳持续加剧。教师及管理人员在贯穿学生整个在校周期的手机管理工作中，极易产生疲劳感与倦怠感。从新生入学至毕业班管理，均需不断重复执行教育、监督与检查工作。学生则持续采取对抗与逃避策略，如藏匿手机、利用管理盲区等，形成“猫鼠游戏”式的持续对抗状态。这种高强度、重复性的管理过程对管理者的精力与心理构成巨大消耗，管理热情与效能随时间的推移而显著衰减。

管理措施效力递减。在长期的“斗智斗勇”中，学生积累了丰富的规避经验与技巧，导致既有管理措施逐渐失效。例如，熟练使用手机静音/震动模式、选择更隐蔽的藏匿地点违规使用。管理漏洞的普遍存在使得规章制度难以有效落实，管理措施的威慑力下降，学生对规则的重视程度随之降低[3]。

  1. 4 管理成效不彰：力度起伏不定，负面效应凸显管理效果呈现出表面化与不稳定性。

管理力度周期性松懈。受限于管理资源（人力、精力、权限），学校难以维持持续、均衡的高强度管理。通常在学期初、迎检期或重要考试期间管理较为严格，而日常教学过程中管理力度则易出现松懈。这种“紧-松”循环的波动

模式管理易被学生感知并利用，使其在管理松懈期放松警惕，增加违规行为发生的频率。潜在负面效应放大。这种“表面严格、实质松懈”的“夹生饭”现象，不仅扰乱校园秩序，更衍生多重负面效应。

行为习惯异化。学生在规避管理过程中，可能习得撒谎、欺骗、逃避责任等不良行为模式。

身心健康受损。长期处于违规使用手机的紧张焦虑状态，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与学习状态调整至最佳[4]。

教育引导失效。表面的平静掩盖了深层的管理失效，误导管理方向，阻碍了培养学生正确手机使用观念和自律意识的有效教育活动的开展，削弱了管理的根本目标。

  1. 构建“服务引导型自律”模式，实施“无忧吾律”管理法

解决学生手机管理问题，关键在于立足学生主体，深入探究其内在需求与行为动机，方能精准施策。本研究提出“无忧吾律”管理法，其核心在于贯彻“以生为本”理念，实现从单一刚性管理向融合服务的“服务+引导”管理模式转型。该模式旨在通过提供周到的手机保管服务（“无忧”阶段），消除学生顾虑，奠定信任基础，进而结合教育引导与管理措施（“吾律”阶段），循序渐进地培育学生的手机使用自律能力。

2．1 “无忧”有四

      1. 无忧托管

一是保管硬件要足够好，让学生感觉到被珍重，从而安心。学生非常珍爱自己手机，但一些学校保管手机的条件非常随意，学生很忌惮自己的手机被“虐待”，从而将“爱机”偷偷藏起来。例如，有些学校只是简单地将手机存放在普通的柜子里，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导致手机容易出现损坏、丢失等问题。因此，学校应该配备专门的手机保管设备，如带有密码锁和减震功能的手机保管柜，确保手机的安全和完好，让学生放心地将手机交给学校保管。

二是托管的机会不能直接给，让学生自己争取。学校主动为学生保管手机，在一些学生看来却成了被“收缴”，产生抵触情绪。让学生多“跑跑”，多“动动”，方能珍惜保管机会。具体做法是：由家长和学生主动提出手机托管申请，以班级为单位，申请租赁手机保管柜使用权，以班级信用和个人德育学分为抵押，自行组建班级手机保管“理事会”，相关部门对其申请书、责任人、制度公约等材料进行审核，经面试答辩后才能授予租赁资格，并根据使用情况评定

相关信用等级，考虑下一学期的使用待遇。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手机托管的过程中来，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自我管理意识，同时也提高了他们对学校手机管理工作的认同感和配合度。

      1. 无忧亲聊

一是为学生打造无忧的亲子沟通空间。一些学生喜欢偷用手机的原因是想更自在地与家长交流，因为他们不习惯通过电子班牌、走廊上的公共电话与家长讲“悄悄话”。因此学校应该为学生解忧，创设隐私性相对更强的亲子聊天室，让住校学生也能轻松地与家长说上话。学生不一定会常常去用，但这足以让他们安心。亲子聊天室可以配备舒适的桌椅、良好的隔音设施和网络设备， 为学生和家长提供一个安静、私密的沟通环境，让他们能够畅所欲言，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和信任。

二是为学生设立无忧的亲子沟通时间。一些住校生到了周四就会有些焦虑，担心周五家长接送来晚了，走错校门了，又或是有床单被褥等大件要带回家清洗，需要家长带个大袋子过来等等。为了消除学生顾虑，每周四晚自习前会由坐班老师组织，设立10分钟亲子联系时间，允许有需要的学生领回手机，与家长联系相关事项。在这段时间里，老师可以引导学生与家长沟通一些学习和生活方面的事情，同时也提醒家长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成长需求，形成家校共育的良好氛围。

      1. 无忧满电

每到周五领回手机时，很多学生怕手机没电，也许是交手机时忘了关机， 也许是保管中手机受到挤压被开机，还也许是周日晚上交手机时已然临近没电……总之，学生对周五领回手机是否有电的担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一是教室充电设备的安装与使用。可以在教室内的合适位置安装手机充电设备。这些充电设备应具备足够的充电接口，以满足多个学生同时充电的需求。同时，学校应制定充电设备的使用规则，要求学生在使用充电设备时，遵守安全用电规范，不得私自拆卸或损坏充电设备。例如，学校可以在教室的讲台或角落处安装充电插座或共享充电宝设备，供学生在规定时间内使用。

二是充电时间的合理安排。学校应合理安排学生在教室内的充电时间，避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例如，可以在周四晚上“亲聊”时间后，允许学生在教室中为手机充电，但要求学生在充电过程中不得离开教室，以便教师能够随时监督和管理。同时，学校应规定充电的截止时间，确保学生在充电完毕后及

时将手机送回保管柜，避免手机在教室内丢失或损坏。

      1. 无忧戒瘾

一是开展手机使用教育活动。定期组织班会课和专题讲座，向学生普及手机使用相关知识和技能。例如在班会课上，教师可以开展主题为“合理使用手机，防范电信诈骗”“手机使用礼仪与规范”“手机摄影技巧与艺术”等活动，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方式，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手机使用的正确方法和注意事项。同时，学校可以邀请专家学者、公安民警等专业人士到校举办专题讲座，为学生讲解手机网络犯罪的常见手段和防范措施，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二是开展手机使用思辨活动。为了激发学生对手机使用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学校可以组织辩论赛和知识竞赛等活动，让学生在辩论过程中，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通过思想碰撞，加深对手机使用问题的认识和理解[5]。此外，学校还可以以手机为切口，通过举办APP程序设计、摄影技术、视频后期剪辑等课程与比赛，与中职生所学专业、信息化教学相融合，将学生对手机使用的兴趣点从娱乐转向学习。

三是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学校应积极支持和引导开展社团活动，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加入各类社团组织，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此外，学校还应根据中职生特点，重视课外实践活动的开发，搭建优质实践平台。例如面向社会服务的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面向企业的研学基地、面向高职院校的升学帮帮团等。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开阔学生视野，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职业意识，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1. “吾律”有三

      1. 律在时间

让学生思考和明确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时间能用手机？二是用多久时间才合适。很多学生在手机使用时间上失控，原因之一就是没有量化的意识，没有时间概念。因此，要清晰明确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只有把握住时间，才能把控住手机。

一是举办时间管理技能培训。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控制手机使用时间，学校可以开展时间管理主题培训。通过举办讲座、工作坊等形式，向学生介绍一些实用的时间管理技巧，如番茄工作法、四象限法则等。这些技巧可以帮助学生合理分配时间，提高学习和生活效率，减少因手机使用过度而导致的时间浪

费。同时，学校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时间管理经验分享活动，让学生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共同提高时间管理能力。

二是让学生制定手机使用规划。学校不玩回家玩，好不容易在学校形成的习惯，很容易在假期中归零。因此学校应指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手机使用时间规划表。在规划表中，学生需要明确每天可以使用手机的具体时间段和时长，并将这些时间安排与自己的学习任务、作息时间等进行有机结合。教师和家长可以帮助学生监督和执行时间规划表，及时发现和纠正学生在手机使用时间上的不合理安排。

三是建立自我管理与自主发展机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遵守手机使用时间的量化标准，学校应引导学生建立自我管理与自主发展机制。例如，周末鼓励学生使用手机自带的时间管理功能或下载相关的时间管理软件，对手机使用时间进行实时监控和提醒。当手机使用时间接近或超过设定的限额时，软件会自动发出警告，提醒学生停止使用手机。同时，学生可以将自己的手机使用时间记录下来，定期进行反思和总结，分析自己在手机使用时间上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并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逐步培养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

      1. 律在地点

很多学生在使用手机问题上没有场景概念，只要想玩哪都能拿出来，这是没有形成场景自律意识的表现，因此要帮助学生构建手机使用场景规范，哪些地方能用手机，哪些地方不能用手机，明明白白讲清楚，记心理。

一是规范手机使用场景。学校应定期组织各种场景教育活动，通过实际案例、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学生深入理解在不同地点使用手机的规范和要求。例如，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展示一些因学生在教室偷偷使用手机而影响教学秩序的案例，让学生认识到在学习区域使用手机的危害；在图书馆里，图书馆管理人员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参观和为其讲解，让学生了解在图书馆内保持安静、禁止使用手机的规定和原因。通过这些场景教育活动，学生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手机使用的场景规范，提高自律意识。

党旗领航强根基培优赋能促发展 金岭矿业党委创新构建“四五”党员培优体系的实践探索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赵帅

党员队伍作为党的肌体的“红色细胞”，其素质能力直接关系党组织战斗力和企业发展成败。传统党员教育管理模式存在与中心工作脱节、方式单一、激励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导致党员作用发挥零散，难以形成合力。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岭矿业”）党委深刻认识到，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高素质党员队伍，是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的战略支点。近年来，金岭矿业党委聚焦“锻造高素质党员队伍、强化基层组织政治功能、提升党员教育管理质效”三大目标，探索构建“四五”党员培优赋能体系，推动党员教育由“被动接受”向“主动成长”转变，作用发挥由“零星分散”向“系统集成”跃升。2024年，金岭矿业党委被淄博市国资委授予“千名党员培优优秀组织单位”称号。

一、政治塑魂，“五个突出”铸牢党性根基

政治建设决定党员队伍建设方向与成效。金岭矿业党委将政治建设贯穿全过程，通过“五个突出”为党员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一）突出政治站位，锻造忠诚根基

坚持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检验党员政治成色的根本标尺，贯穿于党员发展、教育、管理各环节。建立健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首要责任”和“闭环落实”机制，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企业落地生根，并转化为战略规划、具体项目和生产行动，牢牢把握企业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

（二）突出政治引领，强化理论武装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和终身必修课。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赴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党性教育，持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解决“为何奋斗、为谁奋斗”的根本问题。

（三）突出政治担当，淬炼先锋本色

坚持“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把党员骨干锻造为管理人才”的“三向培养”机制。有计划选派青年党员、骨干党员到井下一

线、重点技改项目、市场开发前沿等关键岗位历练，在攻坚克难中锤炼忠诚品格、磨砺斗争精神，使党员身份成为冲锋陷阵的“号角”。

（四）突出政治标准，严把用人关口

发展党员和干部选拔始终把政治过硬作为首要条件，立足生产经营一线， 近距离、全方位考察对象的政治表现，坚持近距离、全方位、多维度考察，深入掌握真实情况，确保把真正对党忠诚、信念坚定、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把政治可靠、实干有为的干部放到关键岗位，保障队伍纯洁性和战斗力。

（五）突出政治纪律，涵养清廉生态

将严明政治纪律摆在突出位置，创新形成“领导班子带头学、主题党日跟进学、反面案例警示学、专题讲座辅导学”的“四学联动”机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高质量开好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常态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把党纪党规逐步内化为日常习惯，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

二、多元赋能，“五学矩阵”打造高效培优课堂

摒弃“填鸭式”“大水漫灌”教育模式，金岭矿业党委创新实施“五学矩阵”，构建立体化、协同化、互动化的学习新范式，实现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

（一）干部领学，以上率下凝聚思想共识

党委班子成员、基层党政负责人带头先学深学，定期深入所在支部或联系点讲授专题党课。结合分管领域实际，解读政策、分析形势、提出对策。这种“带着问题讲、结合实践讲”的方式，以“头雁效应”激发“群雁活力”，实现理论学习与统一思想、推动工作深度融合。

（二）结对互学，搭建联促共进成长平台

鼓励制度化开展互学活动，通过开展“书记讲党课”、骨干“微分享”、座谈交流、师徒结对等形式，实现党员间知识经验的互动传递和思想观念的双向碰撞，实现党员党性修养和业务能力“双提升”。

（三）定制送学，精准对接供需实现“菜单式”服务

建立“基层点菜、党委配餐、专家上菜”的培训机制。各党支部围绕生产经营难点梳理“需求清单”，公司党委整合资源组建“流动讲师团”，将课程送到车间班组、井下硐室，把课堂搬到一线，实现教育培训“精准滴灌”。

（四）交流促学，拓展多元学习互动空间

打破封闭学习模式，坚持“走出去、请进来”。选派骨干参加高层次培训开阔视野；积极开展“支部结对共建”，与行业先进、科研院所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技术交流等，加强横向联动。在互鉴中学习新知、激发创新思维与协作意识。

（五）指尖自学，数字赋能打造“掌上”红色课堂

依托“学习强国”“灯塔－党建在线”平台及公司微信公众号，打造全天候线上学习阵地。公众号定期推送理论文章、党史故事、先进事迹和微党课视频，支持党员利用碎片时间自主学习，推动学习由“软任务”变“硬指标”， 提升覆盖面与实效性。

三、精益管理，“五可管理”激发党员队伍活力

党员管理重在“管”，关键在“用”，核心在“效”。金岭矿业党委创新推行“可见、可感、可评、可控、可用”的“五可管理”模式，实现管理由粗放向精细、由定性向科学转变。

（一）标准“可见”，让管理有章可循

针对管理标准模糊问题，结合“三基建设”“过硬党支部”“党员评星定级”等工作，进一步细化政治学习、岗位履职、服务群众、遵规守纪等方面的行为规范与流程。党员权利义务、行为准则清晰明了，形成可操作的成长“路线图”和行为“说明书”，实现规范化、制度化管理。

（二）氛围“可感”，让人人争创先进

注重文化引领，持续推进“我为党旗添光彩”“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等活动，开展“两优一先”表彰、新党员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等政治仪式。党员在实践中感受组织关怀与期望，增强身份认同感、荣誉感和责任感，激发比学赶超热情。

（三）考核“可评”，让激励精准有效

推行“基础分+贡献分-负面分”的积分量化管理办法，融合民主评议、业绩考核、日常表现等多维评价。每月公示积分，年度总评结果与评优评先、职级晋升、绩效奖励挂钩，打破“干好干坏一个样”，让优秀党员“有为有位， 有为有得”。

（四）过程“可控”，让风险预警前置

坚持谈心谈话、思想动态分析等制度。党支部书记定期与党员沟通，掌握

思想、工作、生活状况；每季度研判队伍思想动态；对出现苗头性问题的党员及时进行提醒、谈话纠偏。全流程跟踪与动态预警机制确保了队伍健康运行。

（五）管理“可用”，让作用融入发展大局

党员管理的最终落脚点是服务企业发展。大力推进“岗、区、队”创建， 把重大技术攻关、重点项目作为“经验交流”，让党旗始终插在一线，让党员在主战场上唱主角。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转化为推动生产、创新、安全的有形价值。

四、示范引领，“五优先锋”凝聚发展强劲动能

经过“四五”体系持续塑造，金岭矿业党委培育出一支“政治素质优、思想作风优、工作业绩优、攻坚克难优、服务群众优”的“五优先锋”队伍，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

（一）政治素质优，信仰根基更加牢固

通过“政治塑魂”，广大党员“四个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四个自信”更加坚定，“两个维护”更加自觉。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党员始终是中坚力量，为企业行稳致远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二）思想作风优，精神风貌昂扬向上

在“多元赋能”与“精益管理”共同作用下，党员干部学习意识、服务意识、创新意识、廉洁意识不断增强，形成了勤于学习、勇于创新、甘于奉献、严于律己的良好作风习惯，党性修养不断提升，整体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三）工作业绩优，价值创造能力凸显

无论是在井下生产一线，还是在销售市场前沿，党员以“精益求精、追求卓越”为导向，争做技术创新、管理提升、降本增效、安全生产的表率。示范效应带动公司经营指标稳步提升，企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四）攻坚克难优，先锋模范作用彰显

面对深部开采、安全环保压力加大、市场竞争激烈等挑战，广大党员主动请缨、冲锋在前。在技术瓶颈前敢于“揭榜挂帅”，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勇当先锋。一批党员骨干关键时刻“站得出、顶得上”，成为破解难题、应对风险的中流砥柱。

（五）服务群众优，党群干群关系融洽

深入开展“我为职工办实事”，积极帮助职工解决实际困难。广泛参与社区“双报到”、扶贫帮困、环境保护等志愿服务，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提升，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发展合力。

金岭矿业党委“四五”党员培优赋能体系，是企业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生动探索，也是国企党员教育的创新实践，更是企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推动力。通过政治建设领航、学习模式创新、管理机制赋能与先锋队伍塑造，有效激活了党员“红色细胞”，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红色动能”。

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改革对县域金融影响的探究 基于内蒙古农信机构改革的实践探索

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梦媛

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持续发展与完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改革成为提升县域金融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本文以内蒙古农商行的改革实践为案例，系统分析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改革对县域金融生态的多维影响。研究发现，改革后，内蒙古农信系统实现了从“小散弱”到“集约化”的转型，为“三农三牧”及地方特色产业提供了更强支撑。但改革也面临风险管理难度增加、经营管理转型滞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等挑战。基于此，本文提出差异化定位、科技赋能与风险联控联防的政策建议，为县域金融改革提供实践参考。

内蒙古农信改革：统一法人模式的三重突破

  1. 治理结构市场化。在股权结构方面，兼顾政府引导与市场活力，通过引入内蒙古自治区农村金融学会、内蒙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财政局等战略投资者，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达52.2%，形成“国有资本主导+优质民企补充”的股权结构，有效完善了机构内部治理机制，增强了资本实力，为业务多元化发展奠定基础。同时，股权结构的变革也带来了经营决策层面的变化，在公司治理方面，建立“总行—中心支行—支行”三级管理体系，总行内设职能部门23个、下辖14家盟市中心支行、103个旗县区支行，通过统一管控提升整体经营效率。

  2. 风险防控系统化。2024年改革开始以来，地方政府通过资产重组、财政注资等方式协助化解不良贷款；各机构通过引入AMC（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坏账，通过债转股、资产证券化、“分类处理+司法联动”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属地监管部门建立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定期监测涉改机构不良贷款数量，严控新增不良。2024年，内蒙古农信系统累计清收不良贷款127亿元，拨备覆盖率从2023年末的132%提升至185%，远超监管要求，新设机构的风险抵御能力与风险稀释能力得到有效增强。

  3. 服务模式生态化。农信系统改革后，内蒙古农商银行定位将支持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作为资金投向的关键方向，与自治区农牧厅、粮资储备局深化合作，重点围绕地区产业发展规划，为奶业、肉牛、肉羊等特色优势产业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其产业贷款在支持相关企业进行产能扩张、技术升级和设备

更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引导资金流向特定领域和企业，优化区域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为服务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动力。

改革对县域金融的多维影响

积极效应：重构县域金融生态

一是金融服务可得性显著提升。农牧民融资覆盖范围显著扩大，新设农商银行在保留2192个物理网点基础上，推广“助农金融服务点+移动终端”模式，有效覆盖行政村金融服务。以锡盟地区为例，为解决偏远旗县融资难问题，当地农商支行采用移动金融服务车方式，为当地牧民提供一站式服务，截至2025年6月，内蒙古农商银行锡盟中心支行涉农贷款余额为204.86亿元，占各项贷款比重72.7%，覆盖人数达8.05万人。二是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内蒙古农商银行将原本分散在众多小法人机构的资金、人力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和调配，提高了资金配置效率。其信贷投放更加侧重于优化结构，加大了对农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以满足农牧民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在服务方式上，探索利用科技手段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平台，并将贷款审批时限从平均7个工作日缩短至3个工作日，资金周转效率显著提升。三是县域金融系统稳定性增强。内蒙古农信机构改革后，将更多资源用于提升风控能力和科技实力，增强其综合竞争力，保障县域金融系统的稳定。同时，通过合并重组、资本补充等方式，集中处置不良资产，快速出清红区银行，释放信贷空间并降低坏账对资金成本的侵蚀，增强资金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区域性金融风险显著降低。

挑战与矛盾：改革深化中的瓶颈

一是风险管理难度增加。在信用风险方面，历史不良资产处置持续承压，尽管农商行在筹建阶段通过“分类处置+司法联动”方式清收部分不良资产，但剩余不良清收难度加大，对未来资产质量及长远发展潜在威胁。同时，改革后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扩大，客户群体更加多元化，进一步增加了信用风险识别的复杂性。在市场风险方面，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使得金融机构面临更大的利率波动风险，尤其是在LPR形成机制改革后，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存贷利差收窄，盈利空间受到挤压，叠加市场竞争逐渐加剧，经营风险显著增加。二是经营管理转型滞后。尽管原省联社框架下贷款审批、客户服务等部分流程已实现初步统一，但县域行社因管理水平、地域差异等原因，建立统一标准体系仍需时间。此外，新设后的农商银行还面临着基层员工冗余、高级管理人才严重短缺的问题，尤其在风控、科技等关键领域。三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农信社改

革后建设统一的线上服务平台、智能风控系统等数字化基础设施需前期大量资金与技术投入，且短期内难以转化为显性收益，运营成本短期内上升将直接压缩利润空间，影响资本充足率目标。

政策建议

精确战略定位，扎根地方特色发展

内蒙古农商银行作为县域金融发展的主力军，应立足自治区资源禀赋和产业特点，明确“服务‘三农三牧’、支持小微、助力乡村振兴”的核心定位， 融入地方特色产业发展脉络。一方面，围绕地方优势农牧业提供产业链金融支持，从农牧户养殖资金支持到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设备购置贷款，助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强化普惠金融覆盖，优化偏远牧区、边境地区的金融服务网络，推广移动银行、助农取款点等便民服务。深化与地方政府合作，增强政策协同效应，参与“乡村振兴资金”“产业扶持计划”等项目，持续发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纽带作用。

精细经营管理，优化效能提升服务

在经营管理层面，内蒙古农商银行应构建精细化管理体系。梳理整合业务流程，通过流程再造，实现业务办理的标准化、高效化，提升内部运营效率。业务模式上，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动线上信贷、移动支付、大数据风控等技术的应用，提升客户体验。优化和完善人力资源体系，形成全省统一的岗位标准体系，明确岗位职级，强化绩效管理约束机制。绩效考核应突出普惠金融、乡村振兴等指标，激励分行机构深耕本土市场。

强化风险控制，加速科技赋能转型

风险防控是农商银行稳健发展的关键，建议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加强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实时监测与动态管理。利用风险量化模型，对信贷资产质量进行评估预警，提前制定风险应对策略。加大不良资产清收处置力度，借助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交易平台等方式，加快不良资产的盘活变现。在科技赋能方面，加大金融科技投入，推进数字化转型。建设智能化信息系统，实现业务线上化办理，提升金融服务的便捷性与可获得性。此外，加强与监管机构、同业机构的数据共享，提升风险预警能力，确保银行长期稳健发展。

国有混改企业监督管理体制的创新与实践探索

广西贺州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韦杰文

一、国有混改企业监督管理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监督边界模糊，权责交叉严重

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的治理结构发生了变化。实践中， 出资人代表、企业董事会以及监事会在监督职责的划分上存在重叠交叉，不仅损害了监督的独立性与权威性，还容易形成责任空白地带。例如，出资人对资本运作的监督职能往往与董事会的战略决策权发生冲突，特别是在混合资本背景下，企业在内控制度设计、财务合规执行中的标准无法完全统一，从而引发了监管机制碎片化问题。

（二）投资各阶段缺乏系统性嵌入的监督机制

周期长、资本密集、风险高是国有资本混改工作的特质，然而，当前对投资全生命周期的监督机制仍显薄弱。在投资前阶段，部分企业的风险评估流程不够规范，存在盲目进入、非理性投资的现象。进入投资中阶段，企业在信息披露和财务透明度方面存在较多不足，部分重大财务事项未能对全体股东进行对称披露，导致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难以保障。与此同时，投资部门对投资过程中的重大资金流动、合同执行和预算偏差缺乏动态监管，责任缺位问题突出。进入投资后阶段，监督工作明显不足，企业并未开展财务指标与混改效果的联动考核，致使部分项目资本回报率低，严重影响混改的成效和可持续性。

（三）政府干预方式不当，激励与约束机制失衡

地方政府在推进混改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在资源协调、政策落地、项目审批等环节，影响力较大。然而，在操作层面，部分地方政府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容易出现边界不清、行政指令替代市场决策等现象。一方面，为追求短期政绩或完成上级改革指标任务，一些政府部门强行使用特权， 推动混改项目落地，整体的干预度过高，特别是在资本选择、交易价格、股权比例等关键环节，采取了错误的操作手段人为干预市场判断，干扰了企业正常经营，影响了其财务独立性。另一方面，政策激励与监管约束机制的不健全也加剧了混改投资失误。绩效导向的后评估与退出机制也较为欠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二者间的不协调，容易引发监督失效、会计信息失实及责任主

体边界模糊等问题，监督体系的制度公信力受到了质疑，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治理效能。

二、投资前阶段的监督管理创新路径

首先，应建立“战略契合度评估+财务尽职审计”双轨评估机制，强化投资决策的核心把关作用。一方面，通过对拟投资项目与企业主责主业、区域发展政策、产业协同潜力的全面研判，确保混改方向符合国有企业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引入第三方中介机构，凭借其独立性和专业性开展尽职调查及审计，核查目标企业的资产质量、财务报表合规性及潜在债务风险，从源头上解决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产虚高、财务舞弊等问题，减少投资失误。

其次，在明晰监督边界、提升监管效能的同时，应对政府在混改中的角色进行制度性重塑，通过打造“负面清单+容错机制”优化干预方式，提升管控效果。传统模式下，地方政府易受政绩需求或维稳导向驱动，以审批替代市场选择，进而出现资本错配、效率低下等问题。而负面清单机制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明确禁止政府干预股权结构安排、市场化谈判过程、非战略领域资本引入等事项，为企业的自主改革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由于混改探索中难免遭遇困境，不得不面对制度试错，因此，应建立容错机制，对改革路径创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造成的投资失误予以免责，在符合政策导向与风险控制要求的前提下合理免责，避免改革责任主体因害怕承担责任而陷入“宁可不干、不可做错”的制度困境。

最后，在决策流程前端强化财务监督。在部分混改项目中，财务人员的参与比例偏低，方案设计与财务承受能力评估严重滞后，容易引发后续风险。鉴于此，应不断强化制度性安排，充分发挥财务监督在投资立项中的审核职责， 在财务、投资部门和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共同配合下，完成投资可行性研究与论证流程。与此同时，投资论证中应制定资本退出预案，确保混改行为不偏离既定目标，提高财务管理质量。

三、投资中阶段的监督机制构建

首先，应确保“财务透明化+信息共享平台”全面落地实施。当前，混改企业在日常工作中仍存在较多问题，数据孤岛、信息更新滞后等情况尤为严重，导致出资人和监管方难以及时掌握资金流向和经营实况。统一的信息平台下， 可实现财务数据的标准化、结构化、实时化管理，既有利于提升企业经营的透明度，又可为动态监管和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平台应同步建立月度经营数据审

计机制，并建立动态绩效跟踪模型，对预算执行、经营偏差、成本异常等关键指标进行自动预警与趋势分析，充分发挥监督作用，提升监督的主动性和前瞻性。

其次，应逐步在混改企业内部推行“混合董事会+财务监事”的双重监督机制，以强化治理结构，体现不同股东背景下的制衡作用。一方面，董事会通过吸纳国有资本与非公资本的代表，使治理结构逐渐朝着多元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应单独设立财务专职监事，履行好财务制度执行、预算编制、资金使用合规性等方面的监督职责，确保财务行为规范化，在符合既定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实现股东共同利益。借助该项机制，既可防止内部财务行为失控， 也能强化国资股东对非国资操作的外部监督力度，从根本上有效防范“内部人员操纵”“财务共谋”等行为，共同打造“横向制衡、纵向监督”的治理格局。

此外，为确保投资项目在执行过程中不出现偏差，在保证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实现灵活调整，应逐步优化财务评价与动态风险控制机制。传统监督过于重视年度或事后评价，无法及时发现项目运营中的结构性偏差与系统性风险。鉴于此，应将量化与非量化相结合的中期评价体系融入其中，在考核体系中纳入客户满意度、技术进展、管理协同性、营收增长率、利润指标、投资回报率等多个指标，形成多维度评估。在此基础上，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针对投资过程中涉及的股权变更、资本追加、合同调整等高风险事项，企业需预先提交风险分析报告与财务影响测算，经董事会与监管部门审议通过后方可执行。还应定期组织专项审计，对项目执行偏差原因、预算调整合理性、资金使用效率等问题展开全面分析与制度纠偏，确保改革进程在财务监督的支撑下顺利推进。

四、投资后阶段的财务监督延伸机制

首先，应逐步构建“混改绩效+财务回报”的双维度考核体系。混改绩效应更加注重实质性成效，不仅要关注股权结构优化和企业估值提升，还应重点评估财务回报与企业主营业务协同发展的匹配度。考核指标除涵盖净资产增长率、投资收益转化率、资本回报率等硬性财务数据外，还应将业绩承诺兑现情况纳入其中，对未达标项目启动相应问责或补偿机制，确保企业经营成果不受损害，实现可衡量、可回溯、可追责。该双维体系可有效避免“纸面盈利”与“财务虚高”等问题，不断强化资本运营与财务监督的协同作用。

其次，应积极推进退出环节财务监督的制度化和常态化，重点关注资本撤出环节的风险防控与合规把关。在实践过程中，混改退出环节常因缺乏系统性

审查机制而出现问题，成为资产流失、利益输送的高发环节，特别是在资产定价、股份转让、产权划转等关键环节，“贱卖优质资产”等内部交易问题尤为突出。因此，应在资本退出前设定独立的财务可行性审查流程，在财务部门或第三方机构的协助下进行专项测算，评估退出路径的财务影响及税收影响，以及退出行为对国有资本权益的影响。与此同时，应加强对退出过程中资产定价的合规性审核，确保交易定价符合市场公允原则，杜绝低估转让与关联交易等问题。针对大额资产或战略资源转让等情形，还应同步审查税务处理安排与税负转移机制，减少因税务设计不当而产生的额外成本，为混改退出铺平道路。

最后，构建“审计回溯+责任倒查”的监督闭环机制，将财务监督从事中控制延伸至事后追责，实现监督体系的全面覆盖。对未达预期且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混改项目，应依法启动全过程审计回溯，内审机构或专门审计组应对项目立项、财务执行、经营管理等环节进行全景式复盘，厘清责任归属，并剖析制度缺陷与操作失误。责任倒查机制应从财务评估人员、经营执行团队等关键岗位入手进行全方位梳理，明确决策人，落实责任主体。此举既强化了改革责任的有效传导，也能通过问责倒逼财务监督体系做出调整，全面提升企业在未来混改过程中的风险意识与制度执行力。

五、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与制度保障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混改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政府由最初的“直接干预者”转变为“制度设计者与规则维护者”，更加注重制度的科学性、透明性以及可执行性，为混改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这一转变既减少了行政干预对企业内部决策、财务管理的掣肘，更能充分发挥政策的价值，提升政策的稳定性与方向性，将改革过程中的阻力降至最低。与此同时，政府运用政策工具的方式也应逐步向市场化转变。例如，可通过设立国有资本运营平台或投资公司，对混改资本实施统一化、专业化运营和集中监管，弱化碎片化行政干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监管效能。

简而言之，政府职能的优化并不等同于监督的淡化，而是监督方式的升级。鉴于此，国有资本需优化原有的监督机制，将监督机制转变为“政府引导+专业机构执行”的模式，打造出责任明晰、边界清晰、专业协同的治理监督架构。在此机制下，提供制度框架与治理导向成为政府的核心任务，而具体的监督执行工作可交由具备专业能力的机构承担，国资监管部门负责引导，具体的专业执行可交由财务顾问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承担。在财务监督方面，可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充分发挥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力量，使其介入混改企业的财务审计、绩效评估、资本运作分析等关键环节。这样既能提升监督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又能强化监督主体间的相互制衡，实现内部监督效应的最大化。

此外，专业机构更加擅长运用前沿财务工具、风险控制模型和智能分析手段，将这些工具引入监督体系，可显著提升整体监督工作的技术含量和前瞻性，实现了从“人治”向“数治”的监督范式转型。

在此基础上，政府承担的新角色需要法律保障，应不断加快健全与混改实践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与责任追究体系。当前的法律体系虽具备基本制度框架， 然而，在具体操作层面仍存在较多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混改中的财务舞弊、国有资产流失、内部控制失效等问题，这些问题存在界定不清、追责不明等漏洞。因此，应积极优化配套细则与操作指引，针对不同类别财务违规行为，细化认定标准，明确责任划分与处罚措施，确保法律制度对企业行为具有明确的指导性和约束力。值得注意的是，还应构建与法律制度相衔接的问责机制，针对混改项目中决策失误、财务把关不严或监督缺位造成的重大风险进行严肃追责，以责任人为中心加大惩处力度，形成有效威慑。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与之相适应的监督管理体制则是保障改革安全、规范、有效运行的关键。本文分别从投资前、投资中、投资后三个阶段进行剖析，特别强调投资前的科学评估、投资中的动态监管以及投资后的审计问责，并提出了旨在适应混改复杂治理结构的监督管理创新路径。同时，政府的管控角色也发生了较大改变，由原先的“管控主导”转变为“制度塑造者”，本文提出构建“政府引导+专业执行+法律保障”三位一体的监督治理机制。未来，唯有推动监督方式实现制度化、专业化与独立化的协同升级，方能更有效发挥国有资本的效能， 保障混改朝着透明、高效的方向平稳推进。

农村中小银行经济责任审计责任认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粤西审计中心祝国军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农村金融生态持续完善，农村中小银行已成长为支撑农村金融服务的关键力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全国农村中小银行已达3593家，其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分别突破16万亿元、17万亿元，二者合计占贷款总额近八成，有力印证了其对重点领域的精准支持力度。值得关注的是，超70%的农村中小银行法人机构扎根县域，网点星罗棋布、覆盖城乡，天然具备“离农最近、与农最亲”的服务优势。这些机构既全力填补了乡镇金融服务空白、织密基层金融服务网络，又以支农支小主力军的姿态筑牢了乡村金融安全屏障。从服务“三农”一线到守护金融普惠底线，农村中小银行始终是农村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细察农村中小银行的机构特征可见，其数量庞大且呈现“小而散”的典型形态——除经济发达地区极少数头部机构外，绝大多数单家机构资产规模有限，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家法人机构均完整配备了“三会一层”法人治理架构，拥有一定数量的高级管理人员。面对复杂多变的金融市场，如何客观、精准地评价这些高管人员的决策能力、经营管理水平、风险防控能力，成为亟待破解的现实课题。此时，高管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既是为上级党委及管理部门提供选人用人决策的“精准标尺”，通过量化评估为干部任免提供科学依据，又如同助推器一般驱动机构管理朝着规范化、精细化转型，助力其提前预警、化解潜在风险，提升整体治理效能。

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农村中小银行经营的实际情况以及高管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的具体实践，结合国家经济责任审计相关规定和银行业监管部门的要求， 系统探讨农村中小银行经济责任审计中对高管人员履职责任认定的实践难题。

二、农村中小银行经济责任审计与国家审计的区别

在当今金融审计领域的研究范畴内，农村中小银行经济责任审计与国家审计之间存在诸多值得深入剖析的差异点。

（一）审计对象有差异。国家审计（本文所称“国家审计”特指国家审计机关针对国有企业开展的审计）与农村中小银行经济责任审计，二者在审计对

象上存在差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国家审计的审计对象为“国有和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不担任法定代表人但实际行使相应职权的主要领导人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农村中小银行经济责任审计的审计对象不仅包括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还包括高级管理层的其他成员。《中国银保监会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明确规定，拟任农村中小银行的董事长、副董事长等董事会成员，以及行长、副行长、行长助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在上任前都必须历经严格的任职资格许可流程，并且，现任或曾任上述职务的人员在提交任职资格申请材料或报告时，还应提交该拟任人的离任审计报告或经济责任审计报告。综上所述，国家审计与农村中小银行经济责任审计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的对象更为广泛，不限于主要负责人，还包括高级管理层的副职成员，如副行长、行长助理等。

（二）审计内容有区别。就国家审计而言，其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展开的经济责任审计主要围绕以下维度展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经济方针政策、决策部署情况，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执行和效果情况，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执行和效果情况，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健全和运行情况，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企业财务的真实、合法以及效益情况，风险管控的落实情况等。而农村中小银行高管人员的经济责任审计，也参照国家审计的内容开展。但针对副职人员的审计则需结合其岗位职责的特殊性进行调整——副职人员作为高级管理层成员，主要负责落实董事会决议与战略部署，具体承担某一领域或某几项业务的管理职责，相较于主要负责人统筹全局的宏观定位，副职人员的履职边界更聚焦于本单位决议的具体贯彻与执行，难以从单位整体战略规划、法人治理等宏观层面对其进行统一评价。进一步分析发现，副职人员的权责特征决定了其审计内容的差异化：一方面，需重点关注其分管业务领域的履职细节，如具体业务的推进过程、风险管控措施的执行效果、团队管理的有效性等；另一方面，因其核心职责是将董事会战略转化为可操作的经营活动（包括制定阶段性经营计划、监督业务策略落地、确保业绩指标达成等），审计内容需深入业务一线，强化对专业领域执行情况的核查。这种差异化使得副职人员的审计内容呈现出“更细化、更专业”的显著特征，旨在精准评估其在银行运营中的实际贡献与潜在风险。

三、农村中小银行经济责任审计中责任认定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

当前银行业业务类型正经历爆发式增长，业务量与日俱增，农村中小银行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随之日趋复杂，这使得准确界定被审计对象的责任面临诸多问题和难点。

（一）过度聚焦微观细节，个案评价替代整体，责任认定范围不全面。

  1. 过度聚焦个别业务交易细节，责任认定存在“舍本逐末”的偏差。农村中小银行虽规模小于大型商业银行，但作为服务公众的金融机构，同样面临海量交易和数据处理的业务需求，受此影响，其人员配置普遍趋紧，有限的审计力量难以匹配日益复杂的经济责任审计需求。在此背景下，审计人员开展高管人员经济责任审计时，易陷入局部视角，过度聚焦个别业务交易细节，甚至纠结于对整体经济责任影响微乎其微的琐碎问题，导致责任认定出现“舍本逐末”的偏差。具体表现为：审计人员可能对被审计对象主管业务中的轻微疏漏或非原则性错误过度解读，例如过度关注某笔贷款合同条款表述不规范、某笔业务审批单签字流程存在细微瑕疵等问题，却忽视了这些问题背后对银行整体经营战略、风险防控体系的深层影响，以及对潜在信贷风险评估模型漏洞的关联分析。这种“重细节轻全局”的评价方式，本质上是对高管人员宏观把控、战略决策核心职责的误读。更值得关注的是，责任认定与风险后果存在时滞性矛盾。农村中小银行的部分重大决策（尤其是信贷业务）风险暴露具有显著滞后性——被审计对象审批发放的贷款可能需3—5年才会暴露风险隐患，而经济责任审计通常在被审计对象离任时完成，此时部分风险尚未转化为实际损失（如不良贷款）。若审计人员仅以当前可见的细枝末节作为责任判定依据，而忽略对潜在风险的前瞻性评估，便会进一步加剧责任认定的偏差，导致审计结果与高管人员的实际履职贡献或风险责任不匹配。综上，过度聚焦细节的责任认定方式，既不符合高管人员“统筹全局、战略决策”的核心履职定位，也难以客观反映其真实履职成效与责任边界。

  2. 个案评价替代整体，责任认定易陷入“以偏概全”的误区。经济责任审计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的工作，需综合考量多维因素，而责任认定作为其中的核心环节，更应立足全局、统筹分析。然而，在农村中小银行的经济责任审计实践过程中，受审计人员全局意识不足、过度关注细节等因素影响，责任认定易陷入“以偏概全”的误区，导致对高管人员履职的评价偏离客观实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孤立看待个案问题，忽视系统性风险研判。审计人

员仅拘泥于抽查发现的个别或少数业务问题，却未将此类问题的“量”与“质”结合分析，判断抽查发现的操作不规范是否存在普遍性、典型性，并总结管理上存在的漏洞，以此认定高管人员管理上的责任。如，若仅以某网点操作人员的个别疏漏直接认定高管人员管理责任，而未验证该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反映了全行客户信息管理环节的系统性缺陷，则此类结论显然缺乏管理层面的代表性，属于典型的“以个别现象替代整体责任”。二是以单一案例否定全局成效，放大负面影响的片面性。部分审计人员仅依据一两个失败或不规范的案例，便对高管人员的整体决策能力或业务管理水平作出负面评价，甚至将单一环节的疏漏等同于对某项业务的“整体管理不善”。这种评价方式既忽略了业务发展中的总体趋势，也放大了失败个案的权重，导致责任认定与实际履职情况严重偏离，难以客观反映高管人员的综合管理成效。简言之，以偏概全的责任认定方式，本质上是将“个案问题”与“管理责任”简单等同，既违背了经济责任审计“全面、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也无法为高管人员履职评价提供科学、可信的依据。

（二）问题溯源不彻底，查证不深不透，责任认定依据不充分。经济责任审计作为组织部门选人用人的重要参考，精准界定被审计对象应承担的责任是其核心要义。然而，在农村中小银行的经济责任审计实践中，审计人员在认定被审计对象所承担责任时，往往存在对责任认定依据不充分的现象，未能深刻把握高管人员在相关问题中所起的作用，不能准确判断高管人员应承担什么责任。其关键症结在于问题深度挖掘不足、查证不深不透，未能真正做到“溯其源、追其本”——既未深挖问题背后的管理漏洞与制度缺陷，也未从权力运行的本质层面分析责任关联，最终导致责任认定的角度偏移、精准度欠缺。如， 在发现“流程缺失、签字不全”等操作性问题时，审计人员往往停留于表面现象，未进一步探究此类问题是否隐含“规避审批流程、绕开监管要求”的主观故意，也未揭示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内控机制失效、管理责任空转”等深层次缺陷，仅以“流程不规范”的表象作为责任认定依据，导致责任判定浮于表面、指向模糊。又如，在银行业机构普遍实行逐级授权体系的背景下，董事长、行长等主要负责人虽不直接参与具体业务审批，但可能通过战略决策、资源调配或隐性影响力对业务开展产生实质作用，然而，部分审计人员往往以“是否签批”“是否分管”等表面形式作为责任判定的依据，未深入剖析高管人员在业务决策链条中的实际话语权、风险把控责任及权力运行轨迹，导致对“形式参

与”与“实质影响”的权责边界把握失准，最终偏离了权责对等原则的核心要求。

（三）忽视机构规模、审计对象角色差异，责任认定结果不精准。

  1. 未充分考量机构规模差异，责任认定标准与管理模式不匹配。现阶段，商业银行业务及服务同质化特征显著，农村中小银行也不例外。但与此同时，农村中小银行群体内部却因资产规模差异呈现出鲜明的管理模式分别。作为扎根地方的金融机构，农村中小银行的资产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公开数据显示，头部农村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已突破万亿元，而部分小型机构资产规模仅数十亿元，中间还分布着大量的百亿、千亿级别的机构。从治理实践看，规模差异直接影响着法人治理的完善程度与管理模式的精细化水平。规模较大的银行机构，法人治理更为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及专门委员会等治理主体运作规范，专业人员配置充足，各层级权责边界清晰； 董事长主要聚焦机构整体战略方向把控，高管人员侧重决策落地执行，除重大事项外，较少参与具体的业务事项。相较之下，规模较小的农村中小银行（如资产百亿元以下的机构）受资源、成本等客观因素制约，治理架构与人员配置更为精简：高级管理层人员数量严格受限，班子成员通常仅为

5至7人；业务管理方式更趋“集约化”，班子成员需要对大量的具体业务事项进行审核审批。然而，审计人员往往忽视了这种由规模不同衍生的管理模式差异，机械沿用统一审计范式，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未加区分地套用责任认定标准，导致责任认定与实际情况脱节。

  1. 未充分考量审计对象的角色差异，责任认定未体现权责对等原则。农村中小银行董事长、行长作为机构战略决策者，主要在宏观层面把控方向—

—其核心职责聚焦于优化全行资产负债结构、推动经营目标与战略规划落地， 对具体业务直接参与程度低；而分管相关业务的副行长、行长助理等高管人员则属于具体业务的组织执行者，需深度参与具体业务，对分管领域的业务落地实效承担直接责任。上述二者的职责边界和把控的要点有着明显的区别。以信贷业务投放为例，董事长、行长考量的是资金注入对全行资金流动性、长期盈利稳定性的宏观影响，权衡战略布局中的利弊得失；而分管信贷的副行长则聚焦于借款企业的信用评级、抵押担保落实细节，以及贷后资金流向监控等实操环节，力求将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但部分审计人员对角色职责理解不到位，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使用相同维度去认定不同角色的责任，得出相同的责任认定

结果。这种无差别、无区分负相同责任“一刀切”的做法，既违背岗位权责对等原则，又影响责任认定的精准性。

四、原因及应对策略

提高农村中小银行经济责任审计中责任认定的准确性，需要充分了解农村中小银行作为金融机构的普遍性以及扎根农村的特殊性，针对审计对象、审计内容存在的差异，分析其具体原因，因地制宜地提出对应的策略，需要兼顾合规性、风险性和区域性特点。

（一）提高审计人员素质，强化审计质量控制。农村中小银行经济责任审计责任认定中暴露的诸多问题，根本症结在于审计人员的能力素质与审计要求存在差距。在审计力量有限的现实约束下，提升现有人员的专业素养已成为当务之急，需重点从以下四方面发力：一是强化大局观培养，避免审计视角微观化。需跳出“就事论事”的局限，避免过度陷入对具体业务细节的纠缠，防止因关注点过于微观而导致审计结论的片面性。要将单笔业务置于银行整体战略布局、区域金融生态中考量，从服务实体经济、支持乡村振兴等宏观维度把握业务价值，确保审计结论既见“树木”、更见“森林”。二是深化全局观塑造，提升系统分析能力。需打破“孤立看问题”的思维惯性，避免审计人员局限于孤立问题而“一叶障目”。要通过跨部门、跨环节的业务关联分析，培养其从单个业务风险延伸至全流程管控、从局部问题映射整体管理短板的洞察能力， 重点识别因部门协同不畅、制度衔接缺位等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三是增强代入感培养，实现共情式责任研判。深度理解被审计对象的岗位职责与履职边界， 站在其视角判断决策的合理性——既要考量其对区域经济特点、机构资源禀赋的实际把控，也要分析其在复杂市场环境下的履职空间与能力限制。唯有如此，方能避免机械套用规章制度“一刀切”定责，实现责任认定的客观公正。四是夯实业务能力根基，锻造穿透式问题挖掘本领。通过系统化培训与实战锻炼， 提升审计人员从复杂业务现象中穿透表象、直抵核心问题的能力。既要精通财务分析、内控评价等传统技能，也要掌握大数据分析、风险模型应用等新技术手段，练就“火眼金睛”，精准识别业务流程中的关键风险点与责任关联，为责任认定提供扎实的技术支撑。

（二）提高信息化手段，强化全面分析能力。银行业金融机构普遍面临海量数据挑战，而农村中小银行尤为突出的问题是信息化支撑能力薄弱——缺乏强力有效的信息化手段辅助审计工作。当前，审计人员主要依赖个人经验与业

务素养，采用传统审计方法与随机抽查模式开展工作，面对海量业务交易与数据资产时，难以高效挖掘共性、典型问题线索。在缺乏量变积累的基础上，难以实现从微观问题到宏观规律的质变跃升。因此，农村中小银行亟需加大信息化建设投入，以科技赋能审计效能提升，破解“数据海量、手段有限”的审计困局。一是引进智能审计工具，赋能数据处理与风险挖掘。针对海量业务数据与复杂交易场景，优先引入先进审计软件及数据分析工具，重点部署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前沿技术，构建智能化审计工具矩阵。如将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算法等技术应用于审计领域，可以实现对海量业务交易和数据的自动化处理、智能化分析。这些工具能够快速筛选出异常数据、发现潜在风险模式，帮助审计人员在短时间内锁定关键问题线索，提高审计效率。二是重构信息化审计流程，形成数据驱动的闭环管理。以智能工具为支撑，重构“数据采集-智能分析-精准核查”的全流程审计体系，实现从“经验导向”到“数据驱动”的转型。首先，利用数据采集接口，将银行核心业务系统、信贷管理系统、财务管理系统等各类数据源中的数据实时或定期导入审计分析平台，确保数据的全面性与及时性。其次，运用预设的数据分析模型，对全行数据进行全方位扫描，如对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趋势分析、比率分析，对信贷数据进行风险评级模型验证等， 快速分类汇总各类信息，为审计人员提供明确的数据指向。最后，审计人员依据分析结果，有针对性地开展现场核实工作，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突破关键问题上，揭示具有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最终做到精准认定管理责任。

（三）明确责任认定标准，规范认定程序。目前，农村中小银行经济责任审计责任认定中，对于被审计对象直接违反有关党内法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授意、指使、强令、纵容、包庇下属人员违反有关党内法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未经民主决策程序或者民主决策时在多数人不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决定、批准、组织实施重大经济事项，造成机构利益损害等后果等负直接责任的情形认定责任较为明确。但对于被审计对象未直接参与，仅由于管理不到位或疏于监管，需要认定为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而承担领导责任的情形，存在一定程度的标准不清。这种情况一般由审计人员根据自己的认知和经验进行主观判断，但不同审计人员受自身知识储备、实践经验局限，会因人员不同、角度不同对是否认定责任以及认定何种责任出现理解偏差，极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这不仅折损了审计的权威性，还会导致高管人员在履职时心存迷茫，不知边界何在。

欲破此局，精准定责是不二法门，其核心是明确权责、确保权与责相对等。农村中小银行要在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基础和框架下，细化、量化符合自身治理水平、业务发展特点的统一、明确的经济责任审计责任认定标准，这些标准包括问题的性质、严重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从轻微违规的操作瑕疵到严重违法的金融犯罪对问题性质进行细分；以资金损失金额、风险敞口大小为刻度量化严重程度；从单一岗位、部门蔓延至全行乃至区域金融生态，框定问题影响范围……以此构建全方位、多层次认定体系，确保在不同情况下对问题的责任认定具有一致性和可比性，尽可能地减少主观的人为判断对责任认定造成的偏差。

与此同时，需在“三个区分开来”原则的指导下，健全尽职免责机制，做精、做细免责标准——明确高管人员对相关业务尽职管理到何种程度可豁免责任，并形成可操作的评判依据。例如，在市场调研、项目审批、贷后监管等全流程管理中，需界定“尽职”的具体边界：是严格执行风控流程即可，还是需叠加定期实地考察；是完成基础动作即可，还是需进一步精准预判市场波动并提前布局应对？唯有通过具象化的标准界定，才能为实干者提供清晰的履职指引，切实激发其担当作为的内生动力。

（四）建立量化的审计评价体系，打造精准定责工具。农村中小银行经济责任审计对高管人员的总体评价只是对其履职期间相关工作情况的主观描述或较为模糊抽象的表述。总体评价千篇一律的模糊表述，会造成责任认定不精准。对于被审计对象在任期内履职情况的优劣，是否可以进一步使用或是需要进行组织调整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在经济责任审计中没有给出明确回答，构建经济责任审计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该体系实行精准定责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构建科学量化的评价指标。农村中小银行应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和审计目标，构建一套涵盖经营业绩、风险管控、合规经营、团队管理等多维度的经济责任审计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在经营业绩方面，设置资产规模增长率、存贷款业务市场份额提升率、净利润增长率等指标；在风险管控领域，纳入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流动性比例等关键风险指标；在合规经营维度，统计违规操作次数、监管处罚金额等数据；在团队管理方面，考量员工满意度、人才流失率等因素。通过对这些指标的综合计算与分析，得出被审计对象任期内履职情况的量化得分。二是应用评价体系精准定责。审计人员在开展经济责任审计时，依据量化评价指标体系收集、整理相关数据，为被审计对象精准“画像”。通过对比同

行业平均水平、本行历史数据等基准值，客观评价被审计对象履职的优劣。在责任认定环节，将量化结果与责任认定标准相结合，对于履职得分较低且存在明显管理漏洞或违规行为的，精准认定其应承担的责任类型与程度。同时，将量化评价结果纳入审计报告，为组织部门提供直观、准确的用人参考，推动农村中小银行干部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

五、结语

农村中小银行规模差异显著、地区特色鲜明，其经济责任呈现出更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当前审计力量普遍薄弱的背景下，高质量完成高管人员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准确认定责任、为选人用人提供可靠依据，对审计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这一挑战，为提升责任认定精准性、规避定责失衡、失当或无依据等问题，需从多维度发力：持续强化审计队伍建设，提升专业能力；深化信息化审计应用，破解“数据海量、手段有限”的困局；制定贴合农村中小银行实际的差异化责任认定与免责标准，增强操作性与指导性。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对高管人员“权责一致”的精准认定，真正发挥经济责任审计“规范经营促发展、选准用好干部强队伍”的双重作用；方能更好适应农村中小银行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为其稳健运营与持续发展筑牢保障，在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的征程中行稳致远。

破立并举促转型系统变革启新程 中铝国际坚持高质量党建引领推进深彻改革实践探索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倪明东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立足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深刻回答了国有企业为什么改、怎么改等根本性问题，为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国际”）面对行业内部竞争加剧的严峻形势，始终铭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执行国务院国资委及中铝集团党组的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改革的底层逻辑， 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以落实“四精”（精益经营、精细管理、精干组织和精准落实）作为改革的主牵引，将提升“三效”（效益、效果和效率）和“三力”（能力、动力和活力）作为改革的落脚点，从大篇章谋划、小切口入手，推动业务体系、管理体系、组织机构和市场化机制变革落地见效，在改革进程中探寻契合企业战略要求、符合行业发展规律和市场需求、融汇员工愿景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在中铝集团党组的坚强领导下，中铝国际通过深化改革成功实现聚焦核心业务的战略性转变，经营业绩显著提升，进入良性发展轨道，企业面貌焕然一新。在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2024年度中央企业“科改行动”考核评价54中国有色金属中，中铝国际旗下6家“科改企业”荣获“1标杆、3优秀、2良好”的优异成绩，改革成效得到广泛认可，改革示范和突破带动作用进一步显现。中铝国际荣登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R）发布的2025年度四大榜单，充分彰显出公司在国际市场拓展和竞争中的卓越实力和显著成绩。其中，位列“国际工程设计公司225强”全球第84位，在上榜的中国内地企业中排名第9名；分别位列“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最大250家全球承包商”第164位和第141位，在上榜的中国内地企业中排名第48名和第41名。

一、战略重塑：聚焦主责主业构筑高质

在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中铝国际准确把握国有企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战略定位，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实施“一退出五提升”业务结构战略性调整。自2022年起，逐步退出此前占营收相当比重、但属高风险且低效的非主营业务，全面回归有色金属及优势工业领域，全面优化业务结构，

进一步聚焦核心主业，推动产品升级和服务优化，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提升国际业务份额，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布局新兴产业。过去3年，中铝国际工业领域业务合同、勘察设计业务合同、EPC业务收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及海外业务合同的占比均实现大幅提升。

中铝国际实施业务结构战略性调整，其本质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法论，服务国家和集团战略，聚焦主责主业，更好地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通过实施业务结构战略性调整，中铝国际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到价值深耕的转变，优化了资源配置，增强了抗风险能力，提升了中铝国际市场适应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

二、能力再造：三驱联动培育高质量发展竞争优势

中铝国际把能力提升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持续推进三大核心能力建设，培育企业新的竞争优势。一是持续推进科技创新能力建设。聚焦科技创新四大底层逻辑，在矿山开发、有色冶炼、有色加工等领域突破了一批领先的核心技术。二是持续推进组织体系能力建设。围绕打造组织化系统能力的目标，坚持系统思维、体系作战，重点开展市场营销体系、项目管理体系、集成财经体系等六大主业务体系变革，全面实施业务流程重构，组织体系建设效能和制度流程管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为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奠定坚实基础。三是持续推进市场竞争能力建设。以项目管理为中心，以成本管控为核心，以现金流把控为重心，持续开展市场营销和项目管理体系改革，推进项目三级管控落实落地，推动极致经营理念穿透落地，深化二次、三次经营，提升项目盈利水平。

中铝国际通过科技创新能力、组织体系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三驱联动的能力再造，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巩固了中铝国际在传统有色金属行业的市场领先地位，提升了在优势领域的市场占有率，为中铝国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三、机制创新：市场化改革激活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中铝国际深入贯彻国务院国资委及中铝集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部署，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创新考核体系、优化人才结构等系列举措，有效激发了组织活力。一是系统实施组织机构变革。聚焦主责主业，通过“四定”和“三步走”策略，以扁平化为核心，重构“总部—企业—项目部”架构。二是推进市场化机制变革。围绕打造自驱共赢的组织，突出“挣工资”“价值创造

分享”的要求，持续提升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改革质效，通过薪酬考核体系、组织评价体系进行相应的调整，健全全员市场化的薪酬考评体系，做到每一个项目、每一笔业务、每一个岗位、每一名在岗员工都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工作进度、考核标准、评价应用等内容，强化刚性兑现，收入能高能低，岗位能上能下。

中铝国际以“业务聚焦+层级压缩”为目标，聚焦“三个退出”（退出非主业、退出低效业务、退出冗余机构）和“三个集中”（资源向核心业务集中、向优势领域集中、向高效企业集中），打造专业化、集约化、市场化的现代企业治理体系，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构建了“职能管理+业务管控中心”新型架构，打造部门之间、分子公司之间、部门与分子公司之间的高效协同体系，提升协同效率。改革后，企业管控效能显著增强，管理费用大幅降低，核心业务竞争力全面提升。

四、党建保障：凝心聚力引领推动改革行稳致远

中铝国际始终把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两个一以贯之”作为改革的基本遵循，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建设， 不断提升治理水平和治理效能。一是持续以深化理论武装强化思想政治引领， 以规范党委前置研究流程增强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核心功能，以做实“支部建在项目上”纵深推进“七抓”工程，以高质量实施“两带两创” 活动不断深化党建与中心工作融合，推动党建与生产双向赋能。二是坚决落实中铝集团工作部署，深入实施文化浸润工程，以党建文化引领企业文化，增强员工归属感和使命感，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三是狠抓作风建设，明确“四精”工作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研论证改革方案，充分听取基层意见，确保改革举措接地气、可操作。中铝国际坚持严的基调加强作风建设，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走深走实，确保改革方向不偏离、队伍不涣散、动力不衰减。中铝国际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征程上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各级党组织牢牢把握改革方向， 统筹协调各方力量，确保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广大党员干部勇担使命、攻坚克难，在改革一线锤炼党性、展现担当。高质量党建引领和推动改革沿着正确轨道稳步前行。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上，中铝国际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牢牢把握“三个总”“两个途径”“三个作用”的国企改革核心要求，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展望未来，中铝国际将以“改革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勇当深化国企改革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为建设世界一流，极具市场竞争力，提供有色金属先进技术、成套装备、集成服务综合解决方案的新型工程技术企业奋勇向前。

企业后勤经济管理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水文地质局何静静

  1. 引言

随着新经济市场的到来，企业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企业为在经济市场中获得更多的竞争力，需要对应地调整内部资源，形成发展合力以抢占更多的市场资源。后勤管理作为企业价值链的关键性支撑系统，所以需要企业管理者时刻关注后勤管理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逐步完善企业激励机制，改进企业团队建设工作，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从而更好地推进企业的经济发展。

目前阶段，受到传统经营理念的影响，企业管理者未经过系统的培训，缺乏现代化运营理念，不重视企业后勤经济管理工作，导致后勤管理不能为企业内部活动开展提供全程高质量服务。后勤管理系统不完善，严重影响到企业后续的发展。因此，需要企业经营者认识到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短板，重视后勤经济管理部门，从而让企业经济活动顺利开展，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1. 后勤管理含义与后勤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后勤管理属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有重要意义。企业管理者必须重视后勤管理工作，设置专门的部门对企业后勤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合理配置对应的物资、人力、资金，确保公司后勤管理工作顺利开展。企业重视后勤管理工作，需要坚持标准化、精细化、多元化的管理理念，确保后勤管理水平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后勤管理工作的标准化，需明确具体的管理目标和措施，为后勤管理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支持，确保各项后勤管理工作得以落实。后勤管理工作精细化，需要逐步将后勤管理工作罗列出来，让后勤管理人员明确每项工作的重要性，对应地提高每项工作的衔接性和处理效率，为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后勤管理工作的多元化需要从企业运营角度出发，优化后勤管理工作，提高其工作效率，减少企业各项资源的浪费。

    1. 有助于高效分配各项资源

后勤管理工作的高效化进行，能将企业现有的资源合理科学分配，让企业运营更加高效，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后勤管理工作当中，需要借助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来合理分配后勤物资。经营者通过组织、协调、指挥等手段来开展相关的管理活动，为企业各部门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所以现代企

业很多都设置专门的职能部门，以完善的后勤管理系统来进行后勤管理工作， 从而为企业其他部门的工作保驾护航。

    1. 有助于提高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

逐步完善后勤管理体系，一定程度上是为员工提供满意的服务，增加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让企业员工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当中，让工作效率得以提高。后勤经济管理部门根据在职员工的诉求，对应地增设福利等项目，维护在职员工合法权益，能让在职员工对企业增加信任度，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1. 有助于推动企业的稳健发展

后勤经济管理过程中，企业为员工提供了医疗、食堂等服务，能一定程度上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让员工安心地为企业经济发展作贡献。企业不断加强基础性设施建设，加大服务软硬件的投入，有利于提升员工的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增强企业凝聚力。

    1. 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后勤管理在现代企业运营过程中，通过高效地调配各项物质等方式，让企业的各项资源得以有效利用，能有效地保障企业的正常运行，让企业管理者能对企业核心业务进行科学规划，从而达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企业运营资金充足，能让企业在竞争激烈的经济市场中处于不败之地，良好的运营环境，又让企业发展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1. 企业后勤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后勤经济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管理企业物资的采购、分配、落实等多个部分，这些工作需要多个部门相互配合，涉及的程序较多且复杂，与企业经济效益呈正比例关系，对此，要重视企业后勤经济管理工作。以下是企业后勤经济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1. 管理层不重视，后勤服务部门经济效益低

受到传统经营模式的影响，管理者只注重企业生产效益，忽略企业内部管理，后期经济管理工作无法落到实处，后勤服务机构属于虚设机构，没有服务于内部各部门的工作，或者服务的范围没做细分，无法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管理层不重视后勤经济管理的相关工作，后勤服务部门产生职业倦怠，不利于企业内部稳定，各项资源缺乏有效整合，导致部分发展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各部门不能协同作业，影响到企业整体的生产效益，对企业的发展来说是极其不利的。

此外，由于市场竞争加剧，企业整体效益不容乐观。企业后勤服务机构效率较低，后勤服务机构的服务性质无法从日常开展工作中落实，后勤部门的工作受制于企业的管理程序，工作过程中所需的手续繁多，且出现资金调配等工作不到位的情况，导致后勤部门经济效益低下，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运作，对企业内部结构稳定和企业后续发展极其不利。后勤服务机构办事效率较低，员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会影响到员工的体验感，一些社会化服务保障落实不到位，不利于企业经济活动工作的开展，影响到企业正常运行[1]。

    1. 后勤经济欠缺活力

大多数企业在新经济背景下，未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优化管理模式，导致企业后勤经济发展受制于传统管理模式，未在企业运营中发挥其作用，不利于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后勤经济管理服务对象是在职的员工，但其管理却要通过行政调拨手段来进行，后勤服务部门没有做到居安思危，根据企业现有的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内部结构，导致后勤管理体系不完善，出现后勤管理相关岗位形同虚设，有关的工作落实不到位，影响到企业的稳定发展。

此外，现阶段，部分企业的后勤管理部门未在工作中发挥出其应该发挥的作用，资产利用率相对较低，出现企业后勤资源被严重浪费的现象，缺乏发展活力。目前阶段，企业后勤经济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一些福利性项目没有设立，在职员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在职员工的诉求得不到满足，所以对企业缺乏归属感。且后勤经济管理体系不合理，缺乏科学的后勤管理项目规划，无法为企业团队建设等提供有力支持，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

    1. 物资管理不规范，后勤人员专业能力短板凸显

物资管理在企业日常运营进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不少企业在物资管理中暴露出极为不规范的现象。其中，物资统计和核算工作缺失较为严重。物资统计数据不准确、不及时，没有将企业物资实际库存及流向及时反映出来， 使得企业在物资采购、物资调配时缺乏可靠依据。比如，企业在某季度因物资统计失误，出现了重复采购大量办公用品的情况，进而浪费了大量的资金。加上，物资核算工作落实不到位，采取的成本核算方法不合理，难以展开对物资成本的精确核算，无法有效控制企业成本。

此外，部分企业在物资使用上缺乏科学的规划。企业内部各部门在物资申领以及物资使用过程中存在很大的随意性。比如，生产部门为了追求产量，过度申领原材料，但是在保管不当的情况下，致使部分原材料变质损坏，出现较

为严重的浪费现象。除此之外，后勤管理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存在明显的短板。许多后勤经济管理人员所掌握的财务知识不扎实，缺少独立核算经济的专业技能，在处理物资采购预算编制、成本核算等工作时会因操作不规范，频繁失误。比如，后勤经济管理人员在编制月度物资采购预算时，如果没有准确预估市场价格波动，则会导致预算严重偏离实际需求。加上，企业对后勤经济管理人员所制定的管理体系存在漏洞，职责划分模糊，一旦出现问题，后勤管理人员便相互推诿责任，无法精准追究具体人员的责任。

    1. 缺乏规范的考核机制和培训机制

企业后勤经济管理需要多个部门相互配合，才能发挥出其作用。但在实际的工作当中，经常出现后勤经济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的情况，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来对后勤服务工作中采购、发放、服务等方面进行科学的考核，导致员工工作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此外，针对后勤人员的管理机制不完善，企业在职的后勤经济管理人员大多都是临时员工，员工层不稳定，导致工作对接难度大。且上岗的员工没有接受系统的技能培训，在开展企业后勤管理工作过程中，会出现工作效率低下的情况，导致企业人力资源工作落实不到位，影响到企业的发展，给企业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2]。

  1. 提高企业后勤经济管理效率的对策

企业重视后勤管理工作，并将后勤经济管理落到实处，一定程度上能提高在职员工的忠诚度，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所以需要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应地提高企业后勤经济管理效率，让后勤管理服务于企业的稳定与发展。以下是提高企业后勤经济管理效率的几点对策。

    1. 管理层重视，逐步提高后勤服务部门经济效益

企业管理者要树立终身学习观念，积极地学习现代化企业管理的相关知识， 根据企业发展的长期与短期目标，协调企业的各项资源，重视后勤管理部门机构的设置。转变传统的管理理念，学习现代化企业经营理念，借鉴其他企业优秀的管理经验，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来优化后勤经济管理工作，并设置专门的监督机构，让后勤服务机构切实为企业各部门服务，并对服务条例进行细分，确保各项后勤经济管理工作落实到位。后勤管理部门根据企业的实际运营状况， 优化后勤经济管理机制，确保管理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以此推动企业的平稳发展与运行。

此外，企业要树立起现代化经营理念，跟随市场经济形势，逐渐实现生产的转型升级，以此提高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缓解企业发展的经济压力。后期服务机构要根据企业实际的发展状况，优化服务细节。结合企业的各项资源使用情况，罗列出具体的资金、物资、人力等使用明细，以便于总结企业后勤管理当中的不足之处。企业将后勤部门独立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之外，设置专门的办事程序，做到专项专办，以此提高后勤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从而服务于企业的经济效益。

    1. 逐步提高后勤经济活力

后勤经济管理要有创新意识，不仅要在观念上有所创新，还要在管理上做到推陈出新。在借鉴其他企业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做到优化升级，以此提高企业现有的生产效率，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利益。企业后勤经济要敢于打破管理的常规，结合企业运营的实际情况，通过改革创新的方式，让后勤经济管理服务于企业的发展。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多个角度出发，完善后勤经济管理规章制度，确保管理的规范化，服务于企业经济建设的相关工作。

此外，企业后勤经济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企业财务方面的管理，通过对企业各项资产进行整理、调配等工作，确保企业各项资源的合理利用。针对企业后勤资源的使用状况，要定期上报给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并对企业资产的使用情况罗列明细，确保企业资产得以科学合理的利用，服务于企业的经济建设。做到各项资源使用明细清晰，确保各项资源物资利用最大化，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3]。

    1. 确保物资管理规范化，提高后勤人员专业素质

企业针对物资管理不规范问题要构建严谨的物资统计及核算体系。设立专门的物资统计岗位，并有专业统计人员负责落实该岗位的工作，借助信息化管理系统实时更新物资库存数据和流向数据。企业要定期组织物资盘点工作，对统计数据与实际库存偏差进行核对并及时纠正。企业也要引入作业成本法等先进的成本核算方法，依据物资实际使用情况核算成本，提高成本控制水平。

在物资使用规划方面，企业则要建立统一的物资申领审批流程。各部门要提前提交物资使用计划并详细说明用途、数量以及预期效果，所提交的计划通过审核后方可申领对应物资。企业要加大对物资保管的监督力度，将物资保管责任具体明确下来，制定严格的物资保管规范，减少因保管不善所致的物资浪

费。

此外，企业为了进一步提升后勤人员专业能力，还要组织人员定期参加相关培训。积极邀请财务专家向后勤人员普及物资采购预算编制、成本核算等内容，逐步增强后勤经济管理人员的专业技能。企业也可以设立完善的考核机制，定期考核培训效果，并将考核结果与绩效挂钩，以此激励员工努力学习。除此之外，企业也要构建完善的后勤人员管理体系，该体系中要将各岗位职责和工作标准明确出来，并制定详细的操作规范。在企业内部全面落实责任追究制度，依靠该制度可以追究到具体个人的责任，增强员工责任心，提高后勤管理工作效率。

    1. 建立起科学的考核机制和培训机制

企业后勤经济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因此需要多个部门相互配合，对后勤经济管理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建立起科学的管理机制，对后勤服务工作当中的采购等工作进行科学的考核，提高后勤经济管理工作人员积极性的同时，也让后勤经济管理工作人员慎重对待企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项目，帮助企业规避运营中的各项风险因素。

此外，完善后勤经济管理工作人员的培训机制。企业设立专门的岗位，安排专业的人才从事企业后勤经济管理工作，并制定相对应的规章制度保证后勤经济管理人员的合法权利，从而稳定后勤经济管理团队成员。完善企业现有的培训机制，聘请拥有丰富知识经验的后勤经济管理人员、财会专员，通过举办讲座等方式，对在职后勤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以“理论＋实践”的方式，要求在职后勤管理人员拥有扎实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掌握专业技能，从而提高在职后勤管理人员的经济核算水平，提高后勤经济管理团队成员的整体素质，确保后勤管理工作的高效化进行[4]。

  1. 结语

企业后勤经济管理直接关系企业的发展，不仅影响资源分配、员工满意度， 还影响着企业的整体运营和市场竞争力。从上述分析可知，现如今，企业在后勤经济管理中依然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企业的深入发展。但是，在企业对后勤经济管理认知逐步加深的过程中，企业管理者只要积极转变原有的观念，凭借创新的思维、科学的方法加以应对，就必然可以突破现有困境。未来，规范高效的后勤经济管理有望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员工归属感的同时，可促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

势地位，以此加快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步伐，为企业经营管理开辟出全新的局面。

数字经济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宜城市雷河镇人民政府陈玲

（2025年10月16日）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数智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民营经济，为其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一、从“等客上门”到“精准引流”

过去，商户一般都是依赖实体门店位置，客源辐射范围有限。而引入数字技术后，可让一家本地餐馆的服务范围从周边几百米扩展至全城数公里，订单量平均可提升约30%。许多小微商户还借助抖音、小红书等平台，通过发布产品短视频或促销内容，精准吸引目标客群。某地方小吃店通过运营短视频账号， 以“手工制作”“家乡味道”为标签进行内容推广，短短半年粉丝增长超5万， 线上引流带动堂食销量翻番，实现了从被动等待到主动营销的转变。

二、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互联”

数字经济推动了小微市场主体由单独经营走向了协同发展，实现了资源整合与能力互补。在浙江义乌，大量小商品商户通过“义乌购”“chinagoods”等数字化平台实现订单协同与供应链共享，形成“小商品、大集群”的发展模式。该模式帮助商户平均降低物流成本约15%，缩短交货周期2～3天，整体竞争力显著提升；在农业领域，通过建立区域公用品牌，进行统一溯源二维码，将分散农户连接到标准化品控与销售体系，产品市场溢价提高约20%，带动农户增收。

三、从“凭经验”到“靠数据”

目前，许多轻量级的数字化管理系统（通常以SaaS模式提供）得以普及。一套基础的餐饮管理系统，不仅能实现顾客自助点餐、节省人力，还能自动记录菜品销售数据，分析消费偏好。经营者可以根据系统生成的报表，清晰地了解畅销与滞销品种，掌握不同时段的客流量规律，从而制订更合理的采购计划、优化产品组合并高效安排员工作息。对于小型生产或零售商户，云端进销存管理软件有助于实时监控库存状态，减少资金占用与货物损耗。

然而，在推进数字经济赋能民营经济的过程中，仍面临不少挑战，主要包

括：部分经营者数字技能不足；数字化工具初期引入可能产生学习成本与费用；经营者对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存在顾虑。解决这些问题需多方协同发力：其一，经营者应主动关注数字化趋势，从实际需求出发，优先选择易用、高效的工具，逐步提升数字素养与应用能力；其二，技术服务商需研发更贴合小微主体需求的低成本、易操作数字化解决方案，降低使用门槛；其三，政府部门可组织免费数字技能培训，并加强数据安全监管，营造更规范、可信的发展环境。

新形势下企业在业财融合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长春欧亚卖场有限责任公司龙春帆

一、企业业财融合概念界定

业财融合，作为企业内部管理的一种创新模式，其核心在于打破业务与财务的传统界限，实现两者的深度协同与整合。这一理念强调，财务管理不再仅是对业务活动的事后反映，而应积极参与到业务的前瞻预测与过程控制中，共同驱动企业价值的创造与提升。其特点如下：（1）数据共享性。在业务与财务融合的过程中，业务层面产生的各类数据能够与财务信息实现无缝对接。具体而言，从订单处理、库存管理到销售业绩等环节生成的信息能够迅速且准确地传达至财务部门；同时，财务分析的结果也能够为业务团队提供决策支持。比如，通过即时共享销售数据，财务部门可以快速评估销售表现及盈利状况，并将这些信息反馈给业务单元，从而促进更加精准的商业判断。这一模式有效地克服了以往因信息壁垒而导致的数据孤岛问题。（2）流程协同性。业财一体化还体现在企业运营各阶段，采购、制造直至市场投放。在物资采购阶段，财务职能负责预算规划和支付安排；进入生产周期后，则承担成本监控角色；而到了产品分销环节，财务又肩负起信用风险管理和应收账款回收任务。如此一来，通过将财务活动嵌入整个价值链之中，实现了跨部门间工作流的高度协调一致， 进而提升了整体运作效率。（3）全员关联性。推动业财融合需要调动组织内所有成员的积极性。一方面，非财务背景的员工应当具备基本的会计知识，以便更好地理解其日常工作如何影响公司财务健康；另一方面，财务专家也需要跳出专业局限，加强对实际业务操作的理解。

二、新形势下企业在业财融合方面的重要意义

  1. 有助于实现企业战略目标

业财融合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关键策略，是技术进步与数字化转型的必然结果，对于提升企业整体运营效能具有深远意义。通过深度融合业务与财务职能，构建一体化工作模式，企业能够依托财务数据与分析，为业务决策提供坚实支撑。这种融合机制使战略决策层能够更精准地把握市场动态，预测企业发展轨迹，及时调整战略方向与实施路径，确保战略目标的科学性与可行性。业财融合不仅强化了财务对业务的指导作用，还促进了业务对财务的理解与支持，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企业战略目标的有效达成，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1. 有助于预防风险问题

业财融合在风险防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情况里，财务部门因其专业背景而承担着风险监督与防控的重任，而业务部门往往因缺乏相关意识和能力而难以有效应对风险。通过业务和财务的深度融合，这一局面将得到根本改变。财务人员能够凭借其敏锐的风险识别能力，深入剖析业务数据，精准定位企业经营中的潜在风险点，为业务部门提供有力的风险防控指导。同时，财务部门向业务部门传递的预算与核算信息，如同一道风险防线，帮助业务部门在决策过程中更加谨慎，避免因信息不对称或判断失误而引发的风险事件，从而在企业层面构建起全面、有效的风险防控体系，确保企业稳健前行。

  1. 有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果

业财融合在新形势下对于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显著作用。传统模式下，业务与财务部门各自为营，导致资源分配缺乏全局视角。业务部门聚焦于市场开拓与经营策略，而财务部门则侧重预算管控与成本核算。然而，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资源的高效配置成为企业制胜的关键。业财融合打破了部门壁垒，促进了跨部门协作。通过财务与业务的紧密联动，企业能够更全面地审视资源需求与分配，确保每一分资金、每一项资源都能精准投放到最需要的地方。这种融合不仅避免了资源浪费，还提高了资金周转率，降低了运营成本，从而为企业赢得了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和持续发展动力。业财融合，正成为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济效益的重要法宝。

三、企业业财融合应用存在的问题

  1. 管理制度与业财融合不契合

企业在推进业财融合的过程中，面临管理制度与融合目标不匹配的问题。传统管理制度往往基于部门分工明确、直线管理、多组织并行的架构，这导致内部沟通不畅、资源难以共享，影响了企业的整体运营效率。业财融合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要求企业打破传统的组织壁垒，实现业务与财务的紧密协作。然而，当前许多企业的管理制度尚未跟上这一变革的步伐，存在诸多不适应之处。为了有效推进业财融合，企业需要着手调整和优化现有的管理制度。这包括简化管理层级、提高信息传递效率，以及构建更加开放、共享的资源平台，以确保业务与财务部门能够实时、准确地共享信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管理制度的创新与完善，企业可以消除信息传递的障碍，加速业财融合的

步伐。

  1. 重业务轻财务

在企业运营中，业务与财务往往被视为两个独立领域，各自为政，互动有限。业务管理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创造环节，从产品服务到生产采购，全程占据主导地位，自然也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相比之下，财务工作更多被视为后台支持，侧重于事后的数据分析与管理，其重要性常被忽视。这种“重业务轻财务”的观念，导致企业管理层在决策时缺乏业财融合的思维，财务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往往被边缘化。财务人员因话语权有限，难以深入参与业务管理，无法充分发挥其在风险管理、成本控制等方面的专业优势。这不仅削弱了财务管理的有效性，也阻碍了业财融合的进程，使得企业在面对市场变化时难以做出快速、准确的反应。因此，企业需要转变观念，提升财务的地位，促进业务与财务的深度融合，以实现更加高效、协同的企业运营。

  1. 对业财融合信息化应用不足

业财融合作为现代企业信息化进程的关键环节，是企业应对全球化、网络化挑战，实现管理升级的重要路径。这一融合过程不仅是业务与财务部门的简单协作，更是对企业信息处理能力的全面考验。它要求企业构建高效的信息处理平台，以支撑业务与财务数据的无缝对接与实时共享。业财融合需信息化支撑，但当前企业对此应用不足。信息化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管理理念的转变。缺乏高效的信息处理平台，业务与财务数据难以实时共享，导致融合进程受阻。

  1. 缺乏复合型人才

长期以来，财务与业务部门各司其职，虽各自领域专业能力突出，却也造成了知识壁垒。财务人员深谙财务之道，却在业务理解上显得力不从心；业务人员业务技能纯熟，却对财务知识知之甚少，缺乏内控与风险意识。这种复合型人才的匮乏，使得企业在业财管理上陷入困境。财务人员因对业务了解不足，难以从全局视角进行财务分析与风险管理，其建议与数据往往脱离实际，参考价值大打折扣。而业务人员缺乏财务知识，易在业务操作中忽视风险，甚至滋生舞弊行为，盲目追求扩张，偏离企业经营目标。因此，企业亟须打破部门界限，培养既懂财务又懂业务的复合型人才，以促进业财深度融合，确保企业稳健发展。

  1. 评价考核机制有待完善

完善的评价考核机制对于激发员工潜能、提升工作效率至关重要，是推动

企业管理、实现目标的关键杠杆。在业财融合进程中，虽然财务与业务部门间的沟通得到加强，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以财务人员为主导，负责考核工作。然而，若财务部门在制定考核制度时缺乏对业务工作的深入理解，考核标准便可能与企业实际脱节。这种脱节不仅影响考核的公正性与准确性，更可能挫伤业务部门的积极性，甚至引发员工的不满与抵触。毕竟，考核标准直接关联个人收益与部门利益，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不容忽视。因此，企业在推进业财融合时，应着重完善评价考核机制，确保考核标准既符合财务逻辑，又贴近业务实际，推动业财融合走向深入。

四、新形势下企业在业财融合坚持的原则

  1. 战略导向原则

企业实现财务与业务的深度融合，应当以战略目标为导向。财务管理不应仅限于事后数据分析，更需积极参与到前期的战略规划过程中。比如，在考虑进入新的市场时，财务专家需要结合最新的市场研究资料，运用先进的财务分析工具来预测不同策略对现金流、成本结构以及潜在收益的影响。当业务团队在构建其行动计划时，也必须充分考量财务层面的因素，合理配置预算以促进业务目标的达成。通过将业财融合同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相结合，可以确保所有决策都能支持战略方向，防止业务与财务活动相互脱节，从而达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及其长期发展潜力。

  1. 数据驱动原则

在当前环境下，数据已成为业务与财务融合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企业需构建健全的数据管理体系，以保障业务及财务信息的精确度、全面性和时效性。首先，应当消除业务系统与财务系统间存在的信息孤岛现象，促进双方数据的有效流通，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使得销售活动的相关数据能够即时同步至财务管理平台，进而支持财务团队迅速完成账目处理和深入分析工作。还应充分利用数据分析工具挖掘潜在价值。财务专家通过仔细研究成本驱动因素、收入变化趋势等细节，能够为业务单元提供有力的战略建议；同时，业务部门也能够基于成本效益评估结果调整其战略方向，优化操作流程，最终达到提升运作效率和经济收益的目的。

  1. 全员参与原则

实现业务与财务的深度融合并非单一部门的责任，而是整个组织内所有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首要步骤是提升员工的整体认识水平，通过系统化教育与

培训增强大家对于业财一体化重要性的理解。具体来说，非财务背景的职员应当掌握一些基础财务概念，比如成本计算的基本原则及预算规划的基础知识， 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在执行任务时更全面地评估潜在的经济后果。与此同时，财务专家也应努力增进对特定行业运作模式的理解，包括但不限于制造过程或市场分销渠道等细节，从而能够更加精准有效地支持前线运营。

  1. 风险可控原则

在推进业务与财务融合的过程中，企业应当将风险管理置于重要位置。具体来说，财务团队需要在业务流程中融入一套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以识别、评估并应对由各项业务活动可能引发的财务风险。例如，在制定业务策略时， 通过运用风险评估工具来分析不同方案下所面临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对组织财务健康状况的潜在影响。在执行阶段，还需持续跟踪关键财务指标的变化情况，比如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以便及早察觉任何潜在的问题迹象。同时，业务部门也应按照财务管理中的风险控制原则行事，比如在合同谈判过程中充分考量支付条款、信用期限等因素如何影响企业的现金流状态。

五、新形势下企业在业财融合方面的优化建议

  1. 建立统一的信息系统平台

面对新的环境，企业应当构建一个集成的信息技术平台以促进业务与财务活动的紧密结合。该平台须具备将运营流程及财务管理中各类数据信息进行有效整合的能力，从而消除不同部门间存在的信息壁垒。比如，企业资源计划（ERP） 系统就是一种理想的选择，它能够覆盖从采购、生产到销售等各个业务环节， 并且还支持会计处理和财务管控等功能模块。从企业运营的角度出发，采购团队负责在信息系统中输入包括供应商详情、所需数量及单价在内的采购订单数据。此类信息不仅为生产部门提供了制定生产计划的基础，也使销售团队能够基于当前库存状态规划销售活动。上述业务流程中产生的所有相关数据将被即时同步至财务管理系统。基于此，财务人员可以依据采购记录自动生成应付账款明细，并根据销售情况处理应收账款与收入确认事宜。该平台还支持对成本要素的精准跟踪，确保生产过程中涉及的所有材料使用量、劳动力开支以及制造费用等均能得到及时且准确地登记和结算。此类信息系统平台不仅提升了数据的精确度与实时性，还减少了因人工传输可能产生的错误。它使得业务及财务人员能够基于统一的数据集进行分析并作出决策。通过系统内置的权限管理机制，各相关部门得以访问与其职能相关的信息，从而保障了信息的安全。

  1. 加强人员培训与团队建设

企业应当将人员培训与团队建设置于优先地位，以此推动业务与财务的深度融合。对于从事具体业务操作的员工而言，提供财务管理知识方面的教育显得尤为重要。这类培训课程可以涵盖对基础财务报表的理解，比如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以及现金流量表等内容的学习。通过这样的教育活动，能够让非财务背景的员工更好地理解公司当前的财务状况及其经营成果是如何在上述报表中得以体现的，并认识到自身日常工作对这些关键财务指标的影响。举个例子来说，当销售人员意识到加快应收账款回收速度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的现金流状况时，他们便会更加主动地采取措施来加速回款过程。还应向业务团队普及成本管理的相关知识，涵盖直接与间接成本的基本概念及其在实际操作中的应用策略。特别是在采购过程中，若能掌握采购成本的具体构成，则有助于采购专员更有效地与供应商进行价格协商。至于财务部门的员工，则需要接受更为深入的跨领域培训。通过安排财务人员轮换至如生产现场参与流程管控或随同销售队伍开展市场推广等多样化的岗位实践，以期全面提升其综合业务能力。通过这种方式，财务人员能够直接参与到业务流程中，从而更好地理解业务的具体需求。基于这样的实践经历，他们可以为相关部门设计出更加合理有效的预算计划及财务评估标准。同时，组织内部还可以构建一个由业务精英与财务专家共同组成的跨职能小组，在面对项目决策或是优化工作流程时，该团队能够携手合作，深入探讨并提出解决方案，充分利用双方的专业知识，以达到业务与财务管理之间高效协作的理想状态。

  1. 完善业财融合的绩效考核体系

一个全面的绩效评估体系对于促进财务与业务活动的有效整合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应当重新构建其绩效评价标准，确保财务与运营指标能够相互补充、协同作用。在对业务单元进行评估时，除了关注如交易量或销售收入等传统度量，还应加入反映经济效益的关键财务指标。比如，在评价销售团队的表现时，除了考量其销售额，还应该综合分析销售利润比率及应收账款的周转效率等因素。销售利润率是衡量销售团队在增加收入的同时有效管理成本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应收账款周转率则反映了企业从客户处回收资金的速度。若销售部门单纯追求销售额增长而不注重利润空间及回款效率，则可能导致公司面临虽然总收入有所提升，但实际净收益却较低甚至出现呆账损失的风险。对于财务管理部门而言，其业绩评估标准同样应当与公司的经营目标相契合。例如，在

预算规划和实施方面的工作成效可以通过考察预算执行情况与计划值之间的差异程度来体现；同时还需考量该部门是否能够向其他业务单元提供及时且富有洞察力的财务分析报告以及战略建议，以此助力整体业务的成长与发展。绩效评估的结果应当与员工的薪酬调整及职业晋升紧密相连，以此来激发员工对业务与财务整合工作的积极性。在构建激励体系时，建议设立专门奖项，以表彰那些在推动业财融合项目中做出显著成就的团队和个人。对于未能满足既定考核指标的单位和个人，则需提供定制化的指导和支持方案，旨在帮助他们增强业财结合方面的能力并改善表现，进而促进整个组织内部形成积极向上、鼓励创新的业财融合文化。

  1. 优化业务流程与财务流程对接

为了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有必要对业务流程与财务流程进行优化整合， 确保两者之间能够顺畅连接。在规划业务流程时，应当预先考虑到财务需求的重要性。比如，在采购过程中，传统做法可能仅关注从提出需求到选定供应商再到签订合同这一系列步骤；然而，在业财一体化的理念指导下，则需在此基础上加入财务管理的相关考量，以促进资源的更有效利用。在需求规划初期， 财务团队需对企业的财政状况及预算规划进行评估，以确保采购活动拥有充足的财务支持并且符合既定的预算限制。当选择供应商时，财务部门能够提供有关潜在合作伙伴的财务信誉资料，从而辅助业务团队挑选出更加稳定可靠的供应伙伴。一旦合同签署完成，采购小组负责将相关合同细节录入系统之中，而财务部则依据合同的具体条款快速确认应付账款，并安排后续的资金支付流程。在销售环节中，当业务部门收到订单的同时，财务部门需对客户的信用状况进行同步评估，以明确其信用限额及付款方式。一旦商品发出，业务团队应及时将出货详情告知财务部门，以便后者能够准确地确认销售收入及相应的应收账款。通过于生产线关键位置布置数据收集装置，可以精确记录物料使用量、工时等成本相关的信息，并将其即时传送至财务管理平台，用以完成成本的实时核算与深入分析。

  1. 强化风险管理在业财融合中的应用

面对新的挑战，企业应加强风险管理与财务业务一体化的应用。为此，财务团队需与业务部门紧密合作，共同承担识别、评估及应对潜在风险的任务。特别是在市场风险领域，当业务部门计划开展如产品创新或探索新市场的活动时，应当联合财务团队深入探讨市场需求的波动性以及竞争对手可能采取的行

动等外部因素对企业经济状况的具体影响。比如，在新产品上市前的阶段，财务部门需要依据市场研究的数据来执行成本效益的分析工作，这包括预测不同市场份额条件下的预计销售额、相关成本以及可能实现的利润。关于信用风险管理方面，则要求财务部门构建一个全面的客户信誉评价机制，并确保该信息能够被销售等其他业务单元所共享。在与顾客正式签署协议之前，必须依照财务团队提供的信誉评估结果来设定相应的付款条件。关于运营风险的管理，财务部门需深入参与业务流程的优化工作，以识别潜在的成本失控和效率低下的问题。特别是在采购环节，通过与供应商构建长期而稳定的合作关系，并调整采购批量等策略来减少采购成本波动的风险。对于投资风险而言，无论是内部固定资产的投资还是外部战略性的投资，均需进行全面细致的财务可行性研究。当业务团队提出具体的投资项目建议后，财务部门应从资金来源、预期的投资回报率以及投资回收期等多个财务维度出发进行综合评估，确保每一项投资决策都能符合企业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及长远的战略规划目标。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业财融合对于增强企业风险防控、提升内控水平及保持市场竞争优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新形势，企业必须深刻洞察业财融合的战略价值，致力于构建融合财务管理、业务分析与管理会计的综合管理体系。针对企业管理中的现存短板，企业应通过规范化管理提升运营效能，完善信息化系统以强化数据处理能力，丰富企业文化以引领价值导向，实施全面预算管理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财务人员向复合型人才转型，并建立业财融合的激励机制以激发团队活力。这些举措将共同推动业财一体化管理模式的成型，助力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稳健前行，持续领跑。

云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云南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饶永恒

创新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动力之源[1]。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拥有专业化生产技术或工艺，具有精细化管理特点，能生产特色和创新性产品，它既是我国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也是保障我国在内外部压力下维系产业链关键环节、关键材料、关键零部件、重大装备自主安全可控的重要力量[2]。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正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当前，云南省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大力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提升云南省经济韧性的强有力支撑。因此，云南省要锚定“3815”发展战略目标，持续壮大“三大经济”，积极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使之成为云南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关键稳定器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生力军[3]。

一、国家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经验

（一）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政策分析

2011年，工信部《“十二五”中小企业成长规划》提出要培育专精特新企业。2013年，工信部印发《关于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发展措施等提出明确意见，成为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重要依据。2018年，工信部印发《关于开展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工作的通知》，启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工作。

2022年，工信部印发《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培育指标内容，为系统培育优质企业指明了方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云南省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指示精神，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 到2025年，全省创新型中小企业力争达到280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到90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120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达到12家。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国办发〔2024〕43号），旨在通过一系列具体政策，如财政资金支持、减税降费、融资服务保障、数字化转型、优化营商环境等，从增强创新动能、财税金融支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大中小融通创新、健全梯度培育体系等多方面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二）国家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经验

专精特新是我国针对特定细分市场的企业或产品的特有称谓。国外对这种经营差异化、市场专注型的企业有着不同的支持方式，其中，德国、美国、日本、韩国的做法最为成功、最富特色，具有典型意义。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提出“隐形冠军”特指主营业务在所处细分领域中位于龙头地位但是不为外界所关注的中小企业[5]。美国、日本的利基企业和韩国的中坚企业，与我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概念较为接近。

我国将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与解决“补链强链”“卡脖子”问题联系起来， 愈发凸显专精特新企业的重要性。山东省采取政府指导、平台承办、双向互动的模式，启动重点企业“卡位入链”行动，助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为行业龙头的配套企业。广东证监局联合工信厅印发《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股权融资对接专项行动方案》，成为落实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挂牌上市融资服务的重要抓手。北京市围绕培育、服务、提升三方面，全周期、立体化打造专精特新首善之都，坚持强服务、创品牌、强赋能、提质效，加强与各类市场主体的联动协作，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宁波市、厦门市、合肥市等多地围绕本地重点产业链，成功遴选培育了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成都市构建“专精特新成长通”，并将构建起“投、贷、服、才”一体化服务平台，实施靶向培育，提供“一企一策”，助力企业加速成长。

二、云南省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重要意义

（一）专精特新是提升中小企业生存质量的重要抓手

中小企业是我国市场主体和从业人数最多的群体，具有结构精简柔性、市场反应灵敏以及创新意识较强的特点，在促就业、改善民生以及推动创新发展等方面具有巨大作用。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云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然而，尽管云南省中小企业在数量和经济效益上有所增长，但普遍面临专业化程度不高、管理意识薄弱、创新能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差等问题。例如，云南省创新型中小企业（云南茶叶评价检测溯源中心等）虽然在技术创新和专业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整体上，仍需进一步提升综合竞争力。因此，着力引导和支持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加快提升专业化程度、管理水平、创新能力等，是提升中小企业生存质量和增强经济韧性的重要抓手。

（二）专精特新是提高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

民营经济是云南发展的关键。云南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云南省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40%以上的税收、50%以上的GDP、80%以上的城镇就业。

中小企业是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但是与陕西、辽宁等省份相比，云南省中小企业在规模、质量及环境优化方面仍有较大差距，面临市场主体数量少、规模小、GDP占比低及产业结构不合理等严峻挑战。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中小企业的特殊群体，代表着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方向。因此，着力引导支持云南省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提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民营经济中的比重，是提高云南省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

（三）专精特新是产业链供应链强链补链的重要力量

中小企业具有个体规模小、经营机制灵活、市场应变力好、协作配套能力强等特点，是连通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力量。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紧盯细分领域和“缝隙市场”，是疏通堵点、连接断点的关键力量。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优势产品聚焦堵漏补缺，在锻长板、强优势，补短板、蓄后势方面潜力巨大，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利器。着力引导和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参与制造业强链补链行动，对破解瓶颈制约，穿透循环堵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根植性和竞争力有重要意义。

三、云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一）云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成效

云南省高度重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工作，2010年开展了省级成长型中小企业筛选培育，2016年开展了省级民营“小巨人”企业筛选培育，相比国内其他省份，云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相关培育工作起步早。与此同时，云南省通过集中财政支持、融资促进、强化服务、加强宣传、典型引路、领导挂钩帮扶等方面政策资源给予支持，打造云南省中小企业发展的骨干力量。目前，云南省优质中小企业培育梯次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培育形成以3019户创新型中小企业为基础、1543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为骨干、85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排头兵的优质中小企业培育体系。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21位，其中15户被评为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重点“小巨人”企业，5户入选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成效逐步显现。

（二）云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云南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工作取得巨大成效，但对比发达省份，云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质”和“量”均有较大差距，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1. 优质企业数量少。一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少。云南省 前六批共有85户企业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全国占比仅为

0.58%，获评企业数量排名位居全国第21位。相比位居前三的江苏省2168户、广东省1988户、浙江省1807户差距巨大。相比西部地区的四川省485户、重庆市310户也有较大差距，仅领先贵州省。二是单项冠军企业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继续培育的目标是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目前，云南省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数量仅为5户，与浙江省、山东省、江苏省相比存在显著差距，同时独角兽企业和瞪羚企业数量也严重不足。

  1. 产业基础弱、创新能力弱。一是产业基础较弱。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涌现实质上是产业链分工深化的结果，区域产业发展水平与企业存在正向相互促进关系。云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主要集中在有色、化工、原材料等领域，相较于中东部发达省份的智能装备、电子芯片、信息产业等行业领域存在明显短板。在云南省范围看，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内位居行业前列，有一定竞争力，但放到全国乃至全球竞争乏力。对照国家培育的工业“六基”领域、制造强国十大重点产业领域及关键领域补短板、锻长板、填空白产品等，云南省产业培育范围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二是创新投入少、创新能力弱。2024年， 云南省1543户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户均I类知识产权3.69件，低于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户均水平（户均6.3件）；户均研发经费1055.21万元，研发投入强度3.85%，较评审标准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3%稍高。85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户均I类知识产权14.04件，低于全国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户均水平（户均22.3件），与发达省份差距明显。

  2. 缺资金、缺人才、缺精准服务。一是缺资金。融资难、融资贵是长久困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难题。云南省工信厅披露的数据显示，2024年底，1628户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户均贷款余额5041.73万元，但对于这两类企业期望得到更多融资支持，以支撑更多的研发投入、生产线扩大、市场开拓等需求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二是缺人才。近年来，部分高校毕业生及家长依然求稳怕变，“铁饭碗”就业观念较为突出，大多数人的择业顺序往往是先党政机关、再事业单位、最后才选择企业。部分毕业生、农民工群体在择业时较多追求高薪酬、高层次岗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就业难、短工化，形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状况。部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反映，高端人才对加入和留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兴趣不高，企业现有人才流失现象严重，技术人员总体素质偏低，对企业长远发展形成很大制约。三是缺精准服务。虽然国家和云南省已有系列政策明确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培育措施，但云南省

所制定的相关培育政策存在覆盖面不全、精准度不高的问题。以资金奖励政策为例，制定奖励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政策能够有效促进其发展，增加其数量。然而，云南省是全国少数几个没有对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进行一次性省级奖补的省份之一。另外，云南省在推动政策落地实施、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方面仍有很大进步空间。部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反映， 社会各界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关注度与认可度日益提升，相关配套措施相继出台。然而，在政策落地执行层面，仍面临”上热中温下冷“的困境，亟须进一步优化政府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服务上门、工作下沉等方式，实现精准对接、因企施策，迅速响应并解决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

  1. 多方协同水平不高，资源整合不到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需要多方力量的支持，云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存在多方协同不足问题。调查发现，我国先进省份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作已经下沉到市县级甚至园区级，而云南省存在“上热中温下冷”现象，省级部门高度重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作，但是部分市县却不重视，并未构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与此同时，云南省各部门机构的政策和要素资源有待整合、合力尚未形成，尤其是金融资源与创新资源并未深度融合，成为制约云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瓶颈。另外，云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补链强链作用有待加强。当前，云南省烟草、硅光伏产业链条完整，但配套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很少，部分企业集中在价值链中低端，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卡脖子”问题难以突破，带动作用不明显。

四、云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体系建设

树牢“抓发展必须抓产业，抓产业必须抓市场主体培育”的鲜明导向，坚持培优企业与做强产业相结合，坚持创新驱动、市场带动、上下联动和持续推动，聚焦政策惠企、服务助企、环境活企，按照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业链领航企业的发展路径，分级分类、分期分批构建优质企业培育库，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引导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着力提升各地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助推全省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6]。

（二）推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集聚

一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支持有条件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优先参与国家和

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在产业基础再造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项目遴选中，对“小巨人”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给予加分支持。二是加快供应链协同创新。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融入行业龙头企业供应链创新链，推动行业龙头企业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开放资源要素。面向重点行业龙头企业征集技术产品问题，组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创新创业主体揭榜，以比赛激发创新创业活力，促进产业链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7]。三是加大引进培养高端科技人才。梳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人才需求，特别是核心技术研发人才、高技能领军人才等方面的需求，依托云南省人才引进工程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重点引进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紧缺急需的高层次人才、高层次创新创业团队、高端外国专家、科技领军人才。组织开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人才培训，重点培育经营管理人才，通过“云品工匠计划”培育一批、“企业新型学徒制计划”培养一批、“高技能人才队伍壮大计划”培养一批、“高技能领军人才计划”培养一批等“十个一批”多层次技能人才培育，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三）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根据国家和省级层面有关政策，综合运用中央和省级支持资金，鼓励有条件的州（市）配套专项资金，引导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云南省通过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辅导和技术咨询，引导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报实施数字化转型相关试点示范项目，推动企业参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百万工业App培育等专项行动，打造了昆明雪兰牛奶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昆明闻讯实业有限公司、曲靖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等10家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以及云南绿色能源工业互联网服务平台等5个工业互联网示范平台，成功扩大“上云用数赋智”中小企业数量和工业App数量，有效带动了更多中小企业基于互联网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经济的快速发展。积极引导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推动中小企业持续创建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建立完善高效、清洁、低碳的绿色制造体系[7]。

（四）推进产业链集群与大中小企业融通试点示范

参照省外产业集群培育、龙头企业培育等先进经验，以云南省内国家级、省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为载体，以链式布局推动示范基地产业集群发展为方向，以“建链、补链、强链、延链”为着力点，推进实施产业链集群与大中小企业融通试点示范工程。引导示范基地聚焦重点产业领域，研究制定专项

工作方案，推进实施领航企业培育计划，分类遴选一批掌握关键技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骨干企业作为领航企业培育对象，推动培育对象牵头组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体，优化产业链分工协作体系，培育打造配套协作好、创新能力强、质量效益高、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志性产业链和具有生态主导力的“链主”[8]；引导示范基地结合领航企业培育计划，定期举办专精特新企业与大中型企业配套合作项目洽谈活动，着力引导中小微企业与龙头骨干企业形成专业化协作配套关系，实现示范基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五）着力打造特色优势产品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以国家级和省级示范基地、示范平台为载体，以中小企业服务平台为支撑，以龙头骨干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具有一定规模的特色产品为支持对象，实施特色优势产品和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试点工程。引导示范基地聚焦主导产业重点领域，加快培育一批国内、国际市场占有率领先的产品，努力打造一批产业链带动性强、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制造业单项冠军，着力提升云南省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9]。

总之，专精特新是加快云南省经济转型发展、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是推动云南省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基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云南省要聚焦高质量发展，以提高产业链韧性为目标，加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助力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支部攻坚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国能陈家港发电有限公司的实践探索

国能陈家港发电有限公司王益民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肩负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国能陈家港发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陈家港公司”）以支部攻坚为抓手，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改革发展深度融合，通过政治引领、先锋示范、机制创新，在能源保供、绿色转型、提质增效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为国有企业以党建强企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生动实践。

一、支部攻坚的核心逻辑：以党建引领破解发展难题

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陈家港公司党委深刻认识到，支部作为党的基层组织，是连接党委与职工的“神经末梢”，也是破解发展难题的“战斗堡垒”。面对能源行业转型加速、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公司党委提出“支部攻坚”战略，将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形成“党委统筹、支部主抓、党员带头、全员参与”的工作格局。

从实践逻辑看，支部攻坚的核心在于“靶向突破”。陈家港公司党委围绕企业改革发展的重点任务，梳理出安全环保、新能源开发、设备治理、成本管控等关键领域的“硬骨头”，由各支部认领攻坚项目，明确目标、时限和责任清单。例如，针对“新能源项目开发滞后”的问题，新能源党支部成立党员先锋队，全年完成光伏项目备案164.74MW、投产56.97MW，超上级公司下达任务目标；针对“设备可靠性不足”的短板，设备管理党支部以机组2A修为契机，建立青年攻坚队伍，发现并处置主蒸汽管道焊口裂纹等6项重大缺陷，确保机组修后一次并网成功。

从价值逻辑看，支部攻坚的本质是“凝心聚力”。通过党员“三亮三比”

（亮身份、亮承诺、亮成效，比作风、比技能、比贡献）、创建党员示范岗（60个）和责任区（8个）等载体，陈家港公司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2024年，公司在新能源投产、供电煤耗下降、研发投入提升等方面均取得突破，其中利润总额达1.2亿元，完成年度目标，充分印证了支部攻坚对企业效益提升的推动作用。

二、支部攻坚的实践路径：在关键领域彰显党建实效

陈家港公司以“问题导向”构建支部攻坚体系，聚焦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维度，在政治引领、安全保供、绿色转型、创新驱动等领域精准发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一）以政治引领为根本，筑牢攻坚思想根基

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也是支部攻坚的“定盘星”。陈家港公司各支部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全年组织“第一议题”学习23次、中心组学习13次，确保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攻坚行动的思想自觉。

在巡视整改攻坚中，综合管理党支部牵头成立专项工作组，针对集团巡视指出的14条问题及自查自纠的14条问题，制定整改措施24项，推动航道移交、关键岗位缺员等4项历史遗留问题有序推进。通过建立“周调度、月通报”机制，支部党员带头认领整改任务，将政治监督融入日常管理，全年开展政治监督12次，发布监督建议书8期，确保整改成效“不走过场”。

在全面从严治党领域，纪检党支部深化“1+5+N”大监督体系，实施承包商管控等5项专项监督，开展专项审计8次，推动纪审成果转化为管理效能。通过细化落实正负面清单90项，支部党员带头严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形成“风清气正”的攻坚氛围，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纪律保障。

（二）以安全保供为底线，夯实攻坚基础底盘

能源保供是电力企业的首要责任，也是支部攻坚的“主战场”。陈家港公司运行党支部与设备管理党支部协同发力，以“本质安全”为目标，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管理体系。

安全环保党支部突出“三现”管理（现场、现物、现实），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在迎峰度夏、度冬等关键时段成立党员保供突击队，确保安全生产突破4900天，获评集团安全环保考核一级企业。针对“装置性违章”难题， 支部发起“拒绝装置性违章，守护生命安全”专项行动，全员参与纠正违章69项，其经验入选集团《电力安全监察月报》，为行业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安全环保党支部创新“网格化”安全管理模式，在机组大修期间成立“大修安全阵线联盟”，开展“无违章作业示范区”评选，推动安全责任层层传递。设备管理党支部通过强化“两票三制”执行、防误操作专项行动等措施，支部党员带头攻克设备隐患20项，1A修后机组连续长周期运行超390天，2号机组获

“全国600MW级发电机组可靠性标杆机组”称号，为能源保供筑牢设备根基。

（三）以绿色转型为方向，拓宽攻坚发展路径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能源企业绿色转型成为必答题。陈家港公司新能源党支部与设备管理党支部联动攻坚，推动“火电+新能源”协同发展，构建清洁低碳的能源结构。

新能源党支部以“规模化开发”为目标，突破资源获取瓶颈，与响水兴海控股合作成立新能源公司，取得121.6MW集中式光伏项目备案，创江苏公司备案容量之最；同时推进分布式光伏开发，与响水工业经济区签订协议，规划建设不少于20MW分布式电站，为新能源发展储备项目库。2024年，支部党员带头跑政策、抢资源，推动新能源投产56.97MW，同比增长5.19MW，为企业转型注入新动能。

设备管理党支部聚焦“超低排放”升级，实施2号炉低温省煤器改造、高压缸返厂修理等重大项目，推动供电煤耗降至283.33克/千瓦时，创三年来新低。针对“脱硫废水零排放”难题，支部成立技术攻关小组，完成环评、安评及系统接口工作，推动项目现场施工有序推进；通过掺烧污泥1200吨，实现污泥资源化利用“零突破”，为企业绿色发展拓展了新路径。

（四）以创新驱动为引擎，激活攻坚内生动力

科技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陈家港公司设备管理党支部与团员青年以“创新创效”为目标，搭建攻坚平台，推动技术成果转化。

设备管理党支部牵头成立“周向阳青年人才创新工作室”，在江苏公司首届青年创新创效大赛中斩获第一名。支部党员带头攻关关键技术，全年研发投入3137万元，投入强度达1.09%，申请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3项。其中，

《基于国产自主可控DCS的新一代输煤系统的研究与应用》获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五星奖，“基于耐磨热管技术的烟气余热利用研究及应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企业技术升级提供了支撑。

团员青年围绕“四岗”创建（安全示范岗、质量监督岗、技术攻关岗、服务保障岗），建立10支青年攻坚队伍，在QC及“五小”成果评选中获特等奖8项、一等奖12项。通过“党建带团建”机制，青年党员在机组检修、设备改造中发挥“生力军”作用，推动全员劳动生产率达228.28万元/人，优于年度目标21.41万元/人。

（五）以提质增效为目标，强化攻坚经营效能

在电力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降本增效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陈家港公司计划与营销党支部与燃料运维党支部以“协同创效”为核心，打好经营攻坚组合拳。

计划与营销党支部创新“现货+长协”交易策略，抓住气温变化等季节性机会，优化交易方案，全年增发机会电量1.3亿千瓦时，深调补偿达1.25亿元，同比增长39.34%；同时拓展绿电交易，完成690．45万千瓦时，较标杆电价增收47.64万元。在供热市场中，支部党员主动对接用户，推动供热量达71.09万吨，创收1.23亿元，市场占有率达103.64%。

燃料运维党支部聚焦“降本”攻坚，抓住煤炭市场窗口期，全年掺烧经济煤种72.2万吨，节约燃料成本2764万元；开拓青岛中转港，降低港口费单价7.1元/吨，累计创效232万元。通过优化“采、储、运、烧”一体化链条，公司不含税入厂标煤单价控制在926.93元/吨，在江苏公司7家火电厂中位列第二，为企业盈利奠定坚实基础。

三、支部攻坚的挑战与优化：以问题导向提升攻坚质效

尽管陈家港公司支部攻坚取得显著成效，但面对能源行业转型的新形势， 仍需正视短板，持续优化攻坚机制。

从外部环境看，2024年江苏省新能源装机已达8252万千瓦，盐城地区占比19.8%，春秋季新能源大发时段严重挤占火电发电量，2024年机组深调达362台次，同比增加166台次，火电经营持续承压。从内部管理看，安全环保领域仍存在“两个体系”运转不畅、环保税减免政策未充分享受等问题；新能源开发面临地方资源管控加强、竞争加剧的挑战；综合能源发展尚未形成规模，盈利压力较大。

针对上述问题，陈家港公司提出2025年支部攻坚升级方向：一是强化“靶向性”，聚焦65亿千瓦时发电量、55兆瓦新能源投产等目标，由支部认领“硬指标”，建立“清单式”攻坚机制；二是提升“创新性”，推动“全负荷柔性调峰与热电解耦关键技术”等重大项目落地，力争集团重大科技项目“零突破”；三是增强“协同性”，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改革深度融合，推进“火电+供用高比例新能源示范项目”，构建多能互补的能源体系。

四、支部攻坚的经验启示：以党建强企赋能高质量发展

陈家港公司的实践表明，支部攻坚是国有企业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其经验启示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与企业治理相统一。支部攻坚的核心是将党的领导融入企业治理各环节，通过“党委定方向、支部抓落实、党员作示范”的机制，确保企业发展符合国家战略导向。例如，在绿色转型中，党委统筹新能源布局， 支部负责项目落地，党员带头攻克技术难题，形成“上下联动”的攻坚合力。

二是坚持政治引领与业务攻坚相融合。支部攻坚不是“两张皮”，而是通过“党建+业务”模式，将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例如，通过“三亮三比” 活动，让党员在安全保供、创新创效中亮身份、显担当；通过青年创新工作室， 培养既懂技术又讲政治的复合型人才，为企业发展注入活力。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与长效机制相结合。支部攻坚既要解决当前难题，更要构建长效机制。陈家港公司通过完善“大监督”体系、优化薪酬激励（浮动薪酬比例79.37%）、健全“三能”机制（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增能减），推动支部攻坚从“短期突击”转向“常态长效”，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结语：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陈家港公司以支部攻坚为抓手，将党建工作转化为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其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才能确保国有企业在复杂环境中保持正确方向，在转型攻坚中实现突破发展。面向未来，国有企业需持续深化支部建设，以“党建强”引领“企业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重庆三峡银行：让金融服务和金融宣教“比翼齐飞” 来自重庆三峡银行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的调研报告

重庆三峡银行课题调研组

重庆三峡银行通过探索实践“党委、政府主导，三峡银行主办，多方协同赋能”金融文化宣传教育新模式，着力打造“银行+镇村”金融宣教团队，完善“线上+线下”金融宣教体系，成功构建起“重庆三峡银行·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特色品牌，创造出金融文教基地建设助力城乡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深得各级党委、政府，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及广大城乡居民青睐。

重庆三峡银行在学习理解习近平经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中，为强化金融的“输血”“造血”功能，一方面加强金融服务社会和服务实体经济，做好“五篇大文章”；另一方面加强对社会进行金融宣教。重庆三峡银行以“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为重要抓手，不断强化金融政策、金融文化、金融知识宣传力、教育力、引导力，持续提升公众金融思想素养和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最近，重庆三峡银行总行课题组深入“金融文化宣教基地”开展调研剖析与总结梳理并形成了基地建设实践优秀成果案例报告。

在重庆市农村地区第一家创建“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地处渝西南长江之滨，位于川渝黔三省交界处，是黔北川南地区西部的经济文化商贸重镇以及重要的交通枢纽，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桥头堡”，也是全国小城镇建设试点镇、历史文化名镇、发展改革试点小城镇、经济发展重点镇、文化教育特色小镇、重庆市第一人口大镇、产业发展中心集镇、百强商贸大镇、千年古镇（始建于公元987年）。全镇2024年国民生产总值112.3亿元，在江津区排名前5位，社会经济建设呈现总量强大、结构优化、特色突出的发展优势。

重庆三峡银行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于江津区白沙镇，成立于2021年8月，是重庆市第一家在农村地区建成的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基地创建的初衷为经济金融共建共享，城乡融合共生共荣；基地创建模式为“地方党委、政府主导（江津区白沙镇党委、政府），金融机构主管主办（三峡银行总行主管、江津支行主办及辖内的白沙支行网点具体负责营运），行业主管监管指导（人行、金融监管），区镇属部门（主要涉及宣传、文旅、教育等部门）支持配合，广大城乡居民主动参与”。

“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的重要抓手与主要做法

——坚持阵地化建设，构建“1+24”架构，增强金融文化宣传教育长效性

三峡银行注重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阵地化建设，创新打造了以江津区白沙镇石坝社区教育示范学习中心为1个“核心教育区”，以三峡银行24个“农家书屋”为“基层教育站”，构建起了“1+24”覆盖全镇城乡领域的金融文化宣传科普教育网络。

1．1个“核心教育区建设”。在基地中心设置了白沙镇金融历史展区、沉浸式金融体验区、金融文化宣教区、金融方针政策教育线上课堂、数字金融宣教区、联合教育展区、金融知识阅读区等七大功能区，每个功能区都配备了先进的金融文化宣传教育设施设备，持续面向全镇人民普及金融教育知识。同时，立足白沙，与白沙镇文化传播活动紧密融合，扩大金融教育内涵，提升白沙镇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品牌影响力。

2．24个“基层教育站建设”。依托三峡银行24个“农家书屋”，在每个行政村（社区）设立了基层教育站，配备了电视机、小音响、沙发、桌椅等基础设施，并通过乡村广播设备实现金融科普教育的全镇城乡覆盖。同时，基地还定期对基层教育站进行指导培训，指派专人负责日常运营，确保金融文化宣传教育活动高质量开展。

3．通过“1+24”阵地化建设，目前基地形成了上下联动、点面结合的金融科普教育格局，确保金融文化宣传教育的长效性和持续性。在此基础上，基地紧紧围绕金融文化宣传教育这一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为广大民众提供丰富的金融知识。

——做到“四个注重”，突出品牌化，提升金融文化宣传教育针对性

三峡银行江津白沙支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基层、贴近群众，聚焦群众在金融知识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针对性地组织开展金融文化宣传普及教育活动，在实践中打造出了四大金融文化宣传教育特色品牌。

  1. 注重专业性、针对性，精心打造“帆帆金融小讲堂”金融课程特色品牌。依托“三峡银行·小书屋大学堂”终身学习活动特色品牌，分层级、广范围地组织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活动。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多样化金融教育活动。如通过“周周乐课堂”“金融课·校园行”等多种平台，重点开展金融知识科普类教育，培养青少年和在校学生的金融思想与财商意识；通过“科普大学” “老年大学”等多种载体，重点开展网络诈骗、非法集资金融风险防范教育，

有力提升中老年人群的金融风险防范能力；通过“送电影下乡”“村民理财课堂”等多种形式，重点开展金融常识类教育，将金融知识与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紧密结合，有效提高村民金融思想素养和理财增收增值能力。

  1. 注重通俗性、大众性，精心打造“帆帆陪你学金融”数字化宣教特色品牌。通过风险提示、以案说险等多种方式，结合三峡银行员工自制的数字化作品，如“三峡之声”“三峡蓝小剧场”等开展金融文化思想教育。这些作品充分涵盖了反假币、反洗钱、防范非法集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征信知识、存款保险、金融消费者多项权益保护主题，并以小品、微视频、微电影等形式呈现，按照每月不少于4期频率进行更新，打破时间空间限制，拓宽了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受众覆盖面。

  2. 注重趣味性、互动性，精心打造“帆帆的金融乐园”游戏互动特色品牌。通过金融知识学习与游戏结合，培养群众学习金融知识兴趣爱好，提高群众学习金融知识主动性。开展沉浸式金融体验活动，模拟金融诈骗场景互动，让体验者身临其境感受金融诈骗的多样性、复杂性、隐蔽性，进一步增强金融文化宣传教育真实感和代入感，帮助客户切实提高金融风险防范应对能力。同时，基地还开发了线上答题、线上转盘、线上砸金蛋等多类线上游戏，不断创新金融文化宣传教育方式，切实增强金融文化教育吸引力，做到了寓教于乐。

  3. 注重实用性、艺术性，精心打造“帆帆金融文创”特色品牌。通过把金融教育知识点融入文创产品设计之中，配套基地各项活动开展，有效提高人群参与活动积极性。自品牌创建以来，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已自主设计“全民反诈、共建和谐金融环境”“反假货币、人人有责”“打击洗钱、遏制犯罪”等多项金融主题文创书签、文创扇，后续正在开发对联、雨伞、笔记本、文化衫等系列文创产品，为广大城乡居民提供多样化金融文化宣传教育输出载体。

——坚持多元化融合，突出“四个深度”，增强金融文化宣传教育的广泛

性

三峡银行江津白沙支行在金融教育基地建设过程中，注重多元融合，将金

融知识普及与党史学习教育、白沙镇金融历史、非遗文化传承、清廉金融文化建设等多项内容紧密结合深度融合，打造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金融文化宣传教育活动。

  1. 深度融合党内主题教育。通过“重庆三峡银行·小书屋大学堂—— 走进社区学党史”活动，将金融知识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增强金融文化思

想宣传教育感染力和吸引力。截至目前，已开展学习教育活动60余次，受众6000余人次；开展“重庆三峡银行电影文化季”活动，播放《建党伟业》《百团大战》《上甘岭》等党史类电影60余场，受众1万多人次。

  1. 深度融合白沙金融历史。在基地中心设置白沙镇金融文化历史展区，展示白沙镇经济发展史、近现代白沙镇金融业发展史、白沙镇货币流通发展史、白沙镇金融名人名事，传播白沙金融历史文化，进一步增强群众对本土金融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2. 深度融合非遗文化传承。将金融知识融入非遗文化展示和体验中， 通过非遗文化作品展示、制作体验等多项活动，让群众在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学习金融知识。江津支行积极参与白沙镇非遗文化“闹元宵”、长江龙舟文化节等活动，同时还组织开展非遗文化风筝技艺培训，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3. 深度融合媒体传播文化。基地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抖音号等新媒体宣传形式，制作发布了“三峡之声·帆帆陪你学金融”广播节目、“三峡蓝小剧场·帆帆陪你学金融”系列数字化金融文化思想宣教作品，有效打破时间空间限制、持续拓宽金融科普教育受众面。

“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的突出贡献与社会价值

——普惠金融改革创新深入推进，服务城乡经济高质量发展大有作为

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助力“1+2+N”普惠金融到乡村基地的普及推广使用与移动支付、数字人民币等新型金融科技支付方式深入普及广泛应用，大大提升了金融服务全镇城乡覆盖面、广泛度，不断推进城乡普惠金融市场持续走深、走实，实现城乡经济金融同步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白沙支行有小微普惠企业和个人零售贷款客户207户（家），比基地建设前2021年（以下相同）增加42户（家），增长了49%，4年多来累计为小微普惠企业和个人零售贷款客户放贷48.66亿元，年均增幅9.2%，较基地建设前提高5个百分点，现有贷款7.8亿元，较基地建设前增加5亿元，增长64%。全镇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112.3亿元， 较2021年增加8.98亿元，增长8.69%，年均增幅为2.9%，较基地建设前提高36.7个百分点。通过金融服务支持小微普惠企业客户年缴纳税金约1475.98万元，比基地建设前增长8.6%。

——金融文化教育宣导持续发力，城市金融业务发展行稳致远

在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实践中，白沙支行认真践行三峡银行“一切

为您着想”品牌文化理念，始终坚持金融为国为民服务初心使命，始终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全力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不断助力城市金融业务经营发展高质量。据统计，白沙支行现有储蓄存款客户2.75万个，比基地建设前2020年增加6000户，增长27.7%。4年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5756万元，年均增加256万元，年均增幅8.6%，分别比基地建设前平均水平提高7.6个百分点和5.8个百分点。同时，白沙支行通过为民降费减费免费、降息免息减息约60万元，4年累计为客户创造收入约20864万元，增加财富约6500万元，帮助客户降低成本、强化投资管理、增加财产收入、提升增值能力，深受广大城乡居民青睐。

——金融文化素养显著提升，社会影响力更加广泛深远

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不仅提升了广大民众金融思想素养，而且提升了城市金融服务为国为民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发展力。据统计，基地年累计开展金融知识宣教活动1000余场，受众约10万人次，其中通过“帆帆金融小讲堂”系列活动开展金融常规课程600余场、宣传受众4.8万余人次。同时，基地建设运营的成功做法与先进得到上级党委、政府，行业主管监管部门，金融同业充分肯定表扬，深受广大小微普惠企业和城乡居民普遍认同认可，并为其他地区金融同业加强金融文化宣传教育提供了参考借鉴。据统计，基地累计接待成渝地区政府部门、主管监管单位、金融同业机构、中小学生、城乡居民230余批次，共计17500余人。

——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提升，城乡居民利益保护有力有效有为

通过加强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与营运管理，有效提升了广大群众对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等常见的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有力地推动了金融诈骗案件发生率下降，广大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更加深入扎实，城乡居民投诉举报渠道与专业维权服务更加便捷。据有关部门统计，自金融文化思想教育基地建设以来，白沙镇金融诈骗类案件较2021年前下降25.9%，为当地城乡居民直接挽回经济损失约130.76万元。

——金融文化教育深入扎实，收获荣誉硕果满枝头

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础建设有力有为，赢得了多项先进优秀荣誉，主要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反洗钱视频大赛三等奖、重庆银行业协会“先进个人”称号、江津区“百姓学习之星”称号、重庆市江津区科普基地称号等多项先进荣誉，如2021年被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授予“重庆市金融教育示范基地”

荣誉称号，率先成为全市第一家在农村地区建设的金融文化宣传教育示范基地。

“金融文化宣教基地”建设的深刻体会与经验启示

——精准把握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内涵是加强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的重要基础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既传承了“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传统金融智慧，又融合了新时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建设、坚持人民性的价值导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与实践体系。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挖掘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为民造福”普惠精神“、守正创新”发展理念、“风险为本”底线思维，并将这些内涵融入金融文化思想教育基地建设规划、课程设计与活动开展之中。无论是面向城镇居民进行理性投资引导或是向农村居民普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都必须彰显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价值底色。

——明晰目标定位是加强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的重要前提

只有锚定清晰且科学的目标定位，才能使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契合社会发展需求与公众市场实际诉求。这不仅需要深度剖析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群体、不同地域居民的金融知识薄弱环节与教育需求差异，还需结合国家金融政策导向与普惠金融战略部署，明确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的功能定位。白沙镇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是重庆市第一家在农村地区建设的金融教育示范基地，主要面向城乡农村居民，涵盖反假币、反洗钱、防范非法集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征信知识、存款保险、金融消费者七大权益等金融教育主题内容， 辐射了城镇乡村广大小微企业和城乡居民，宣传教育效果明显。

——多方联建共建是加强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

证

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当地党委、政府主导，离不开

行业主管监管部门的指导支持，同时也离不开三峡银行江津支行员工的参与付出。白沙镇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是江津区白沙镇人民政府通过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政府公共文化建设，联合三峡银行江津支行打造的独具特色宣教基地，由江津区白沙镇文化服务中心牵头开展相关工作，由三峡银行江津白沙支行具体负责基地日常运营管理。自基地建成以来，先后得到了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人民银行江津中心支行、人民银行泸州市中心支行等行业主管监管部门以及共青团江津区委、江津区税务局等政府单位的大力支持，实现了多方合作联手共建共享。

大型综合医院资源配置优化与患者 就医体验提升的实践探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医务处曲晶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目前医疗卫生领域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为公众对优质医疗服务的需求与医疗资源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既源于区域间资源配置失衡，也涉及服务模式与健康需求升级的适配性不足[1]。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服务可及性与患者体验成为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国家“十四五”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规划及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行动

（2021－2025年）明确要求，提升医院管理精细化水平，实现公立医院服务能级跃升[2-5]。作为医院运营的核心资源，床位配置效率直接影响医疗服务效能与公平性[6-8]，而当前研究多聚焦于宏观政策或单一管理工具（如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的影响[7，9-10]，但对于如何系统性地改革传统床位管理模式、实现资源动态优化配置与效率提升的实证研究相对不足。基于此，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以下简称“我院”）通过实施资源配置优化机制与医疗服务流程再造工程，着力破解传统医疗模式下资源调配僵化、急诊周转压力大、患者体验待提升等痛点问题。本文将从我院的具体改革举措、工作成效及未来规划3个方面展开阐述，以期为其他医院提供参考。

  1. 具体改革举措

    1. 改革床位管理模式，驱动医疗效率进阶

为进一步优化临床病种结构，实现患者诊疗需求与优质医疗资源的精准匹配，全面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患者就医体验，我院自2020年8月起开展床位管理改革工作，将床位管理模式由医院集中管床向科室自主管床为主、医院集中管床为辅的管床模式转变。内科科室根据科室优势病种结构，充分发挥三级医院疑难急危重症患者收治优先的功能定位；外科科室结合医师手术时间，统筹协调手术患者院前检查安排及入院时间，持续缩短患者术前平均住院日，加快床位周转效率。首批试点科室选取骨科和消化内科，经过为期1年的试点工作，骨科、消化内科出院人次、病例组合指数（casemixindex，CMI）以及平均住院日等关键医疗指标均取得了显著提升，这与胡聃等[9]和王兵等[10]的研究结果相契合。基于试点成果，我院于2021年7月正式在全院范围内全面推行“自主+集中”管床模式，打破床位壁垒，破除传统固定科室单一收治、不能跨科收治的模式，积极探索“全院一张床”管理理念[11-13]。我院制订“床位调配及跨病

区收治患者管理办法”，按照专业性质相近或位置相邻、业务关联紧密、病房护理工作的专业相近性及避免交叉感染的原则，由床位管理科（隶属医务处） 根据科室床位使用情况，进行院级层面床位动态调配：外科专业调配外科病区病床，内科专业调配内科病区病床；对跨病区收治患者的医疗组、护理单元及其他内容提出了明确的管理要求，制定了相应的奖惩办法。在该管理模式下， 自主管床权限与科室医疗指标紧密关联，充分激发了科室在纵向管理中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医院层面强化横向监控，细化管理流程，有效提升了医院整体的运营效率。

2024年，我院依托健康管理中心正式成立院前诊疗专区，进一步完善院前诊疗服务体系。在山东省医保政策的支持下，医院医务处、信息网络中心、医保办、计财处等多部门协同，通过信息系统改造，使患者术前检查检验于入院前1周内门诊完成，并纳入住院费用进行医保报销，在有效缩短住院患者平均住院日的同时，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此外，我院积极创新“云住院”模式，依托互联网医院实现移动端“一站式住院服务”，患者可通过移动端完成住院登记、办理出入院，减轻了排长队引发的情绪焦虑，改善了患者的就医体验。

    1. 急诊患者收治优化与急危重症优先救治机制

      1. 常规时期急诊收治流程优化为应对急诊患者积压问题，我院将急诊留观患者收入院时限压缩至48h，通过“自主+集中”协同管理模式提升急诊周转效率，改善急诊患者满意度。我院床位管理科对急诊留观患者收治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对留观超48h的患者实施分级干预：优先通过预警机制督促科室自主收治，若该科室留观时间超48h的患者占比超过40%，则启动院级集中收治程序，由床位管理科按照滞留时间的长短，结合科室的实际情况，将留观患者安排至相应病区。该机制与院内绩效考核体系深度耦合，将急诊收治指标纳入绩效考核维度，调动科室收治急诊留观患者的积极性，形成闭环管理。

      2. 疫情期间的应急收治策略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疫情期间，上述模式进一步升级为“战时应急管理体系”。通过空间重构与资源重组，我院将重症监护床位从基线163张扩容至550张，占全院总床位13.6%，并通过模块化改造，将内外科普通病房转型为“综合内科应急病区”， 集中统筹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应收尽收，实现24h内收入院。这一举措在疫情期间极大地保障了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效率，守卫了患者的生命安全， 充分彰显了我院在特殊时期的社会责任担当。

  1. 工作成效

    1. 试点科室床位模式改革前后核心指标变化

对骨科和消化内科2个试点科室2019年8－12月（改革前）与2020年8－12月

（改革后）的出院人次、相对权重值（relativeweight，RW）<1.2的出院人次、RW≥1.2的出院人次、平均住院日、CMI这5个指标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后消化内科和骨科的出院人次增加，平均住院日缩短，科室的诊疗难度（CMI）上升，见表1。

    1. 床位管理模式改革成效

2020年－2024年我院医疗服务质量、效率、成本实现系统性突破，出院人次持续攀升，CMI同步优化。同期运营效率持续改进，平均住院日缩短，外科术前住院日降幅明显，资源效能同步优化，实现诊疗流程全面提速。在量质升级双重压力下，住院费用逆势优化，形成质量、效率、成本协同优化的高质量发展格局。见表2。

    1. 急诊收治“增量加压”与“效率挑战”并存

2020年－2024年，我院急诊呈现“量效悖论”：收治人次激增，而48h内收治率反向下降。关键拐点出现在2023年，急诊收治量突破1.8万峰值，时效指标较基准年下滑，揭示急诊规模扩张，48h时效性服务效能出现压力。见表3。

    1. 住院患者满意度持续提升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满意度调查平台反馈结果显示，我院2020年－2023年度住院患者满意度调查中，护士沟通、医生沟通、出入院手续及信息、药物沟通、医务人员回应等维度满意度逐年提升（图1），反映了医院在实现科室自主管床后，临床医生和护士与住院患者的沟通交流得以加强，出入院手续办理流程持续优化，患者就医体验持续改善。

  1. 思考

床位资源作为医院运营的核心生产要素，其配置效率直接影响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公平性[6，8，14]。我院创新性地构建“自主+集中”双轨管理模式，突破了传统固定科室单一收治、床位共享程度低、优势病种流失、整体床位使用率不高的局限性[15]。纵向上通过目标值考核管理与管床权限动态关联，深度挖掘科室自主性，激发内生动力；横向上建立床位管理科进行院级宏观调控，动态调床，盘活床位资源，实现资源全局优化。这种分权与集权的动态平衡机制，使CMI提升的同时平均住院日下降，印证了“结构赋能”理论在医疗管理中

的有效性[16]。然而，我院目前受限于医院信息系统功能尚待完善，当前未能有效破除内外科间专业壁垒，真正实现高效统一的“全院一张床”管理模式。此外，我院急诊领域呈现的量效悖论具有典型警示意义，数据显示当年急诊负荷超过1.5万例时，48h收治率开始呈现边际递减（每增加1000例下降2.1%）， 这与Griffiths等[17]的急诊服务弹性阈值模型高度吻合；提示未来需建立急诊动态监测体系，通过智能预警机制实现收治规模与承载能力的动态适配，同时探索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持续调动科室积极性。

  1. 结语与展望

我院通过5年的实践探索，验证了资源配置优化与患者体验提升的协同路径，“自主+集中”双轨床位管理模式助力实现CMI值1.35与平均住院日6.40d的帕累托最优。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需清醒认识改革进程中的结构性挑战， 急诊量效悖论暴露的资源配置弹性不足，提示需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动态容量管理系统。

未来，我院将进一步深化价值医疗，持续优化床位管理资源配置，进一步提升床位周转效率，推动医疗服务从“疾病中心”向“健康中心”转型；加强智能决策系统建设，探索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与人工智能预测模型，实现资源配置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范式转变；重构急诊服务能级，通过院前分流-院内分级-院后随访的全链条再造，破解规模与效能的二元对立局面，实现医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十五五”时期京津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关建议

《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报告——基于协同创新视角的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课题组

一、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扎实

（一）科技创新资源雄厚

北京是我国科技基础最为雄厚、创新资源最为集聚、创新主体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根据《北京日报》《光明日报》联合调研数据，北京拥有55万余名科研人员、全国近一半的两院院士、超过四分之一的“万人计划”专家，411人次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人工智能顶尖人才占全国总量的43%左右。北京布局有中关村、怀柔、昌平3个国家实验室，拥有221家外资研发中心，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自2019年以来连续保持在6%以上，居全国第一。据京津冀协同发展统计监测办公室统计，2023年区域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70.3万件，十年间增长近6倍，京津冀研发投入强度从2013年的3.22%上升到2023年的4.2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长三角和广东省水平。

（二）产业协同优势明显

过去十多年，京津冀三地加快探索合作园区共建、产业项目对接新模式， 积极推动“4+N”建设，建设了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新机场临空经济区、张

（家口）承（德）生态功能区、天津滨海新区4个战略合作功能区，在津冀两地合力打造了50个特色鲜明、营商环境好、承接能力强且与北京产业链紧密衔接的产业重点平台。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京津冀地区累计创建45家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三地企业累计在京津冀区域互设分、子公司超过9万家，这些分、子公司成为产业集聚发展和产业合作的重要载体。三地充分发挥产业平台的促转移、引要素、聚资源作用，加快培育区域创新型企业，累计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约5.5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100余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000余家，分别占全国的12%、9%。京津冀A股上市企业总市值居四大城市群之首，是我国创新能力和发展活力最强的地区之一。

（三）合作机制基础优越

在机制构建方面，京津冀三地科技部门联合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合作协议（2018—2020年）》，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会商制度，推动科技资源共享和成果转移转化。在创新要素开发共享方面，建立

创新券合作机制，支持企业利用异地科技资源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在重点产业链联动方面，聚焦“六链五群”产业布局，共打通“六链”37个“堵点”，成立京津冀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在营商环境优化方面，京津冀三地签订了《京津冀营商环境一体化发展合作框架协议》，成立京津冀营商环境协同专题工作组，高效推进区域营商环境优化相关工作，实现179项政务服务事项“同事同标”、234项服务事项“跨省通办”。

二、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京津冀间创新要素流动不足

从科技成果转化链条看，区域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仍不完善，津冀科技服务机构不发达，承接科技成果转化的内生动力不足。根据2024年京津冀三地统计年鉴，津冀2023年科技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仅分别为北京的约1/2、1/5，区域科技成果内部转化效率和比重有待提升，北京流向津冀的技术合同成交额占其流向外省份成交额的15.1%，科技成果“蛙跳”到长三角进行转化现象依然存在。

（二）京津冀制造业比重下降且存在缺链断链情况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数据，十年间，京津冀工业增加值占区域GDP的比重由2013年的30.7%下降至2023年的22.6%，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13年的8.1%降至2023年的6.2%，京津冀制造业对区域GDP的贡献率以及在全国的辐射带动优势均有所减弱。京津冀产业关联性不强，北京第三产业比重超80%，天津石油化工、海洋装备制造等产业具有一定优势，河北资源密集型产业仍占较大比重，产业链接续难度高，需要协同培育具有竞争力的增量产业业态。

（三）京津冀要素流动存在机制障碍

京津冀三地的营商政策在产业转移等方面仍存在衔接程度不高的问题，部分企业搬迁至津冀后，存在从业资质互认受阻、证照办理进度较慢等问题。尽管《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已经印发，但缺乏对转移企业的范围、认定标准等的细则规定，政策落地的实际成效有限。此外，针对企业在转移过程中迁出地产值流失、迁入地环境成本与公共服务成本增加等问题，尚未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转移利益共享典型案例。

三、“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议

（一）畅通科技创新通道，完善创新网络体系

以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契机，强点连线拓面，织密京津冀协同创

新网络。一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发挥好社会组织在技术创新、人才交流、项目合作等方面的桥梁纽带作用，切实把创新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二是加快建设京津冀开放型创新载体平台，跨区域联合共建重点实验室、创新园区群落，强化京津冀创新资源统筹整合。三是畅通成果转化路径，加快构建信息共享、产学研扁平化合作的技术交易市场体系，选取特定产业领域制定三地科技成果定向转化指导意见。四是研究创建京雄、京津廊等科创走廊，引导创新要素轴向集聚。

（二）谋划布局未来产业，抢占未来新赛道

着眼于打造“六链五群”产业布局，共同谋划好区域产业新赛道、新增量， 探索建立京津冀新质生产力示范区。一是以链群牵引重塑产业生态，用好“六链”产业链图谱，协同实施一批产业链补链强链工程、产业化示范项目，做实产业集群的园区节点，引导“4+N”产业承接平台联动发展，通过组建联盟汇聚合力。二是联合打造未来产业热点，协同开展“硬科技”超前布局，加快建设未来产业科技园，合力拓展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场景，以场景创新赋能产业创新升级。三是谋划打造区域新质生产力标杆区域，打破行政区界线，强化资源导入和要素融合，充分发挥先行先试创新政策叠加优势。

（三）健全协同发展机制，塑造适配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

围绕塑造新质生产力的堵点难点，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设京津冀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体系。一是加快构建统一高效的营商环境，深化资质互认、政务服务“同事同标”，增强监管执法协同联动。二是畅通要素流动通道，探索土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推动教育评价体系和外籍人才工作许可跨区域协同，营造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引进环境。三是加快推进税收分享、产值分计机制在产业协同飞地、共建共管园区落地，并在财税产值分享分计基础上，将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等纳入考核机制、利益补偿机制的考核范畴，加快探索更加合理有效的共建共享模式。

广东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电子产品可靠性与环境试验研究所高洋

  1. 引言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科技创新以追求技术突破为主要目标，以实验室研发、理论突破、技术发明为核心，解决技术难题，提升科学认知或技术能力。产业创新以实现经济价值为主要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整合技术、资本、供应链等资源，提升产业效率、开拓新市场或重构价值链，其创新链条主要包括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中试验证、成果产业化等环节。深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就是通过深度协同和双向赋能，构建以科技突破驱动产业升级、以产业需求牵引技术攻关的良性循环，形成放大、叠加、倍增效应，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无缝对接。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明确指出融合的基础是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关键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途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工作任务包括“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新动能积厚成势、传统动能焕新升级”。

广东省高度重视、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2024年、2025年分别召开以“加快产业科技互促双强，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主题的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黄坤明书记在大会上强调要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把创新落到企业上、产业上、发展上。2025年1月的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也作出了相关部署。为此，广东省先后印发了《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中试平台体系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的实施意见》《广东省加快应用场景创新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行动方案》等一系列推动科技和产业互促双强的政策文件，从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创新要素保障、成果应用推广、开放协同创新等方面提出工作措施。

  1. 文献综述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迫切需要。杜传忠等[1]在研究中深入探讨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实现机制和模式，强调了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的重要性，并提出加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等建议。刘冬梅[2]强调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认为只有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的通道，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权。贺德方等[3]探讨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内在机制和政策框架，结合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的创新实践，揭示了战略牵引和政策协同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贯通融合的作用机制。任保平等[4]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关键在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通过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四链融合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战略支撑。黄梅等[5]则强调了当前我国依然面临着创新资源供给、原始创新技术支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的现实困境，并提出加强原创技术研发、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强化企业创新联合体建设等建议。卞元超等[6]则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阐释了在新型举国体制中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国家主导的资源配置以及多元主体协同，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高效衔接的理论逻辑，要借助国家级创新战略和政策体系，将创新要素从分散状态向协同、高效的方向重组，消除科研机构、产业部门、政策制定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和沟通障碍。龙海波[7]指出， 必须完善中试服务支撑体系、搭建开放平台、优化深度融合制度设计、健全开放协同创新机制，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钱锋[8]则强调了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重要性，通过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推动政府引导和市场驱动的科技成果转化。孙瑞东等[9]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展开实证研究，发现该政策有效提升了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机制在于促进创新要素流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行业市场竞争水平，同时也促进了成员城市间创新成果的交易与转化。余江等[10]以全球极紫外光刻（EUV）系统为例，从创新链视角分析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指出多元体协同、龙头企业引领和制度设计创新是关键机制。王伟光等[11]则提出了优化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的方法，建议通过“揭榜挂帅”“赛马制”和“科学家+企业家”的协同合作机制，引导企业与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合作，共同组建未来产业创新联盟，形成多元化的

创新生态系统。

  1.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进展和趋势

    1. 国内外进展

从国际看，主要发达国家通过制度设计、政策和资金支持，推动新兴技术发展和产业化应用。

美国的实验室和德国的学会、协会均与产业联系密切，很多机构开展技术研发的导向就是为了满足产业需求，如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50%的经费来源于政府，另外50%来源于产业，且政府要根据协会服务产业界的绩效来决定下一个周期（5年）的经费预算[12]。《“地平线欧洲”2025-2027年战略计划》大力支持科技创新服务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3]。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也强调激发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对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促进技术创新服务于产业发展[14]。

从国内看，产业整体创新能力逐步增强，推动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加入WTO后，我国制造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产业综合实力、创新能力、竞争力都迅速提升，目前已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在科技、产业、人才等方面均打下了坚实基础[15]。在前沿技术和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机制上，我国产学研融合协同创新联合体建设成绩明显，如2019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先后围绕电子元器件、高端装备、工业软件、工业母机、5G、新能源、先进材料等关键技术领域，组织21家中央管理企业牵头组建了24个创新联合体；北京、天津、浙江、江苏等20多个省市聚焦5G、人工智能、数字孪生、量子计算、高端芯片、数控机床、生物技术、新材料、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组建了超过300家创新联合体，推动联合体建设迈向规模化、体系化、协同化的发展新阶段。同时，各个城市的创新战略联盟、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新兴产业创新中心、科技部的技术创新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制造业创新中心等新型创新联合体也展现出较强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如我国第一个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采取大学“育种”、中心“育苗”、企业“育材”、区域“成林”的发展模式，致力于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节点，已与约20所全球一流大学建立官方合作关系，每年组织实施颠覆性项目近百项，产生全球首创项目约50项，培育出近百家硬科技明星企业，孵化出全球首款车载量子通信终端，实现500km量子密钥分发，研发出柔性电子皮肤，灵敏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此外，合肥、上海、武汉等地方政府愿意到全国各地去发掘项目，在科

技创新投资方面的力度较大，进而推动其新兴产业加速发展。

    1. 融合趋势

      1. 新兴技术引领，技术跨界融合加速

人工智能（AI）、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重要力量。新兴技术也正加速跨界融合，形成全新的技术生态和产业链，引领全球科技产业进入新一轮的发展周期[16]。一是科技创新趋势从复杂技术变为超复杂技术、从单一技术突破向体系化技术突破发展，但在市场化过程中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无人机最早只是起到侦查作用，但之后的产品升级叠加了新材料、通信组网、精确制导、精密传感、低成本加工等技术，单一技术的突破已远远不够。二是创新发明与技术发展需协同突破。技术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生命周期，在突破技术关键点的过程中，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创新和发明作为支撑。例如，ChatGPT、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实现迅速发展，正是得益于高新计算技术、图形处理器（GPU）芯片技术的突破，这些技术突破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产业化提供了重要保障。

      1. 企业主体地位增强，创新体系加快构建

随着国家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重视和支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逐渐增强。一是政府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等方式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推动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二是企业积极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创新生态体系，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合作开展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活动。目前全球十大科技企业大多都形成了以平台为载体的创新生态系统， 如Facebook、AppleInc.、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都以核心企业为中心构造平台。三是全球创新模式深刻变革，企业创新系统很可能超越传统创新系统，横跨全球多个产业，利用全球的创新技术、人才、知识，在全球范围配置创新资源。

  1. 2.3要素支撑作用突出，转型升级趋势明显

近年来，我国加强政策支持，并与市场化机制协同，通过完善资本市场建设、优化区域投资布局、提升创业投资对科技创新的推动效能。我国数字经济平台企业的发展、独角兽企业的崛起正是得益于创业投资的支持，创业投资已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高效融合的枢纽和关键[17]。此外，国家和地方层面还加快构建成果转移转化平台，促进产业界与学术界、研究机构的合作，逐步提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能力，以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促进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助力培育未来产业[18]。

  1.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经验和路径

3．1加强顶层设计

实施“一把手”工程推进产业创新平台建设，多部门协同整合资源，对重点平台项目“一事一策”精准支持。一是由“一把手”统筹，省（区市）、市级分管领导直接挂帅。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江苏产研院”）和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武创院”）均实施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理事长分别由江苏省副省长、武汉市市长担任；上海市“大零号湾” 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以下简称“‘大零号湾’”）是上海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与张江科学城、杨浦国家创新型城区、华为青浦研发中心共同支撑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由闵行区区长担任管委会主任；安徽省成立的“科大硅谷”是立足合肥城市区域新空间打造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示范工程，由安徽省省长担任建设领导小组组长。二是针对重点平台项目发布具体政策措施，实施“一事一策”精准支持。上述案例中均有以省市人民政府名义印发的相关支持政策，如《关于支持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改革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关于支持武创院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加快“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支持“科大硅谷”建设若干政策（修订）》。此外，江苏省还颁布《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发展促进条例》，为江苏产研院确立法定地位、明确保障措施，是全国首次针对单一新型研发机构进行立法[19]。

    1. 加强资源保障

通过持续稳定的财政支持不断完善产业配套设施。一是平台建设前期由财政资金投入提供稳定保障。江苏产研院和武创院由对应省市财政每年直接补贴，经费使用及管理由平台自主决策，本年度结余经费可结转至下一年度使用；上海市和安徽省分别设立“大零号湾”发展专项资金、“科大硅谷”专项资金， 资金池超亿元，用于政策兑现、购买服务等，并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二是在谋划之初充分预留配套产业。“科大硅谷”先期规划建设“一核两园一镇” 功能承载区（即一个科大硅谷核心区，蜀山、高新两园，一个讯飞小镇），集聚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公共创新平台、科技型企业，同时规划100平方千米预留片区，按照“成熟一个、启动一个”的原则，适时在合肥市经开区、包河区、庐阳区、庐江县等具有条件的区域，打造若干专业片区。

    1. 加强以学促产

集聚高校势能，盘活校友经济。一是围绕重点高校建设顶尖学科集群。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为纽带打造的“科大硅谷”，依靠中科大量子科学三院士———郭光灿、杜江峰和潘建伟，孵化出本源量子计算科技（合肥）股份有限公司、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仪量子技术

（合肥）股份有限公司等一系列量子科技先锋企业，短短几年就在该领域建立起较大优势。二是激活校友网络生态，大力发展校友经济。武汉市围绕重点高校打造了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武汉大学科技园、武汉理工大学科技园、华中师范大学科技园、武汉东湖高新区国家大学科技园等5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累计转化科技成果2000余项，累计孵化校友企业3000余家。

    1. 加快推进成果转化

精准对接需求，完善供应链体系。一是建立以真实需求为导向的“揭榜挂帅”机制，积极拓展创新应用场景。江苏产研院紧扣国家创新重大需求和地方企业技术创新迫切需求，通过组织全球揭榜，已达成合作800余项，引导龙头企业创新投入超20亿元；合肥成立全国首个城市级场景公司，依托前沿技术研发所需的大量真实数据、产业资源，形成数据驱动的商业闭环，促进技术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二是培育专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不断完善科技成果产业化体系。武汉市选派科技成果转化联络员深入高校院所、科技园区和企业，做好校地对接“联络员”、成果收集“侦察兵”、成果转化“经纪人”、院士专家“服务员”，成立湖北科创供应链平台，坚持以应用为导向、以用户为主体，按照“地网筑基、天网链接、双向融合、政策赋能”的思路[20]，加快构建“天网地网深度融合、在岸离岸密切互动、市场政府协同发力”的科创供应链体系。

    1. 积极开展人才引育

破除制度壁垒，优化评价方式。一是突破编制限制，允许科研人员带编创业。江苏产研院数字制造装备与技术研究所首创“团队控股”混合所有制，突破传统事业单位经营业务受限、知识产权权属不清、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等阻碍，人才团队可直接入股，项目研发收益归运营公司所有，增值收益按股权分配，极大地调动了人员积极性，如今已孵化出多个技术团队、多家高科技公司，服务数千家企业，催生多项关键技术。二是创新企业人才评价方式，实施人才分类评价。安徽省将人才分类目录对应的人才层次评定权交给注册在“科大硅谷”符合条件的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科大硅谷”实施创新合伙人制度，设立创

新单元合伙人、耐心资本合伙人及场景创新合伙人等种类，为每类合伙人量身定制考核标准（通用指标+专项指标+加减分），依据考核分数给予产业化经费。

    1. 灵活采取风险管控措施

建立容错机制，共担投资风险。一是建立财政资金容错免责机制，明确负面清单，充分放权。武汉市支持武创院营造激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发展环境， 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对武创院开展的创新活动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但并未违反“负面清单”中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符合相关要求的，可依规定免除相关责任。对武创院拟制定出台的相关管理制度，如武汉市未有明确规定，允许武创院根据实际需要自行制定。二是创新资金支持方式，在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的同时降低投资风险。江苏产研院对有潜力、有实力的项目，创新采用“拨投结合”的新机制，依托财政资金支持，先以科技项目立项拨发资金，帮助团队承担早期研发风险，在项目进展到可以进行市场融资时，再将前期的项目资金按市场价格调整为投资。目前，通过此机制江苏产研院已实施114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大产业创新项目，16个项目成功获得市场融资，财政投资额从5亿元增值到13亿元，在投项目市值超400亿元。

  1. 7构建协同创新生态

上海市通过徐汇区“模速空间”与浦东新区“模力社区”的差异化定位与协同布局，形成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基础研发+垂类应用”双轮驱动的协同创新生态。徐汇区“模速空间”聚焦通用大模型研发与基础技术创新，吸引了255家大模型企业、34个备案大模型入驻，并汇聚了国家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及100余家投资机构，形成产学研用一体化生态； 浦东新区“模力社区”聚焦垂类模型应用与产业化加速，重点发展生物医药、高端制造、智能生产等垂类模型应用，通过“一体三平台”（“一体”是由科研院所、领军企业、政府机构共同组成的创新联合体，“三平台”分别是算力服务平台、数据语料平台和算法调用平台）超级底座，推动具身智能、生命科学等领域的技术产业化。浦东新区“模力社区”侧重成果转化与规模化应用， 已集聚30余家上下游企业，依托张江科学城的超级场景，加速垂类模型在具体行业的验证与推广。通过“模速空间+模力社区”模式，上海实现了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的闭环，为全国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产研融合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案例。

  1. 广东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4．1政府引导有待加强

一是在战略规划上对产业创新缺乏持续性耐心和前瞻性布局。以浙江省为例，2003年时任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作出了“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的决策部署，经过二十余年的持续投入和沉淀，才有了DeepSeek爆火、杭州“科技四小龙”横空出世的局面。2023年全国（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广东RD经费投入高于浙江，但基础研究占RD经费比例仅为6.77%，低于浙江（8.2%）[21]；2024年，浙江财政科技支出（887亿元）比广东还多3亿元，较上年增加15%[22]，广东省对产业创新的持续投入和前瞻布局与之相比差距甚大。二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持续低于江苏（见表1）。2023年，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为1.8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5%，但在2019-2023年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连续5年落后于江苏。三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整体研发投入水平不高。2023年，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1.85%）远低于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3.54%）。四是81%的地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22年，仅有广州市、深圳市、惠州市、东莞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除深圳市外，广州市、佛山市、东莞市在粤、苏、浙三省9个重点城市（工业增加值超过4000亿元）中排名靠后且差距不断扩大。2022年，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规模在1000亿元以上的地市只有1个

（深圳市1491.38亿元），300亿元—1000亿元的地市仅有3个（东莞市411.00亿元，广州市401.00亿元，佛山市305.48亿元），其余地市除惠州市（170.23亿元）外，均低于100亿元。

    1. 高质量创新要素供给不足

一是重点领域“卡脖子”技术短板依旧突出。广东省高端芯片、高端自动控制系统和高档数控机床、汽车电子元器件等多数仍依赖进口。国外厂商在电子设计自动化（EDA）、三维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建模、计算机辅助工程（CAE） 等高端工业软件占绝对优势。二是与产业需求匹配的人才、社会资金有限。据企业反馈，目前广东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兴领域毕业生数量远低于市场需求；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耐心资本缺乏，难以匹配长周期研发需求。三是产业创新能力建设支持资金有限。主要体现在资金总量与覆盖范围不匹配，以佛山市为例，2025年省级专项资金仅745万元，仅能覆盖2家企业（1家

技术中心获200万元、1家创新中心获545万元），资助比例极低。

    1. 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未充分发挥

一是企业内生动力不足。我国大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偏低，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不足，高层次人才分布不均， 中小企业融资受限。部分企业因短期业绩压力削减创新预算，导致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性不足；国有企业受考核机制限制，高风险创新项目参与度较低。二是主导能力偏弱。企业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不足，还未能真正成为“出题者”和“答题者”。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不紧密，大部分初创企业因试错成本高而放弃原始创新。三是对外合作不畅。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渠道不畅，缺少专业化转移服务机构及人员，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流向民营企业的较少。

  1. 4创新成果转化堵点亟待破除

一是转化激励机制不健全。科技成果权属界定模糊，导致科研人员转化动力不足；收益分配比例不明，导致“不想转”问题突出；受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限制，“不敢转”成为普遍现象。二是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部分高校院所重学术、轻转化，且相关研究大多面向前沿领域，能够对接产业并快速产业化成果较少，难以匹配企业需求。三是科技成果转化支撑服务不足。我国概念验证及中试平台均起步较晚，整体处于前期探索建设阶段。平台建设面临资金及专业人员缺乏、管理和运营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导致各类平台在数量及服务能力上均显不足。此外，专业化、社会化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数量不足，资源整合能力较弱，难以满足高校院所和企业在需求匹配、成果转化、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服务需求。

  1. 广东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5．1不断完善组织机制

一是加强顶层谋划，针对不同产业创新目标，统筹兼顾做好顶层设计，围绕政府引导、产业出题、科研答题、市场验证的路径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和支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合；二是建立政策动态评估体系，持续完善产业、市场和科技融合的长效机制，及时跟踪政策实施效果，破除制约企业投资、研发的障碍，包括准入和监管等；三是强化资源投入，加大各级财政资金对创新主体及各类创新平台创新能力建设的支持并保持相对稳定的比例，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1. 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能力

一是强化源头创新，布局大科学装置支撑原始突破，推行“揭榜挂帅”机制吸引全球解题力量，建立长周期非考核资助体系以保障持续探索；二是以需求为导向，由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共建中试平台，攻克共性难题，同步推动自主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抢占产业高地；三是优化场景适配，通过企业技术需求哨点平台精准对接研发方向，开通专利快速审查通道以加速成果转化， 开放智慧城市等应用场景验证技术实效。

    1. 畅通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一是推行职务发明权属改革，保障研发团队高比例收益权，并建立由政府主导的概念验证风险分担机制，降低早期风险；二是贯通金融支持，面向初创型企业构建财政与银行联动的风险补偿池，面向成长期企业发展科创债贴息及知识产权证券化，面向成熟期企业优化并购分层支付机制，实现全周期资金精准灌溉；三是搭建“概念验证—中试熟化—量产测试”三级转化平台，提供绿色通道及资源支持，推动国有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集中攻克工程化技术瓶颈。

    1.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一是用好省级重大科技专项、重点领域研发计划、产业基础再造等专项资金，支持头部科技企业开展基础应用研究，在前沿交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深耕；二是通过优质企业梯度培育、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助力产业链与创新链招商等措施，用好高水平创新平台“朋友圈”，促进创新型企业加速集聚；三是重视民营企业在创新机制中的重大价值，充分调动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企业技术中心所在企业等的积极性，加大对产业创新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持续支持其开展自主创新；四是支持链主企业发挥创新生态引领作用，发挥好制造业创新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共性技术平台的创新策源作用。

    1. 加强创新服务体系建设

一是强化检测认证服务，保障产品质量与安全。建立标准化的测评体系， 通过评估促进技术发展。鼓励建设质量大模型，推动解决行业内质量领域的共性技术问题。二是加强标准引领作用。鼓励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各类标准研制，特别是国际、国家、行业的标准制定，争取广东企业在业内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三是建设一批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如公共技术平台、公共计量测试平台、概

念验证及中试平台等，为企业提供共性技术支持、产品质量检测、概念验证和中试等服务支持，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和创新风险，提高整体的创新效率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5．6完善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以产业发展为导向，持续推进产业人才工作。参照集成电路产业，根据各类产业实际，组织实施产业人才专项政策，加快培育高素质产业人才队伍。二是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动企业、高校和研究所科技创新和应用并行发展，建立“校-企-研”共同设计、全员参与论证、集体研究确定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工作机制，培养更多适应未来社会的高质量复合型、实干型人才。

河北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宋雪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是农户等经营主体在不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条件下，将农业生产中的耕、种、防和收等全部或部分作业环节委托给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完成的农业经营方式，是农民在基层实践中形成的能够科学合理处理农村所有制关系、劳动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的1种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这种模式有助于促进小规模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有助于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近几年来，河北省为加快培育多元化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组织，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在全省大力推广全产业链托管、菜单式多环节托管、股份合作分红、股份托管并行、专业化托管、供销社为农服务等托管服务模式[1，2]。促

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现代农业发展，为构建与农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农村生产关系蹚出了新路。深入分析了河北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创新实

践与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有效对策，旨在总结其成功经验，精准破解发展难题，以期为加快培育壮大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进农业现代化提供借鉴。

  1. 河北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发展成效

    1. 服务面积增长较快

河北省大力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托管服务，鼓励农民合作社积极对接市场，为农户等经营主体提供机耕机收、统防统治、代耕代种、统一购销等各类生产托管服务；支持供销合作社依托社内企业、基层社和领办的农民合作社等，发挥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开展托管服务，引导农机、农资等生产经营企业和社会资本成立托管服务组织，开展生产托管服务。截至目前，全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组织已达3万多家，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达1333万hm2，已形成农业生产托管组织为核心，合作社、服务企业、集体经济组织等多元协同服务格局。

    1. 服务模式不断创新

河北省采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方协同”的机制，积极推广全产业链托管、菜单式多环节托管等6种主要托管服务模式，满足不同农户的需求。其中，南宫市探索实践“供销社+农业服务公司+村集体+农户”模式，实现“保底

收入+二次分红+打工赚钱”三重收益；定州市推行“土地专业合作社+农户+中化托管服务”模式，实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4]。

    1. 生产效率与质量稳步提升

河北省农业托管服务通过规模化、专业化、科技化的服务，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小农生产的模式，从而带来了效率和质量的提升。生产效率的提升主要体现在“节本、增效、省力”上，生产质量的提升直接表现为粮食产量的增加、农产品品质的改善和农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广泛应用机械化、无人机植保及大数据监测等技术，提升生产精准度。其中，廊坊安次区通过农机合作社推广智慧农业，助推粮食产量年均增10%以上，部分小麦产量突破11.68t/hm2，并在减药减肥的同时实现绿色高产。

  1. 河北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1. 政策宣传不到位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是1项新模式，一些农民对其还缺乏足够了解，存在观望心理，对服务政策稳定性还持怀疑态度，参与托管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5]。多数服务组织积极为土地规模较大、收益多的经营主体提供服务，规避为小农户提供服务；部分农户对土地经营权流转存在误解，对托管服务的长期效益认识不足，参与意愿不强，致使土地托管服务工作开展缓慢。

    1. 农业托管服务主体托管集中程度低

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其中规模化是一个重要的前提。目前来看，多数服务主体为本土化的合作社或小型公司，存在规模小、服务能力较弱的问题，托管面积有限，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导致运营成本高、经济效益低。抗风险能力弱，缺乏应对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的机制和能力[6]。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和体制机制来保障。

    1. 全程化服务覆盖率低、产业链整合能力弱

服务内容较为单一，目前多数仍集中在“耕、种、收”等产中环节，而对产前的市场信息预警、产后的烘干晾晒、初加工及销售等环节涉足较少，全产业链整合能力较弱。从生产性服务的供给结构来看，产中服务相对充分，产前和产后服务则发展滞后。从作物类型来看，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及大田作物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相对完善，而经济作物、特色养殖等相关服务则较为欠缺。

  1. 对策建议

    1. 加大宣传引导，调动农民参与托管的积极性

各级政府在做好典型宣传、示范带动工作的同时，积极为农民宣讲解读相关政策文件，编辑发放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政策指南，开展讲座学习相关知识、先进案例等让更多的农民了解农业托管服务的运作方式，真正让农民看到农业托管服务带来的好处，逐步消除对土地托管的种种顾虑，主动参与到农业托管服务工作中来；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因地制宜发展单环节、多环节、全过程生产托管等服务方式，在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为农民提供生产环节上不能干的事、干不好的事、不合算的事，逐步转变小农户生产经营方式，形成人人懂托管，户户想托管格局。

    1. 培育壮大服务主体，促进服务规模化集约化

加大对农业托管服务主体的支持力度，各级政府需扩大涉农开发项目中农业托管服务的比重，通过综合运用税收、奖补等政策措施，扩大支农补贴范围；建立健全农业信贷担保制度，为托管主体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大力发展农业保险，降低经营风险，鼓励保险公司积极开展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大灾保险、农产品价格和收入保险、贷款保证保险等试点，合理提高理赔标准，拓宽涉农保险覆盖面[7]；完善托管服务主体组织形式。积极推广“村党支部+托管服务主体+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农户”“托管服务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等组织形式，促进发展各主体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8-10]；继续加大对服务主体的技术培训，努力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1. 积极探索实践，不断拓展托管服务领域

鼓励支持服务主体由传统的粮食作物托管逐步向经济作物、特色作物延伸，并进一步由种植业环节拓宽至养殖业等服务范畴，实现跨作物、跨产业的综合性服务覆盖；积极搭建连接第二、第三产业的服务平台，整合加工、销售、品牌打造等环节资源，提升社会化服务的整体水平；通过强化产后加工、市场对接、物流销售等服务能力，推动生产托管服务由产中关键环节向产前预警、产后处理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通过政策引导和项目示范，推动服务组织形成全程化、一体化的服务能力，不断扩大生产托管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率，最终实现农业全产业链整合与价值提升[11，12]。

联动发展绘就共富新图景 苏浙粤闽经济大省推进共同富裕的观察与思考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2025年10月30日）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的重大历史使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近日，光明日报记者会同江苏省委党校调研组，系统梳理了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东部沿海经济大省勇挑大梁、率先探索推进共同富裕的创新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不断推进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从江苏“南北共建”到浙江“片区组团”，从广东“协调共富”到福建“山海协作”，苏浙粤闽这四个经济大省，正以各自的创新实践共同探索着同一个时代命题：如何在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

  1. 奋楫勇争先苏浙粤闽推进共同富裕的创新实践

调研组走进江苏省宿迁市吴江泗阳工业园区，盛虹集团全球首条再生纤维生产线正平稳运转。在这里，仅需8个小塑料瓶就能制成一件Polo衫，“变废为宝”成为现实。

60公里外，苏宿工业园区的苏州电瓷厂（宿迁）有限公司车间里，生产线同样忙碌。自2011年从苏州转移至此，该厂已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瓷绝缘子生产基地。“今年上半年产值增长约10%，订单排得满满当当。”企业总经理戚冰介绍。

这两个园区的发展，源于2006年江苏启动的一项区域发展试验——“南北共建园区”。苏州与宿迁率先行动，建立起全省首个共建园区。从最初的产业转移，到后来的产城融合，江苏开启了探求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新征程。

“我们要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用新的奋斗实践赋予‘南北共建’新的时代内涵，努力把园区打造成为更高水平展现共同富裕光明前景的重要窗口。”苏宿工业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十九年来，这份探索已结出硕果：宿迁经济总量在全省的比重从2005年的2.1%提升至目前的3.5%；两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从2014年的2.50降至

2.24。差距的缩小，不是苏州发展慢了，而是宿迁的发展加速了。

从“一花独开”到“百花齐放”，如今这样的共建园区在江苏已发展到45个。苏州和宿迁、南京和淮安、无锡和连云港、常州和盐城从以扶贫转移为主体的“南北挂钩”，到以园区建设为重点的“南北共建”，再到以拓园发展为路径的“南北共富”，“南强北弱”的格局正在被“南强北兴”的局面取代。

江苏的南北联动已从产业合作和共建园区向科创、教育、医疗、人力资源等领域拓展。调研组了解到，全省292所学校结对共建；74家医疗机构建立帮扶关系；苏南10个重点园区与苏北10个重点县建立劳务合作 南北联动已从单一的经济合作拓展至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苏南、苏中、苏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72289元、52599元、40086元，苏中、苏北地区居民收入增速继续领先全省，苏南与苏北居民收入比值由2014年的1.96缩小至1.80。这场始于产业转移的探索，正在更广阔的领域开花结果。

作为经济发展的“优等生”，广东也有着“偏科”的烦恼，粤东西北12市经济总量仅占全省约20%，部分山区人均GDP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共同富裕的短板，恰恰就在县镇村。

2022年12月，广东全面启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在韶关市新丰县马头镇，通过“土地增效+资产盘活+就业扩容”的模式，实现了农民增收、集体增利、产业增势的突破。2024年，该区域总产值达6亿元，示范带村集体总收入突破1200万元。

一年来，广东城乡收入比缩小至2.3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67万元，10万元以下的薄弱村基本清零。

山海相望，曾是福建区域协调的难题，如今，通过加强山海统筹，福建让“山”的特色与“海”的优势深度交融互补。

福州与南平/宁德、厦门与龙岩、泉州与三明建立对口协作。在三明市三元区，泉州的“产业飞地”——泉三高端装备产业园已吸引24家泉州企业入驻，总投资超60亿元；而在泉州市洛江区，三明的“科创飞地”——中国机械总院海西分院泉州创新中心落地一年来，已成功打造4个科技产业团队。

这场跨越山海的协作，让龙岩和三明的人均GDP在全国20个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中分列第一、第二位。2024年，福建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857元，福建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2.06，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浙江，从2003年“千万工程”的空间整治起步，到连续六年写入省委一

号文件的片区组团发展，浙江的共富之路经历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 的转变。强村带动弱村，千村联结万村，一幅全域共富的画卷正在展开。

2024年，浙江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连续第24年和第40年位居全国各省区首位。

  1. 他山有砺石解锁经济大省的“共富”密码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是推进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各地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需要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有所取舍，灵活探索符合当地实际的产业发展路径。例如，“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多样性资源丰富，晋江的侨乡优势给鞋服产业带来先发优势，政和的一片茶叶带富一方百姓，平和的一粒蜜柚打开了百亿市场，宁德的一尾大黄鱼“游”出了百亿产业；“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坚持以“实”为导向，发展来料加工式、定向招工式、电商直播式、农旅融合式、品牌带动式等六类共富工坊，目前全省累计建成各类工坊超1.1万家，累计吸纳农民就业49.8万人，带动人均月增收2600元。

勇于担当、持续改革创新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动能。经济大省的发展大多是靠“吃改革饭、走开放路”起家的，因此，保持“敢闯敢拼、自强不息” 的改革创新精神，聚焦“放活”权限、“盘活”资源、“激活”要素，不断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才能闯出一条共富之路。调研发现，江苏创造出南北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双向飞地模式，改变了原有南北帮扶合作型飞地单向输出的模式，后富地区跨江向南、反向融合；浙江的片区组团发展实践，直面当前乡村发展面临的要素分散、产业同质化严重、竞争优势不强等问题，是破解“单村突破”局限的改革创新之举；广东的“百千万工程”突出强县、富民、融合、向海，推进扩权强县和强县扩权改革、镇街体制改革，推动各类资源下沉到县、镇、村。

共建共享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建立权责明晰的契约型、分红型、股权型的长效机制，从“单一主体获益”转向“多元主体共赢”，才能有效保障各地发展成果共享、发展责任分担。调研发现，江苏张家港市的永联村从几百人的“小村庄”发展成上万人的“旗舰村”，不仅通过保留股权、二次分配、提供福利等途径让本村村民共享富裕成果，还通过并队扩村、利益共享、对外

帮扶等方式，让更多人分享发展红利。浙江湖州长兴县小浦镇八都岕片区在不

改变原村级集体财产所有权、收益权和监督权的前提下，通过多村共同出资组

建强村公司，“资产联营、事务联议、队伍联管、品牌联创”的长效机制清晰， 群众也易于接受。

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深厚底蕴。实现共同富裕，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将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风尚深度融合，既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内在要求，也能更好发挥文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力量和道德滋养的持续作用。例如，江苏地域文化特色鲜明，既有吴越文化的细腻柔美，也有中原文化的雄浑壮阔，表面看似“散装”，实则内在凝聚力强。“苏超”的火爆得益于民间自发的“斗梗、斗歌、斗诗”式网络文化传播，“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的背后是山水相依、人文相亲的内在联系，不仅推动了足球与城市文化创新共振、文旅体商共同发展，还成为充分展示地方软实力的“文化IP”。

党建引领整体联动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坚强保障。各地致富模式不同，但党组织在搭建平台、汇聚资源、整合要素、建强队伍、优化政策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有力地保障了各地形成整体联动的组织体系。调研发现，江苏江阴市山泉村成立了村民事务理事会、村民办事中心、警务室、村文化大礼堂，每户家庭的墙上都贴有一张印有全体村干部姓名、职务和手机号的服务卡。通过党建网、治理网、服务网“三网融合”，山泉村从“落后村”蝶变为“先进村”，2024年村级收入达1.18亿元、村集体净资产7.35亿元、发放村民福利2084万元。

  1. 行至水深处“共富”道路上面临的挑战

“增收”与“均等”的双重考验。在“增收”层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绕不开的现实。近年来，尽管各地农民的绝对收入持续增长，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但也面临农民收入增速放缓、收入结构不合理等突出问题。农村集体经济虽然探索出了党建引领型、资产盘活型、农旅融合型、村企共建型等模式，但增收主要依赖于土地出租、物业经济等形式，此类农业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短期内对村集体经济贡献有限。

在“均等”方面，共同富裕不仅是“钱袋子”的富足，更是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期盼更加优质化、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供给，而各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规模、供给水平、保障标准等仍存在差距。如何吸引并留住优秀的乡村教师，如何让村民享受到与城市同质的医疗服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项长期任务。

“头雁”难寻与“活水”难来。以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农村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头雁”和“活水”，即人才和资本。当前，乡村普遍面临“人口

老龄化”“人才空心化”“组织薄弱化”等问题，缺乏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村人才和能力出众的村级组织带头人，难以发挥“领头雁”的引领作用。如何破解乡村人才困境，建立系统性机制，吸引、培育、留住并激励人才扎根乡村，选准用好致富带头人，并借助业绩考核等刚性制度管好用好“能人”，是决定其能否实现内生性发展的核心问题。

此外，乡村振兴不止于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人居环境的提升，还涉及产业振兴、基层治理、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的深入发展，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对此，有必要打开融资新通道，为乡村发展注入金融“活水”。创新既“接地气”又“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融资机制，设计合理的风险共担和利益分享机制，是打通乡村发展资金动脉的关键所在。

  1. 长风破浪时推进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要把蛋糕做大，也要把蛋糕分好。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拓宽市场主体的创富空间。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需要培育更有创富活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须立足当地资源禀赋，锻造科技长板和产业特色，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开拓经济增长新领域。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运用数智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优势主导产业的竞争力。有条件的地方应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等未来产业。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的融合发展水平，加快发展科技服务、创意设计、商务会展等高端服务业，促进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和新就业模式健康发展。

实施强村富民集成改革，稳步助推农民增收。一方面，打通科技成果向农村转化的通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以科创引领先进生产要素落地农业，加速种业、智慧农业、智能农机装备等农业科技细分领域产业化， 大力推进生物育种、人工智能、无人机等先进技术在农业的深度应用。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标准化园艺生产基地、设施农业、畜牧业与渔业设施装备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广农业机械化新技术、新机具，以农业机械化来引领支撑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有成效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探索宅基地分配、流转、抵押、退出、使用、

收益、审批、监管等制度路径，推进农业“标准地”改革和“三权到人（户）、权跟人（户）走”改革，探索农民带“权”进城，从源头上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

打造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共同体”，实现权益均等共享。江苏昆山通过积极打造县域公共服务“城乡共同体”，实现了城乡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的均衡发展。可以此为示范，在教育上，突破传统单一行政区域的教育布局局限，打造“城乡学校共同体”，探索实行“师资同盘、教学同步、培训同频、文化同系、考核同体”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模式；在医疗上，持续深化县域医共体和城市医联体建设，明确各级医疗机构的诊疗服务范围和转诊标准，引导患者合理有序就医；在养老上，加大对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投入，完善农村养老服务补贴制度，降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成本，探索农民退休制度，通过精准帮扶、协同帮扶、融合帮扶等多种途径补齐弱项短板。

完善“引育用留”人才生态体系，形成乡村“群雁”队伍。为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振兴乡村，亟须打破地域、身份、编制限制，构建灵活多元的乡村人才引进机制。聚焦致富能人、优秀党员、退役军人、返乡创业人员等群体，实施“新农人”培育行动计划，打造“新农创”“新农匠”“新农服”“新农商”“新农干”5支队伍，形成“头雁”引领格局。后备村干部作为“头雁”接力者，应纳入“雏雁”培养计划，可按照“近期使用、中期培养、长远储备”的发展思路，完善培育、历练、使用全链条管理机制，打造一支素质优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堪当重任的“雏雁”队伍。

构建耐心资本下乡的长效机制，为乡村注入金融“活水”。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特征，要求资本突破时间维度，克服“快进快出”短期逐利行为给农村带来的不利影响，持续挖掘释放农村资源禀赋的长期价值潜力。鼓励各地根据当地农村产业发展实际需求，结合投资目标设立耐心资本下乡的准入标准，防止短期投机资本收割政策红利。强化政策性金融支农作用，设立乡村振兴专项金融基金，推动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乡村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农业供应链金融等创新工具落地，通过数据共享、信用评级等手段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可靠的信用评估依据。探索“耐心资本+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紧密型利益联结模式，针对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推出“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农产品期货+保险”等产品，既保障农民收入，又增强融资能力。

中国传统村落调研 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临溪镇周坑村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信息中心工程师丁鑫

  1. 村落概况

周坑村位于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临溪镇东南部，东临歙县，西接瀛洲镇，生长于登源河贯穿形成的狭长冲积河谷之中（见图1）。村域面积27.71km2，辖湖里、中王、周坑、隐川、汪坑、辇显、高车、石榴8个自然村。

唐中和四年（公元884年），歙州刺史周垚卸任后来此建村，至今已有一千

余年。河谷地带的独特自然环境既催生了周坑村“山—林—村—田—河”的纵向空间利用模式，又因水路便利地狭人多促使村民外出经商，胡雪岩便是其中代表。2023年，周坑村入选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1. 聚落特征

周坑村各自然村的选址及空间格局均受到徽州传统风水理念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双重影响。

就选址而言，由于登源河为连续“S”形弯道，周坑下辖的6个聚落顺势分布于沿河凸岸阶地，呈分散布局（见图2）。各聚落“背山—面水—环河”的选址特征，既符合徽派风水“负阴抱阳，玉带环腰”的风水范式，又具有地貌安全、农耕便利、运输通达三重现实保障，实现了现实需求与风水理念的统一。

聚落内部，为最大限度保留稀缺的耕地资源，村民建房“见缝插针”，形成高密度的聚居形态。作为登源河流域重要的商贸节点，周坑村为适应货物转运需求，将村内小径拓宽改造，主道宽度增至1.2m，以青石板铺就，确保挑夫货担顺畅通行，且所有主干道均直抵河岸码头与古商道入口。新建建筑沿交通动脉有序延伸，形成“路通商道，房临码头”的布局特征（见图3）。

  1. 村落活力

村落一直以来的产业发展也受其独特自然环境的影响。周坑村域内，登源河谷平均宽度不足2km，横向空间发展受限，村民们便充分利用纵向空间，将靠近河流的阶地近水处开垦为冲积农田，较高的阶地筑屋聚居，最上方更陡峭处则辟为茶园林地，形成“山—林—村—田—河”的立体嵌套格局，相应衍生出“山田种林、河田栽稻、坡地种菜”的立体种植传统（见图4）。但由于河流和阶地陡坎的切割，耕地多为“巴掌田”，即便农民日夜勤劳耕种，单靠农作收入，生计仍难保障。

于是在明清时期，周坑村借助登源河水运优势发展区域商贸，其下辖的湖里村更是逐步发展为重要的水运枢纽。凭借盐茶贸易的繁荣，村落经济日益兴旺，高车村姜氏火腿加工等产业也随之蓬勃发展。更多村民从水路或陆路启程，开启外出经商的漫漫征程。

至2014年，周坑村“巴掌田”的先天缺陷无从改变，河流商贸绝迹，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村民只能依赖零散种植与外出务工维持生计，村中常住人口仅1200人，周坑村一度成为临溪镇唯一的贫困村。

在脱贫攻坚的背景下，周坑村抓住传统村落保护契机，通过系统性挖掘村落资源价值、总结传统土地分层利用的智慧，构建起“分层立体种养”的多元产业体系，实现了产业兴旺、村庄发展。

在地势最低的一级阶地河漫滩湿地，村落充分利用曲流缓流区的沉积沃土，引入“荷花+泥鳅”共生模式，将中王村易涝荒滩改造为百亩生态荷塘。一方面，荷花根系固土使水土流失率降低，形成天然防洪屏障；另一方面，泥鳅养殖与莲蓬采摘年产值达25万元，叠加婚纱摄影、荷塘观光等文旅项目，年吸引游客5000人次，带动周边民宿餐饮增收，实现了“防洪—生产—文旅”三重功能的有机融合。

二级阶地着力破解“巴掌田”细碎化困境。周坑村通过“跨自然村土地流转+合作社整合”模式，将分散的200余亩耕地集约经营，发展粮食蔬菜种植， 并建设农副产品冷冻库，延长作物保鲜期，有效规避了农产品集中上市带来的价格波动风险。同时通过“村集体+合作社+农户”分红机制，为本地长期闲置劳动力提供了田间劳作、农产品分拣等合适岗位，多渠道增加了村民收入。

对于三级阶地，探索生态林业与经济茶业协同路径：一方面，依托林长制推进公益林建设，年生态林补贴3.14万元，既巩固“绿水青山”生态基底，又增加村集体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发展生态茶园与山茶种植，形成茶叶精制、山茶油加工等特色产业，年销售额突破40万元。

周坑村产业转型直接带动了人口结构的显著优化，常住人口从2014年的1200人增至2024年的1800人，青壮年劳动力占比从31%跃升至45%，“空心化”趋势得到根本性扭转，村庄发展活力持续增强。

  1. 保护发展

周坑村在激活产业活力的同时，在规划引领、环境整治、文化活化等方面展开系统性举措，进一步探索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有效路径。这些举措既守

护了村落的历史文脉与生态基底，也为村落长远发展筑牢根基。

    1. 规划引领：构建科学发展框架

2024年，周坑村完成《绩溪县临溪镇周坑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规划以保护徽商文化、祠堂文化等特色资源为核心，划定保护对象，明确对云潭岭古道、胡氏宗祠的具体保护措施。同时，前瞻性布局产业发展空间，将文旅体验、现代农业、生态保育等功能与三级阶地地形相匹配，实现空间资源高效利用，保障村落发展。

    1. 环境整治：提升村落宜居品质

围绕人居环境改善，周坑村实施系列基础设施工程。交通方面，新建1000m石板路串联自然村，修复云潭岭古道，建成湖里—高车—石榴村彩虹路，安装144盏徽派路灯，打造特色交通景观。生态治理上，整治河塘沟渠、推进污水处理项目，加固河岸生态护岸，多维度保障一级阶地荷塘产业的水环境安全。此外，利用乡土材料改造房前屋后闲置空间，建成多处景观小品，既延续传统风貌，又促进环境品质提升（见图5）。

    1. 文化活化：传承创新地域特色

深挖徽商文化与宗族文化内涵，周坑村开展多元文化活化行动。

依托胡雪岩故里、商帮遗迹，打造“雪岩商道”文旅品牌，通过场景复原、数字展陈重现徽商历史；将胡氏宗祠改建为“徽商精神研习馆”，开发研学课程吸引游客。同时，整理胡氏族谱、编撰文化档案，举办民俗节庆活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焕发新生。这些文化实践不仅增强了村民文化认同，更为村落发展注入独特魅力（见图5）。

    1. 机制创新：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发展机制上，周坑村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创新。通过“村集体+企业

+农户”合作模式，收储闲置民居开发精品民宿，以“保底租金+收益分成”保障农户利益；此外，通过设立传统村落保护基金，专项用于传统建筑修缮与文化传承，确保保护与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传统村落振兴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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